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网络虽然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自由表达和民主参与的机会，但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提高人们民主参与的素质。在网络舆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应该将理性、平等、宽容等精神作为高素质的网民乃至公民的重要要求来看待。

　　越来越多的案例，将网络舆论与网络暴力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有人认为“网络暴民是伪命题，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这个词汇本身，不但偏离解决问题的方向，而且我们自己也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尴尬境地”，但网络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暴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网络舆论中出现的暴力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网民意见表达中的语言暴力。二是舆论对于某些当事人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伤害。还有一种现象是多数人声音对少数人意见的压制，虽然这种意见上的压制并不会造成现实的伤害，但从影响来看，这种现象也具有一定的暴力特征。

　　网络暴力形成的“土壤”是网络表达中的非理性

　　网络舆论形成的非理性，首先是由于网络舆论形成环境的复杂性。网民的意见表达往往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环境中完成的。他所表现出来的意见，是其既有倾向与当下情境等各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很难始终保持理性。

　　此外，人们参与网络交流和意见表达的动机也是十分复杂的。虽然多数情况下，多数人都是怀着善良的愿望参与各种渠道的交流，但在某些时候，人们的动机下面还隐藏着动机。例如，他们需要通过网络发泄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积蓄的不满等情绪，释放自己的压力，或者他们需要通过意见表达来实现自己在网络中的价值，赢得某些地位。这时，意见表达成为了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人们也不能在所有情况下对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理性观点的形成，有赖于一定的知识与信息支持，但并非所有人都具备相关的知识和信息，有时甚至会受到错误信息与知识的误导。在网络中，当人们就一个事件、一个主题进行讨论时，同时会流传着许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各种说法，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判断。而“从众心理”将加快非理性认识的传染。

　　网络暴力与网络中的“群体”直接相关

　　网络中社区等空间，容易形成各种“群体”。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体互动环境会对个体心理以及态度、意见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例如，有关“群体极化”的研究指出，群体讨论往往会强化其成员最初的意向，使偏激者更偏激。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群体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群体易受暗示、轻信；群体情绪夸张、单纯；群体偏执、专横、保守；群体既可能表现出极低的道德水平，也可以表现出个体根本达不到的崇高。

　　网络这样一种环境，使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频繁，效果也更为明显。网络舆论的形成中，群体心理的影响也就格外突出。

　　中国网民之所以更容易受群体的感染，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寻找集体归属感的需要。这源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传统。在跨文化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紧密的社会结构为其特征，在这个结构中，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加以区分，人们期望他们的内群体（亲属、氏族、组织）来照顾他们，作为这种照顾的交换条件，他们对内群体拥有绝对的忠诚。个人主义表示一种组织松散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们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和直系家庭。

　　尽管在现实社会的结构没有原样复制到网络社会中，但是，新的结构仍然不会完全脱离原有的社会传统，中国网民对于群体的心理需要，对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分，仍然是强烈的。他们不满足于网络中的独来独往，也不满足在网络中的随机互动，而希望在稳定的群体中找到自己的心理归属感。对于群体的依赖，使他们受群体内的权力关系、情绪感染等影响更强，受群体压力更大。

　　网络暴力还表现为自我纠结的道德困境

　　一方面，用集体的力量形成道德上的审判，成为网络舆论的一种普遍模式，在任何问题上，网民似乎都会习惯性地建立起一个道德框架，并以此形成简单的价值判断，从而对当事者进行道德上的讨伐或声援。网民群体看上去是正义的化身，网络舆论的道德审判也往往在某些方面产生了正义的效果。

　　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形成过程所伴随的攻击性，以及它们带来的伤害性结果，又使网民自身的道德问题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讨论。

　　有人认为：“我们好像陷入了一种道德焦虑之中，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的高度警觉和敏感超过了我们对于具体问题认知的愿望和应对的能力。这种道德化的倾向对于揭露明显的社会丑恶，批判社会的不良问题，是非常有效的，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的限度和问题其实也暴露得相当明显。它使复杂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善恶是非的道德对立。当代社会其实有大量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不能仅仅从道德问题出发。”

　　这样一种困境，反映了中国传统道德力量的强大惯性，以及它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受到的冲击。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的道德重建，不应仅是简单的正义感与是非观的培养，还应包含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培养，尊重他人、宽容异己等，应该是现代道德观中的重要部分。

　　网络暴力是网络舆情的一种体现

　　承认网络舆论与网络暴力之间存在联系，并不意味着否定网络舆论的积极意义，更不意味着由此而限制网络的表达。网络暴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网络舆情的一种体现，反映的不仅是网民的素质高低，而且是现实社会的某些矛盾与困境。

　　网络暴力是社会现实压力的一种表现。人们在一些事件中表现出的暴力行为，看上去是针对某些特定当事人，但实际上，它是人们针对普遍社会压力的一种泄压行为，特定事件或人物只是一个启动阀门。网络表达的相对自由性，为这种压力释放提供了可能。当然，从本质上说，人的内心都或多或少隐藏着暴力倾向，中国网民的暴力倾向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也许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复杂矛盾及生存压力有关。因此，有人认为“并不是网络造就了‘暴民’，而是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遇到了道德真空乃至需要道德重建的问题”。

　　当然，仅仅把网络暴力作为现实社会矛盾的某种表征去研究，也是片面的。因为，网络环境毕竟对暴力行为的触发和激化，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所以，在承认网络暴力自然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其消极作用。

　　网络暴力体现了网民社会参与的不成熟性

　　虽然多数网民并没有明确的攻击动机，他们仅仅是为了参与到某些公共事务中，但他们更多的只有社会参与的热情，而没有社会参与的经验，因此在参与的过程中，感性行为多于理性行为。很多网民在追求民主、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思维与行为方式却仍然受到人治时代的影响，在某些时候，这表现为简单的道德声讨、审判和集体暴政，置法律于不顾。

　　网络虽然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自由表达和民主参与的机会，但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提高人们民主参与的素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公民。在网络舆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应该将理性、平等、宽容等精神作为高素质的网民乃至公民的重要要求来倡导。

　　无论如何，以网络暴力为由阻止网民的自由表达与社会参与，是无益的，也是难以做到的。也许一些网络暴力事件是中国网络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代价。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获得的教训，可以为相关法制的健全、网络公民素养的培养，提供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