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者按：语言学研究向来关注具体问题，方法可谓具体研究之良具，因此，本版将陆续推出关于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的文章。栏目名中“旨归”之意取自《温病合编·自序》：“其于卷帙浩繁者，必要旨归，琳琅珠璧，无美不搜……”希冀将语言学方法论之美文尽收于本栏。

　　方法学是介乎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第三个因素”，它是“一般科学原则”。“语言学中的方法只是一套具体的研究方式”，而语言学方法学是“关于这种方法的学说”，方法学是方法的总和。

　　方法在问题研究层面上被阐述，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语法研究中的统计法，语义语法研究法，语法、语义、语用相结合的三个平面理论研究法，语法化方法；音韵学研究中的传统系联法、古韵部分类法、古音构拟法、音位研究法、音系研究法，如此等等。“方法学”这个术语我们不常听到。它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南京大学方光焘先生根据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的说法提出的。方先生指出，方法学是介乎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第三个因素”，它是“一般科学原则”。“语言学中的方法只是一套具体的研究方式”，而语言学方法学是“关于这种方法的学说”，方法学是方法的总和。方先生立足于语言学提出的新概念“方法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学是一门领先学科”这一特色。

　　现代语言学最重要的方法学当推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后来已渗透到许多学科领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近年来都已被作为语言哲学的内容来看待和研究，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也是结构主义的发展，它们都还只是方法学。索绪尔结构主义的第一个命题就是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被看做言语形式化了的抽象物。语言不是人们所说的话，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且不说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否应当从学术史去追寻，索绪尔赴德留学时既受到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也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康德的“物自体”是物的形式化抽象，被看做是先验的彼岸存在之物，这也是常人不易领会的，索绪尔的“语言”就是语言世界的“物自体”。索绪尔第一次把语言研究变成了真正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

　　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基础节点仍然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语言彻底的形式化。乔氏说：“从形式上获得‘常识’，例如获得‘语言’，与创建最抽象的理论不无相似之处。”乔氏发现，学习形式化的语言，把握语言规则，从语言世界客体得到的是纯抽象的“普遍唯理语法规则”，与先在于人脑主体世界中的“固有的普遍语法程式”，或经世代生物遗传保存下来的先在“能力”是一致的。如果要用“结构主义”来冠名乔氏，乔氏的结构主义恰恰就是天赋论结构主义，或称先验结构主义，而索绪尔是社会心理结构主义。乔氏的转换生成语法（TG）是天赋结构普遍语法，或先验结构普遍语法，实际上是人脑对具备社会特质的语言结构的反映或抽象。乔氏的转换生成语法正是这种主客体一致的普遍语法摹写而成的形式化语法系统的外在表现。乔氏的“语言习得装置”（LAD）就是一种“能力”，是他的人脑主体世界先在普遍语法的释放器，或与外部语言世界的交换器。认知语言学除了和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有关以外，认知语法和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都可追溯到乔氏的LAD，认知语法是经LAD与语言世界进行交换并吸收进人脑再加工，然后输出新的形式化语法的系统。“装置”（device）可直接译成“能力”。由“装置”产生的认知语法是一种方法。

　　今天，认知语法被广泛运用于语义语法研究，例如，现代汉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以往多从意义、意向、功能入手。如今需后出转精，谋求建立现代汉语多义情态动词解释系统，形成情态语义的语法形式，深化对情态表达的认识，这必须要借助认知语法。其中动词情态与情状的关系，涉及静态情状与认识（实际上也是认知）情态的关系、静态情状与非认识情态的关系，都需要寻求其认知结构，“意味着”、“像”、“等于”、“姓”、“有”这些情态动词的语义、功能等，还有情态与体范畴，情态与否定性语义结构，同类情态词的内部组配与修正，均应在认知语法中得到解释，否则几乎无可言语了。

　　需要指出的是，功能研究法在今天的语法研究中仍见提及。我们今天使用的功能研究法，已被赋予认知语法新内容，确切地说，是“认知功能”语法，它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汉语学术界的“系统功能”语法。当我们强调“功能解释的普遍性”时，一方面强调“形式描写是功能解释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强调要找到“足够充分”的“功能上的解释”。形式描写和“足够充分”的“解释”都以共时研究为主，两者都离不开认知语言学方法学和方法。

　　至于古汉语或汉语史研究，可以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为其方法学。以何九盈先生《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为例，开卷益智，几乎到处可见汉语研究方法学问题的论述。例如先秦，书中讲论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先秦的名物释义、先秦的文字发明法和研究法，本然地包含着先秦语言学的方法学和方法。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通识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