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热点话题进入传统媒体和公众视野，网络热点所产生的力量和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纵观这些网络热点话题，大致包含了以下几类。

　　以“纸老虎”、“许霆案”、“躲猫猫”为代表的以公众权益事件为核心的话题；“很黄很暴力”、“欺实马”等引发的关于公信力的话题；以“天仙妹妹”、“封杀王老吉”及“贾君鹏”事件为代表的网络营销话题；人肉搜索、“艳照门”、“铜须门”等事件构成的以情绪宣泄为特征的娱乐、道德话题。

　　对这些网络热点话题的思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网络热点所释放的舆论监督力量的肯定。2009年8月6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栏目以“云南‘躲猫猫’案开庭，两民警涉案受审”为标题，报道了备受关注的云南晋宁在押人员暴力致死案。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于3月15日播出“调查‘躲猫猫’”，在节目中对“躲猫猫”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并总结道“‘躲猫猫’事件暴露了我们社会现存的缺陷，在对‘躲猫猫’事件无限的追问中，中国公民收获的不仅是对理性精神的锻造，还有对法治精神的尊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躲猫猫’一词理应在时代进步的记忆中被铭记和收藏”。对“躲猫猫”事件的这一评价，被网友认为是“网络监督的一次胜利”。

　　另一方面是对“网络暴力”的疑虑和思考。随着“铜须门”、“很黄很暴力”、人肉搜索等语汇和案例迅速蹿红成为网络热点，引发人们对网络传播中一些话语正当性、合法性的质疑。焦点事件就是所谓“铜须门”事件，这件最终以“莫须有”收场的闹剧，不仅中央电视台通过节目作出反应，批评网民的行为是“网络暴力”，引发国内关于“网络暴力”的讨论；海外媒体也指责网民在此次事件中的做法，是对个人隐私权、情感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等的严重侵犯，激烈抨击网民的“暴民现象”。

　　与网络暴力紧密相连、也是当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人肉搜索、“艳照门”、“铜须门”等事件构成的以情绪宣泄为特征的娱乐、道德话题，这是一种显见的话语暴力。通常认为，在此类事件中，隐匿在网络ID背后的网民，扮演起批评家、道德家、检察官、法官、吹鼓手等形形色色的角色，抱着娱乐至死和狂欢心态，以网络话语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无意识的情绪宣泄、无监督的道德压迫和无底线的娱乐攻击，甚至溢出网络和话语范围，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正常生活产生侵犯、造成影响。

　　网络暴力除了此种显见的形式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形式和特征。

　　第一，以公众权益事件为核心的话题，网民的讨论热情普遍较高，甚至参与到事件之中。但事件本身，往往只是引发话题的导火索，事件所蕴含的深层次问题才是事件成为网络热点的根本原因。因此，在事件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个概念置换环节，即将以个例存在的事件中一些元素，置换成社会符号，这种置换则是网络热点传播中话语暴力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杭州飙车案”中，交通肇事的当事双方，被以类似“豪车富家子”与“上进平民男”这样的概念置换；云南孟连县“学生打架事件”中，事件性质是“施暴”还是“打架”的概念置换以及所谓“权二代”问题引发激烈争论；“邓玉娇案”中“服务员刺死官员”式的报道实际上也进行了概念置换。

　　在网络热点的传播中，通过对事件相关元素进行概念置换，将个例事件引向社会公众权益和对公权部门公信力的讨论，但在热点话语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越权进行“媒介审判”的话语暴力问题。这种话语暴力一方面在将问题放大的过程中，对相关语汇涵盖的人群产生群体性的话语“杀伤”；另一方面，也对事件的其他方面如事件的处置部门和人员施压了话语压力。

　　第二，网络营销对公众和网民的话语暴力。在营销手段上，网络营销通常采用与“硬广告”不同的较为隐蔽的方式，如动用专门人员和资源，围绕产品策划事件、设置活动和话题，引导网络热点走向、保持其持续关注度，将营销目标设定在产品推广、品牌知名度和形象、企业和产品口碑等各个层面。一部分网民既是被利用的参与者，也是网络营销暴力话语的受害者。在网络调查、网络新闻评论，尤其是涉及网络营销的网络传播行为中，网络编辑、营销商家、网络推手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成为网络话语的掌控者，网民的观点或者以被筛查、删除或其他操作方式限制，或者被利用以推动营销事件。

　　例如，200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爱的奉献》抗震救灾募捐晚会第二天，一则题为《封杀王老吉》实则呼吁“买光王老吉”的帖子便在网络上迅速流传，跟帖量在短时间内达到了惊人的数字。从网络营销的角度讲，这是一起非常成功的策划案例，但对网民和公众而言，则是商业策划以话语暴力的方式绑架了大众的爱国情绪。新近的“贾君鹏”事件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无论是幕后的“推手”企划公司还是网民真正主导这一事件，也无论它是有意的企划事件还是网民心态的反应，事件在客观上都导向了商业目标，并伤害了一部分网民的感情。可以说，网络营销、利益诉求推助了网络的浮躁气氛和不信任、不安全感。

　　第三，网络热点传播中，话语暴力虽然指向不同的方向，但更具开放性，因此网络话语在发展过程中具备一定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一点在各类网络热点的传播中都有体现，“躲猫猫”事件中网络话语对参与到事件调查中的“网络调查团”的质疑、“女版许霆案”、“邓玉娇案”乃至“艳照门”等事件的讨论以及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中，在情绪宣泄、道德审判之外，都逐渐显现出关于“舆论审判”、道德与司法、舆论对司法的干扰等话题较为理性的讨论。同时，网民和公众对网络炒作、营销等话语，也逐渐具备辨识能力。

　　第四，网络民意与民意、网络热点与网络暴力关系问题。由于大众传播时代的网络热点，具备与传统媒介既类似又不同的话语暴力特征，因此，对所谓网络民意和网络暴力问题，应当宽容、客观地看待。网络热点所代表的网络民意虽然具有偏狭、利益化的特点，但网络传播以热点传播的话语方式将事件引向公众视野，进而呈现出的某种倾向性观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网络传播热点的形成，与潜在的民间情绪和观点有一定的关联，一旦热点形成，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难免与网络暴力纠缠在一起，并且由于“受众”的出现、话语权的平等化，网络传播过程的话语暴力更加凸显。

　　因此，必须把网络暴力话题放在网络时代来临、大众传播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讨论，既要看到网络话语通过热点话题所反映出来的网民/公民对社会事件的评论、参与和监督热情，对公共权益、制度建设、文化道德建设的关注，对社会问题、道德缺失等方面的焦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网络话语与现实权力的互动呈现出较好的趋势）；同时，也要对网络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损害他人权益的事件，进行明确处置，完善监督，加强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