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新中国第一代哲学家,以世界眼光，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悉心阐发弘扬中国哲学精义,新中国哲苑因他们的慧泉而百花竞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他们而增添丰富的学术底蕴——

　　冯友兰（1895—1990年）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著作“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道》、《新原人》、《新知言》，1939年至1946年出版）和“中国哲学四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未完稿）、《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完整的七卷本），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界的宗师地位。“中国哲学四史”，是不同时期写作的，反映了作者的不同心态，总体上看，“四史”真实反映了他探索哲学的过程。

　　要创新，就需要探索。只要探索，就会有失误。毋庸讳言，冯友兰先生的著作确实有一些失误，如《论孔丘》，曾经发行量极大，书中说孔子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我就有一本。我曾写过一篇《孔子的认识论就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之进行质疑商榷。许多人为贤者讳，虽知有误，也不批评，或者碍于师生情面，或者其他原因，都不敢涉及。有人对《中国哲学史新编》不满意，也想否定，提出“三史说”。问题是：没有《中国哲学史新编》，哪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论孔丘》、《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否都收入《三松堂全集》？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大家都是为了追求真理，都在探索，哪能避免错误？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实际上圣贤也会有失误的。人类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写的，个人的历史却是自己描绘的。已经成了历史，谁也否定不了，谁也涂改不了，就应当保留它的真实性。任何想涂改与否定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徒劳的，不必要的。

　　1992年11月1日晚，我拜访张岱年先生。张先生谈到他与哲学界名人的治学特点。他说：“我的路子与冯友兰先生相同，重视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差别在于他重视唯心论，我重视唯物论。侯外庐则重视异端思想。”

　　同年12月18日我拜访任继愈先生。我主动询问他对学术界名家的看法。他认为冯友兰有概括能力，如说名家分“合同异”与“离坚白”，被学术界普遍采纳。张岱年治学严谨，解说精当，但没有高度概括与通俗表达。冯与政治靠得太紧，后来九十岁时觉悟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第七册（指《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就是觉悟的产物。侯外庐对马列主义了解比较多，中国哲学方面，书多，论少。冯友兰的学术特点是重视精神境界，思想深刻，关注社会，热心政治，语言通俗，深入浅出。

　　许多人认为冯友兰先生“与政治靠得太紧”。这种说法的背后含义却不尽相同。西方的学者认为冯友兰与共产主义靠得太紧，海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冯友兰与共产党靠得太紧，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认为冯友兰与政治形势发展靠得太紧。西方学者是由于冷战思维给他们造成的偏见。海外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是因为国民党的宣传留下的印象。最典型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先生是最正派不过的学者，由于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被台湾某些学者认为“晚节不保”。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历史上主流哲学家都是关注社会的政治哲学家。儒家主张推己及人，“修身、齐家”不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吗？

　　冯友兰先生曾说：“《周易》乾卦的《文言》说：‘修辞立其诚。’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取意见，改正错误，这叫走群众路线。如果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蔡仲德著《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530页，1973年12月3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冯友兰说话写文章，都注重说真话，坚持“诚”。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活中，他经常地否定自己，力求进步。冯友兰先生九十岁时，跟祝寿的朋友与弟子们说，《庄子》的话：“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可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是一次新的感悟。不管一生经过几番曲折，最后能够认识到理论坚定性的重要，也是难能可贵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的结论：冯友兰先生不是完人，有缺点与不足；也不是普通人，是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是中国哲学史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