背井离乡，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描述一种很悲惨的境地，到了今天似乎依然如此，但是其中又有了新的含义，那就是让人们看到一种希望，所以宁愿忍受一段悲惨的时期。就这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加入移民大潮，义无反顾地舍弃国内的一切来到西方国家很多人都会问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西方社会的吸引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很多人逃离中国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自从九十年代初期我移民澳大利亚到现在，我经历的十几年的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相互交替生活，前后更换了三个国家。不断有人向我问起这个问题，仔细想来，在西方国家生活感触最深的不是其优美的环境，也不是其富足的社会条件，更不是其舒适的生活方式。对比中国而言，西方国家是一个相对讲求规则的社会，这是其最吸引人的地方。人类生存除了物质上的东西以外，所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明确的规则和严格的规则执行所带来的就是安全感。

    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从我们的老祖宗开始已经争论了不知道多少年。要我说，人性善恶各占一半，关键在于环境。一个讲求规则的社会环境诱发人们善良的本性，一个不讲规则的环境，诱发人们恶的本性。

    说起来规则，中国的规则并不比西方少，我们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如今还有逐步完善的法律条文和行政规定，那么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差异到底在何处呢？我们每个人在大讲规则的同时希望自己是被规则约束之外的那个人，宣扬规则的同时在破坏规则。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系。封建社会时期，皇上，乃至于皇族是被规则束缚之外的，到了解放初期，共产党为了赢取民心，采取的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办法，那就是均贫富，这一招在历史上吸引广大群众的支持从来都是屡试不爽。但是真正的均贫富是不可能的，人的能力各有差异，过于平均会影响社会的发展。那么在分配的时候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在钱财等物质方面的分配是尽可能平均的，这样可以掩人耳目。然而同时分配了一种钱财以外的东西，那就是违反规则的机会，今天我们称之为特权。我们回忆一下，改革开放之前，一个高干和一个普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并不是很大，也就是家里的存款差异也不是很大，但是高干有宽大的住房，专用的汽车，生活用品上面有特供。这还并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高干子弟犯了法，有几个能够被绳之以法的？只有极个别的做做样子罢了。因此，人们把追求特权看作是一种光荣，而不是可耻的事情。这种观念就把社会搞乱了。

    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确实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被搞乱的思维依然存在，人们在自觉或是不自觉地破坏规则，看起来是一种适者生存法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最后使很多人不得不逃离那个环境。

    我们先拿每天最常看到的现象做例子来比较，那就是路上的交通状况。特权使这个社会陷入混乱。在中国，汽车的牌照，挡风玻璃前插的牌子，专用的喇叭，闪动的红灯......都在预示着自己的特权，预示着自己可以游离于交通的法规之外，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大部分的行为其实都是在无耻地侵占公共资源，本来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但是特权车的取消会影响不知多少贪官污吏的利益，于是人们只好弃善从恶，托关系办理特殊牌照，或者干脆就弄个假的警灯，找个机会享受一下特权。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那么可不可以有特权？当然可以。这和特权的必要性以及道路的状态有关系，必要性是指公众所公认的事情，比如说救人，救火，抓坏人等等，那么一辆军车鸣着警笛送孩子上学肯定就不必要。想想中国的那些特权车有多少是有必要的？中国的道路状态到底只能容纳多少特权车？在国外这些专用车辆只要是红灯一闪，所有车会马上靠边，因为大家认同这项规则。当道路状态允许的情况下，政府还会设计出一些特权车道，给那些乘坐两人以上的汽车通行，以鼓励大家多搭车，少自己单独用车以免造成拥堵，所有人都会认同这项规则，你看这种特权是还给百姓的。

    过去人们总以为国外人的素质高，交通秩序良好是因为大家相互礼让的结果，仔细观察发现不是。在这里的人该你走的时候丝毫不让，其实这样才有利于交通疏导，这是人们严格遵循规则的结果。明确的规则和严格地执行规则使人们充满了安全感，人们在充分享受这种行为带来的好处以后就会更加珍视这种环境，从而使社会进入良性循环。从交通现象推广到社会上所有的领域，我们不难从中受到启发。

    现实中的例子真是太多太多。从眼前开始找，就说救灾捐款问题。本来做善事是一个人的自由，人们靠捐助的行为使自己的内心感到快乐，这是做善事本来的规则。个人的财产，公司的财产都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这也是规则，而且是最高、最神圣的规则。然而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人站出来制定另一套捐款规则，去指责别人是不是捐少了，但这种多与少又没有确定的依据，制造了一些非常混乱的规则。在国外，一个人捐了多少属于个人隐私。对于富人，政府所制定的税收政策应该是固定的，不是今天这个政策，明天那个政策，难怪中国的富人要把钱转移到海外去呢。

    前一段时间抵制家乐福的行为更是毫无规则而言，在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人们没有人去理会到底以什么为依据去这个地方示威，没人去关心家乐福的大股东和达赖到底有没有关系？反正我就选中你了，这个规则由我来定。本来“冤有头，债有主”这是规则，所谓"杀鸡给猴"看是最没道理的了。猴子犯了错，应该把猴子抓来杀了，你杀那无辜的鸡算什么？倒是猴子装出来一副害怕的样子，让你觉得特有效果，下一次猴子再犯错，还抓一只鸡来杀，这样看来简直是让猴子给耍了。想想我们还有多少这种不讲道理的规则呢？

    另外，在规则上面加上一个潜规则是破坏规则的最好办法。我现在生活在这个城市温哥华，从申请移民到申请持枪证，所有的审批都是按照固定规则进行的，到了规定的时间没有消息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质问。在中国却要去请客、送礼、走关系，你如果不遵从潜规则会遇到各种麻烦，你去质问应该是在维护本来的规则，但是你敢吗？

    西方社会当然也有其不完美的地方，但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一俊遮百丑的了，因为这样可以进入良性循环。在中国，改革的难度就在于会影响那些掌握特权人们的利益，只要有那些没有道理的特权存在，人们永远无法做到遵守规则，因为特权本身就是在破坏规则，这样就自然进入了恶性循环。我们一直在高喊要求民主，一个连基本规则都不遵守的环境如何推行民主？似乎是个悖论。民主的规则是你有自由的权利，但一定要尊重别人也有自由的权利；你有说话的权利，同时也要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这个规则你能遵守吗？看看在网上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遵守这个规则了吗？人人都在试图扮演执法者的角色，或者是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其实人们误解了，执法者首先自己最应该守法，规则制定者自己需要首先遵守规则。在国外，脱了警服的警官（下了班以后）比百姓还老实，灭了警灯的警车（不执行任务时）只能挤在车流里，中国做得到吗？这就是过去政府在执政过程当中留下的祸根，所以说，中国要想赶上西方先进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单纯经济上去了还远远不能称为是发达国家，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是不利于吸引人才的，吸引来的人只会出于经济利益把这个地方掏空。改变一个观念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等不及的人们就这样移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