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言语交际学和语用学在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共同旨趣造成学科之间存在一些纠缠不清的现象。我们认为就两个学科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内容有必要做一些厘清工作。

　　一些研究已突破语言学边界

　　语用学脱胎于西方语言哲学，它的形成与哲学家对符号学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在其最初的几十年基本上局限于哲学和符号学的范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相对独立学科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但语用学建立的哲学根基是西方分析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同时又与符号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导致语用学的学科归属不明。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语言的重视，发生了两次语言学转向：一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他们关注意义和真理的关系，探讨语言表达的真理性条件，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和“用法论”，强调语言的使用功能，即“做事”功能，主张要在语言使用中研究语言。他们认为语言是人全部活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为语用学的建立，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能性。二是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塞尔等带有行为论、整体论色彩的语言学转向。他们把语言看成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更多关注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关系问题。

　　国外的语用学基本分为综观研究和分相研究。梅伊和耶夫·维索尔伦作为综观研究的代表，认为语用学不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而是语言各个方面功能的总览，提出语用学的研究路向应探讨语言的认知、社会和文化等复杂因素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应对语言使用的各种相关因素进行理论探讨。这种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语言学的边界，造成一种学科模糊的局面。以英美学者为代表的分相研究认为语用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与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平行。这样看来，语用学的学科属性还不是很分明。

　　言语交际学脱胎于本土修辞学，指向言语的语言学，学科归属是很清楚的，属于言语的语言学。1986年，刘焕辉出版了《言语交际学》一书，不仅明确提出了“言语交际学”这个学科名称，而且为言语交际学建构了比较系统的学科体系。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发展过程和相应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言语交际学的建构和研究很明显都受到了本土修辞学的影响。在研究指向上，国内的言语交际学研究很明显是指向言语的语言学，研究的初衷也是针对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外部语言学，所以言语交际学的学科归属是明晰的。　　

　　言语交际学日臻成熟

　　语用学基本分为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英美学派注重实用性和具体性，对语用学的范围划分较为严格，他们从具体语言现象出发，探讨如指示、会话含义、合作原则、言语行为、会话分析以及关联、前提、推理等一些经典的语用课题。欧洲大陆学派注重理论性和系统性，对语用学的范围理解较广，甚至包括话语分析以及人类文化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中与交际有关的内容。语用学已不是一门单向学科，它与多种学科存在密切关系，而且正趋向多元或跨学科的发展，研究范围不容易准确划分。

　　言语交际学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日臻成熟。刘焕辉在《言语交际学重构》（以下简称《重构》）中认为，“以‘言语行为’作为逻辑起点，以‘语义和语境’为言语行为的依托，以服务于汉语交际与教学为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以‘言语行为、言语主体、言语环境（语境）’为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指导言语交际活动的规则系统，其中以‘意图效应’为最高原则，以‘取信’和‘得体’为基本准则；以‘言语行为方式须与交际主体相适宜、言语行为方式须受交际意图支配、言语行为的运转须受交际场合制约、言语行为方式须与社会发展相合拍’为具体交际规则”。《重构》真正实现了对言语交际学的重构，建立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与语用学相比照，言语交际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更加明晰。　　

　　纯形式研究难突破

　　学科的分立和整合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是研究者对学科分立和整合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学科发展的客观情形，最终要以学科发展的客观情形为基准。任何语言研究都是基于对语言本质的一定认识，由于语用学的学科来源比较复杂，导致它仍把语言本质的观察作为己任，而言语交际学则是在语言活动二分基础上的言语的语言学研究，所以两个学科的分立是非常明显的。对此，我们赞同《重构》中提出的观点，即鉴于言语交际学、语用学等“都带着不同的历史痕迹，有着不同的研究旨趣”，故不妨让其各自按“自己的历史延续性和旨趣”去“研究自己的问题，探索自己的领地，构建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而不必急于将这些相关的学科加以整合，让它们各自独立发展一段时间，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再来考虑是否整合、如何整合的问题。同样，我们也支持陆俭明的看法：“焕辉教授这一见解和决断是正确而谨慎的，有利于言语交际学这一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当然，分立的学科绝非对立的学科。事实上，在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语用学和言语交际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两个学科几乎在同一时期成为语言学的分支并获得较大的发展，而且在我国发生的时间大约都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这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强调语言学唯一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前半叶的语言研究把与实际话语相区别的语言结构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离开言语去研究静态的语言会使语言研究陷入停滞状态，经过几十年发展，对语言所进行的纯形式研究已再难有大的突破。同时，这种研究成果对语言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受到限制，此时，对语言运用的研究自然会引起学界的重视，语言运用研究也就应运而生，成为大势所趋，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语言学中出现了以研究语言运用及其规律为主的西方语用学和中国的言语交际学。

　　言语交际学和语用学不仅有相同的语言学发展背景，而且就语言运用研究的相似点而言，两个学科也有相近之处，它们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不约而同地把语言使用意义、语境及其言语行为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对语言运用规律的探讨也有许多共识。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两个学科之间建立新的边缘学科——言语交际语用学。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夏中华 单位：渤海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