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学界及社会关心的“贱卖”、“外资入股”、“金融安全”等中国银行业热点问题，近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与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举行了“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更安全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分析认为，银行业曾有过高危的过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舆论或者国际评论连篇累牍地说，中国银行业技术上已经“破产”。改革以后，中国银行业总体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交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单。

杨再平表示，大量的研究证明，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是良性互动的。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增强本国银行的国际生存和发展能力、国际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大趋势下保持本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安全性，进一步缩小本国银行与国际领先银行的差距。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必须要用正确的标准来评价过去几年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所做的尝试和努力，要看金融开放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是维护还是伤害了我国的金融安全？回顾上世纪末我国金融行业状况，国有银行的呆账达到40%，数万亿资产流失，对我国经济构成巨大的威胁。不光是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也是在这种体制的束缚下，坏账累累。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在基本封闭的情况下，以国有制为主体的一个金融体系中发生的，与外资和金融开放无关。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恰恰是在于封闭，而不是开放，历史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贱卖论”是根本不成立的

随着美国银行出售建行股份，市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导致了中资银行资产贱卖的声音再次响起。专家们在对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后，得出的结论是：“贱卖论”根本不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认为，“贱卖论”真正的危害是会阻碍国有资产发展。贱卖的思路非常简单，就是从以后一个时点的高价来看之前的交易。等价交换、公平交易有一个基本的基础，是时点投资，在这个时点上搭起的这个交易是等价公平。不能用不同的时点讲同一件商品，因为在不同时点，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把时点抽掉，没有时、没有点，谁都谈不上贱卖还是贵卖。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过程中的股份时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价格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讲要盘活国有资产，应该按照市场原则来运作，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应该按照等价交换。如果每件事都在追究后来的时点的价格比前一个时点价格高，那么那个价就认为是贱卖，可以这样说，由于后来的时点是无限的，可以在后来选出任何一个高点，国有资产价格都是下降的，就无人敢介入，最后国有资产在这运作过程就僵化或者固化了。

金融安全有三个层次的保障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没有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构成很大的不利影响或者危机。他表示，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需要有三个层次的保障：第一是国家的金融政策；第二是要有功能比较完善、运作规范、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第三是国家对有影响力、单个的金融机构保持控制。连平认为，从这三方面来说，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总体上是好的，目前基本上没有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提出，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我国银行企业吸收借鉴了外国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和经验，有效地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僚主义的“文化”，优化银行治理结构。通过治理结构的改善，就可以化解银行业的高风险，增强银行业的竞争力。优化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取得的最成功、最重要的方面。

总结金融改革有三大原则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论坛上提出了总结金融业改革开放历程的三个原则——历史眼光、全面透析和着眼于发展。

李扬提出，看待改革开放的历程首先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说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对的要求就是要把事件放在它的历史传递中，脱离了历史传递来谈论都不会看到问题的根本，都可能会出现偏差。因此在总结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史过程时，就应该历史地看问题。

其次，李扬说，看待改革开放应当全面地来看，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是整体改革的一个部分，因此对于这个领域改革的评价，要放在对整体改革评价的大环境下。

发展是应该遵循的第三个原则。在30年里肯定是各种问题都会有，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缺点，有优点。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个总结，是为了给未来30年提供一个基础，也就是说要强调建设，要找出问题、分析问题，找到一个新的起点，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