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说过，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最后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

　　多年“螺丝钉式”的专才教育，使得社会上至今看待大学教育，几如职业学校，恨不得大学的专业设置像中药铺，当归、熟地、大黄，分门别类，按照社会存在的职业，对口安排，学什么的毕业分配就给你放在哪儿。人们不知道，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大学其实是应该取消的，因为漫说大学教师并不懂如此多的专业，就是懂，也没有操练过。 　　学生不知道怎么学的困惑，实际上还在考大学的时候就孕育好了，因为决定他们学什么的家长，也是社会成见的接受者和制造者。一踏进大学的门槛，很多人实际上是打算在他们那点应试式的中学教育的基础上，直接进入专业学习，将自己挤入一个格外窄小的通道。当然，现实的中国有这样的先例和榜样，他们的父辈就大有以狭窄的专业素质而跃升高位的。可惜是，父辈们可以，他们却不行。时代变了，中国不仅窗户开了，门也开了，衡量大学教育和大学生质量的尺，不再可能只用那只老古董。

　　至于我们的大学当局，实际上不知道大学是该培养专才还是通才。嘴上虽然说是通才教育，但在办学和专业设置上，却迎合社会，把大学办成其实很不合格的职业培训中心。老师也不知道怎样教：冷门专业的老师还算负责，热门专业的老师，则经常连课都不上，出去扒分挣钱。相当多的专业课程，基本上还是一种给定真理式的教学，答案是固定、惟一的，学生想得高分，背就是了。

　　其实，一提到大学，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这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培养的是人，不是机器。大学教育，首要的是要使受教者有一个健康的心智和体魄，然后才是能力培养，两者相加，叫做“素质”；至于技能和知识，实际上只是心智和能力培养的载体。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已经嚷了有年头了，但什么是素质，如何做到通识，都是一笔糊涂账。最可笑的是，大学里安排了一堆音乐、美术和文化的欣赏课，好像听听歌，讲点美术常识就算是素质教育了。其出发点，跟我们民间长盛不衰的钢琴热和美术热一样，不过是小家子有了点闲钱和闲时间，就拼命地在东施效颦上下功夫，而且全然不理会旁观者的眼睛和耳朵有多么难受。

　　记得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说过，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最后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金先生所说的四件事，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应该教会学生的。一个学生，无论在迈进大学门的时候有多么幼稚，只要在这四件事上有所进益，那么他的大学生涯就可以说是成功的。

　　实现这四个learn，专业的本身，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学习的过程。以培养学习能力和做事能力为例，学生毕业后能否适应社会的需求，这两个能力非常关键，人们在社会上，无论三百六十行做什么工作，拆解开来，其实就是一项一项的任务，或者说“事”。这些任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在大学里，即使学到博士阶段，也是不可能完全应付得了的，所以，必须有继续学习的能力，而尤其需要的是科学地做事能力。

　　在大学里，学生需要完成许多的课程报告，撰写学年和毕业论文(或者设计)，这个过程，必须经过收集资料(包括实地调研)，信息处理，确定研究路径(方法)，提出方案(提纲)，修正方案，最后提交成果这样几个阶段。其中收集资料的过程，也包含了再学习的过程。而在社会上工作面对任务时，实际上也要经过类似的几个阶段，首先收集跟任务相关的信息，然后分析处理，确定路径，定出方案(计划)，最后完成。如果大学教育能够在每个环节都能让学生在能力上下功夫，学生也能够真正认真对付，那么学生能力的提高，是可以期待的。

　　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大学，学生的学习跟进入社会之后的工作，基本上是脱节的，大多数的学生，在大学最大的收获，不过是学了一门外语，至于能力尤其是职业能力的培养，往往得等到有了工作以后再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