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如果说，科学的功利性和现实力量代表着科学的器物层面，那么，科学的理想性和精神高度则代表着科学的道体层面。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后者都有着前者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它给科学以超越世俗的深奥高远之境，也将“仰望天空”的精神气质带给社会，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

　　科学有两个层面：一是形而下的实证和功利的层面，二是形而上的思想和精神的层面。前者是科学之“体”，后者是科学之“魂”。正是它们的有机统一，构成既具有伟大现实力量、又具有崇高精神高度的科学。正如斯蒂芬·F.梅森所说，“科学主要有两个历史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于是，科学有两个层面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来自技术层面的与来自精神层面的。二者构成了科学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向下的技术维度和向上的哲学维度。近代科学就是在这两个维度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诞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不断增强其现实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其精神高度。然而，这两个维度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张力。特别是在当代，总的趋势是，前者越来越强势，后者则趋于弱势乃至被忽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提科学的精神高度问题。

　　近代科学之所以产生于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希腊自然哲学的精神高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希腊人“仰望天空”的哲学精神同后来罗马人“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近代科学最重要的一个源头。古代中国在哲学和技术领域也很发达，但中国哲学主要关注人伦而非自然，这大概是中国同近代科学失之交臂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从一开始就同哲学渊源颇深，古代希腊那些天才的自然哲学家实际上就是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对于科学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它大大提升了科学的精神高度。

　　近代以后，尽管人们试图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然而科学依然保持着“仰望天空”的精神高度。当科学研究深入到凭观察和实验无法抵达之处，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思辨。在某种意义上，越是带有思辨性质的科学，往往越是处在科学的高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达尔文、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霍金等等，同时也是哲学家，有的还跻身伟大的哲学家行列，他们的精神高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学的精神高度。有人说，“小科学时代出大科学家，而大科学时代出小科学家。”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今天的大科学时代，由于科学的精神高度下降了，很难出现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站在科学最高端“仰望天空”的科学家了，这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今时代科学的现状以及强调科学的精神高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说，科学的功利性和现实力量代表着科学的器物层面，那么，科学的理想性和精神高度则代表着科学的道体层面。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后者都有着前者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它给科学以超越世俗的深奥高远之境，也将“仰望天空”的精神气质带给社会，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

　　遗憾的是，当代流行的各种有着重要影响的科学观往往只是从形而下维度来理解科学，而大大忽视乃至否定了科学的形而上维度。例如，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将科学的方法仅仅归结为实证的和逻辑的方法，将科学的内容也仅仅看做是实证的和逻辑的知识体系。而功利主义科学观，则将科学仅仅归结为“工具”和“功利”，于是，当它们将科学与人文两个世界截然区分，并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就否认了科学的形而上维度。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新儒家的文化观同样把科学归结为“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将之置于人文精神的对立面予以批判。后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在批判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同时，也消解了大写的“真”、“善”、“美”。而消解形而上学，也就消解了科学的精神高度。

　　应当看到，当今的科研领域乃至相关的管理领域和教育领域，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依然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科研水平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论文数量和项目资金。如果说科学教育存在着过度实证化、功利化、技术化、模式化的倾向，那么，科学管理也存在着过度企业化、雇佣化、功利化、定量化的倾向。其结果是科学教育、科研活动、科学管理越来越离开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失去“仰望天空”的理想、兴趣和激情，从而大大影响创新精神的培育和激发，最终势必影响科学的健康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或加剧社会的过分功利化和平庸化。因此，为了使科学与社会更加健全、和谐地发展，有必要呼唤一种新的健全、和谐的科学观，特别是呼唤重塑科学的精神高度。（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