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刚刚离世的任继愈、季羡林两位老先生身上。所以，他们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7月11日9时，北京301医院，98岁的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

    经历了风云变幻的20世纪，季先生焚膏继晷、矢志不渝的学品人格，备受世人赞慕。2003年起，季羡林即缠绵病榻，温家宝总理曾五次探寻病情，请教学问，称赞他对民族不渝的信仰、对国家坚忍的担当。季先生去世3小时后，温总理闻讯赶到医院送别。在遗体前，他满含深情地说：“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几个问题和您讨论啊！”在场者无不动容。

    “斯人已去，功过成败皆虚；沧桑正道，将上下而求索。月白风清，一代巨擘长存天地；德高望重，万古芳名永留人间。”几天来，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这位宿儒的灵前，浩瀚的花海、无言的泪水倾诉着人们的追思。在网上、在手机短信里，国人以自发的形式表达着他们对逝者的哀悼。

    几十年来，我们曾无数次把目光投向这位老人，今天，他的远行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他目光澄澈，心地善良，思维敏捷，神情淡定，仿佛一面镜子，照射出的却是世间的庸碌与混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说，“他像是不知疲倦的导读者，以自己对祖国的思考、对民族的期待、对生命的真诚，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征程中，引领人们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门。他的宽厚、谦卑、平和，则是一笔超越学术本身的精神遗产，将成为真正泽披后世的学人品格。”

    “向前走，向前走”

    “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8年前，季羡林在《九十述怀》中感慨：“我现在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又觉得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征程中，不管遭遇怎样的风风雨雨，他始终执著地“向前走，向前走”。

    正是因着这种勤奋，十年浩劫，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的间隙里，季羡林翻译出了100多万字闻名世界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9万余锥心泣血的诗行，写下中国文化史浓重的一笔，树起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正是因着这种勤奋，1983年，70多岁的季羡林从一本《弥勒会见记》残卷开始，以10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吐火罗文是已经消失了的古代中亚语言，当年全世界懂得这种语言的，不超过30人。

    20世纪90年代，80多岁的季羡林先生已经疾病缠身。而那个阶段，他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中国蔗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这是寂寞的10年，“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也正是因着这种勤奋，季羡林完成了80万字的《糖史》。《糖史》充分利用史料，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糖的文化技术交流史，并涉及世界40个国家6个地区糖的制作技术与文化的交流。《糖史》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季羡林以这部呕心沥血之作阐述了“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的观点。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在人生的轨道上，他乐观、顽强，一次次逼退苦难，一次次与病魔对峙，与20世纪的风风雨雨相比，他强硬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翁。 “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正是在这精进的求索中，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这个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理论地位。

    “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

    1991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八十抒怀》。在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回头看”——“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20世纪初叶，齐鲁大地雄壮的山岳，为季羡林生命最初历程剪出相似的轮廓。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知识分子在沧桑时代背景下试图寻找中华民族命运的最新答案。在孩提时代，季羡林便懂得了国与家的血脉之缘，没有国的强大，家的幸福不存。“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季羡林说。

    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清华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治学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为他选择学术道路夯下坚实的基础。1935年，季羡林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日记中写到，“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新中国成立之际，这位年轻学子冒着纷飞的炮火，投身到塑造中华民族思想的大事业中。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士东归，来到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始了艰难的治学之旅。

    “怀真情，讲真话；骨头硬，心肠软”

    6年前，季羡林住进北京301医院。6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经历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脏病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写下了20多万字的《病榻杂记》。在这部书中，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第一次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请人们把“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不敢妄称大师”，不是虚伪；“三辞桂冠”，不是作秀。这是季羡林自谦和清醒的体现。勤勉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德高望重，季羡林堪称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却对自己有着谦逊的评价。

    “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 季羡林说。在“大师”汹涌的年代，这种清晰的自省令人感佩。

    朴素的真理从朴素的生活开始，朴素的追求也一定会到达朴素的目标。北大的学子都知道，朴素的季先生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

    “我做人的标准是朴实、真实，一个人不要天天耍花腔，也不要一天愁衣服少了，一天愁好东西吃得太少了，我不要一个人这样子，人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穿衣，一个人为了吃饭穿衣而活着，这个人格儿不高。”一生信奉朴素、对自己过于苛刻的季羡林，对于别人却从不吝啬。2003年末，在301医院住院的季羡林把爬格子所得的15万美元稿酬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把自己的图书、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绘画等个人收藏品捐给了北京大学。“摆在国家手里最放心。中国文化缺这么一块。”

    季羡林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季羡林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为人与为学都是中国学者的典范，这是学界对他的共识。闻听季羡林仙逝噩耗，红学家周汝昌赋诗送他远行：“大师霄际顾人寰，五月风悲夏骤寒。砥柱中华文与道，渠通天竺梵和禅。淡交我敬先生久，学契谁开译述关。手泽犹新存尺素，莫教流涕染珍翰。”款款深情，跃然纸上。

    轰轰烈烈的2009年行至岁中，造物之神打了个盹，孟浪的阳光让窗外匆忙的日子变得分外沉重，也格外缱绻。这两天，干燥了一个夏季的北京陡降大雨，有人说，那是离人的眼泪；而对于在天堂的贤哲来说，也许，这是他送给人间的最后甘霖。

    《大地》 (2009-07-16 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