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新中国第一代哲学家,以世界眼光，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悉心阐发弘扬中国哲学精义,新中国哲苑因他们的慧泉而百花竞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他们而增添丰富的学术底蕴——

　　李达，号鹤鸣，1890年生于湖南零陵。1917年受十月革命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8年5月因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率领留日学生代表发起请愿示威活动，失败后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他在一年多里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书，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0年春，与陈独秀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任《新青年》编辑，主编《共产党》理论月刊。他在建党前后发表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一系列论文为奠定党的理论基础产生了巨大影响。1921年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受陈独秀委托负责筹备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二大”后辞去宣传主任，应毛泽东的邀请回长沙任自修大学学长，主编《新时代》月刊。1923年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坚持党的独立性等问题上发生尖锐分歧，离开党的组织，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险恶环境中他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除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发表论文外，相继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4部专著，还撰写了《法理学大纲》，据侯外庐先生回忆：“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新中国成立后，他撰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名著，受毛泽东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文革”初期因坚持反对林彪宣扬的“顶峰论”，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受到残酷批斗，于1966年8月4日含冤去世。1974年党中央为李达平反昭雪。1990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李达百年诞辰纪念会。胡乔木作了题为《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的发言,对李达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现有《李达文集》（4卷）行世。

　　李达是有多方面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主要的成就是在哲学方面，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是《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学大纲》。

　　《现代社会学》（1926年初版）是一部全面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联系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现阶段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革命的前途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本书的出版轰动了中国思想界，到1933年再版14次。据邓初民回忆，“当时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他因此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社会学大纲》是一部47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本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影响，短期内再版四次。毛泽东极为重视，认真阅读，并做了详细眉批，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这时的李达已精研了包括马恩早期著作和列宁晚期著作在内的大量原著，论述的完整准确超出了同时期苏联教科书的水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突出强调科学的实践观的创立和引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关键。他指出“从前一切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把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当作人类学、生物学上的人来考察，因此割裂认识过程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联系，不能根据历史的辩证法去理解认识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社会学大纲》把这一观点贯彻到了全书，对所有问题的论述都强调了基于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与李达长谈，委托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李达率领学术助手立即着手。上册唯物辩证法部分于1965年底完成送审稿，因“文革”爆发未能出版。李达含冤去世后12年，李达的学术助手陶德麟遵照李达遗愿，受人民出版社委托对原稿作了必要的修订，1978年出版，得到理论界的一致好评。本书除概括现代科学新成果外，重点是总结中国革命建设经验，阐发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贡献。下册唯物史观部分，因初稿毁于“文革”中，无法整理出版。有研究者认为，“他（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三部论著是我国三个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除了革命家兼哲学家的毛泽东之外，在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中无人能高出李达者。李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见许全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泰斗》）

　　李达以哲学家名世，也始终保持了一个哲学家应有的独立思考、勇于批判的学风和人格。李达与毛泽东相知很早，私交甚笃，互相敬重。但李达在原则问题上敢于直陈己见，从不随声附和。他对毛泽东《实践论》中把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欣然接受，回信说“再版时拟加修改”。“大跃进”时期他当面向毛泽东痛陈“头脑发烧”、违背客观规律的危害，指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完全错误的主观主义口号，并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四十二度。毛则不同意李的观点，二人争得面红耳赤，结果不欢而散。1961年他亲自到家乡深入调查，写了详细意见交湖南省委转送毛泽东，认为1959年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1964年以后对杨献珍、冯定等人的错误批判席卷而来，他拒不参加。林彪鼓吹“顶峰论”时，他愤然反对，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发展，没有“顶峰”，“顶峰论是违反辩证法的，不管是谁讲的也不能同意。”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至今还活在人们心中。　（作者:马俊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