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年来，由谣言引发的社会问题频现。对谣言或谣言传播者的研究多集中在伦理道德、实践意义或社会效果上，很少述及其认识论意义。事实上，从陈词角度剖析谣言产生的必要条件，进一步挖掘其认识论价值，是认识谣言的一个崭新视角。

　　作为陈词的谣言

　　首先，陈词是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弗里克把陈词理解为一种告知行为，甚至信件、消息、书籍和其他“声称包含了事实信息的公开实物”也属于其中。丛杭青认为，凡是源于他人的知觉、记忆和推理的知识，或依赖其他信息来源的知识都可称作陈词，其来源包括个人、共同体、机器、电视、报纸等。从陈词的特征来看，它一定是源自他人，其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如实传达信息的能力，同时它也是一种有目的的、针对某个主题的述说行为。可以说，只要是出于交流目的而形成的断言，无论断言者的主观状态如何，都构成了陈词。

　　谣言源自于他者，针对某个或某些事件，含有信息告知，属于假陈词，同时表达了可能并无依据的偏见，但又有一定的可靠性。谣言属于陈词，但作为陈词的病变形式，又有别于其他陈词形态。

　　某种传播交流途径如要称之为谣言，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谣言制造者。它不一定是单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具有相同的起始特征，如对某个事件的看法、态度等。（2）谣言传播者。谣言通过这些人传播，他们扮演谣言述说者、传递者、中继器的角色。（3）数目庞大的谣言传播者。数目必须很大，才能使谣言传播足够深入。（4）未经授权。这里一般认为是未经官方授权或确认。（5）谣言的内容会随着它的传播而有所变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谣言总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传播的时间、路径越长，其信息内容越发失真。

 　　如何理解谣言是陈词的病变？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认为，任何陈词离它原有的真相越远，其所具有的可信度和证据的效力就越少。谣言一开始就离“原始真相”很远，自然就不可靠。陈词失真，病变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这样看来，因为事件的正常述说或正常情形中告知内容被歪曲，从而发生病变，导致它们的可信度、可靠性逐渐缺乏，甚至完全丧失。可见，陈词病变通常是针对其内容的可信度来说。陈词可信度下降，或者陈词本身传递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就可以认为陈词发生了病变，其结果主要包括谣言、流言、谎言及都市神话等。其中谎言、都市神话与流言、谣言容易区别，但流言和谣言经常被混淆。事实上，两者之间也存在根本差异。

 　　谣言，而非流言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谣言与流言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尽管它们有所重合，同为陈词病变形式，但差异也比较显著。

 　　首先，谣言之于流言，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与“真（真相）”的关系，以及述说者对于其间真相所持态度。流言可能为真或据说为真，或人们认为、相信流言为真或至少部分为真，它们有较强的认识依据。而谣言尽管可能为真且被相信为真，但传播或述说时，其确证基础很弱，尤其在传播范围扩大、路径延伸之后，传播者或述说者都可能表现出认识上的责任缺失。

　　其次，流言的主题通常具有否定或负面意义。科迪把流言看做陈词的某种退化形式或者病变，同时又“带有恶意的揣测或臆测”。流言的主题一般不是关涉述说者自己，他人往往成为流言话题的主角，内容则是猜想、推测之后形成的东西。罗素认为，没人会私下议论他人隐蔽的德性，相反只会是他们隐蔽的恶性。科迪认为，流言述说者通常相信流言的真实性，流言内容可能是获得确证的信念，尽管有时带着恶意，但其传播并不必然带有恶意的初衷。流言主题显然是关于个人的，尽管它也可能是关于那些代表或者被认为是代表某个群体的一些人。流言一定属于过错或越轨或有悖规范、有悖道德的行为，至少传递的信息可能不受主体的欢迎。

 　　谣言的主题不限定于个人，它可能是关于机构的、制度的、政治的、宗教的或者像地震这样的自然事件，但地震显然不会成为流言的内容。那么，流言的范围大多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与之相比，谣言似乎本质上就会像野火一样疯狂燃烧。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两者出现重合，如一开始大家议论某人或某个事件，形成流言，但发展到后面则演变成了谣言。

        掀开谣言作为认识之“币”的另一面

 　　谣言可谓名声欠佳，无论其信息内容是否具有任何确证的基础，也不管在何种语境下，都会让人产生负面联想。但就谣言自身来说，或许它只是个认识之“币”。翻转到硬币的另一面，注意到谣言的认识论意义，就会发现别有洞天。

 　　第一，谣言具有认识论价值，它提供认识上的假设，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进知识的扩展。直接路径是证实或证伪谣言的内容，间接路径则是发现解释谣言起源的有价值信息，或者发现被谣言呈现所误导的事件真相。科迪曾以珍珠港事件为例，分析了把某小道消息定性为谣言而造成的恶果。

 　　第二，谣言传播者可能处于认识上无可责备的状态。尽管罗素认为人们对谣言的兴趣，不是出于爱知识而受到激发，而是出于某种恶意。但不可否认，谣言传播者在传播谣言时，很多时候都处于无知的状态。在谣言传播过程中，如果其可靠信息源被切断，加上时间的局限，就难以从认识上分辨信息真伪，只能依赖其他途径。尽管这属于弱确证，但这种情形中认识主体可以认为无可责备。另外一种情形是，如果人们的情绪高涨，集体兴奋程度过高，那么人们的行为容易有传染效果，其行为和思维就会趋同，也会出现无意识状况，这同样属于认识上无可责备的情形。

 　　第三，克纳普把谣言定义为“未经官方证实而散布的关于相信某个主题而形成的命题”。这个定义中的后半部分大多都会被接受，但前面的“未经官方证实”常会引起争议。有时，因信息未及时披露而引起的谣言就成了一面“社会看到其被隐藏的自我的镜子”。

 　　第四，谣言存在认识上的“真”。作为陈词的另一种病变，谎言并不全然为假；同样，即使有些人激烈反对、抨击谣言，他们也会承认某些谣言为真。事实上，如果一个谣言P在一次次传播之后最终变成了非P，那么谣言（非P）并不是原来的那个谣言P。谣言的个体性部分体现在它们传播的历史及其内容之中。可以认为，某一命题被谣传为真恰恰是支撑其为真的证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相信听到的每个谣言，我们是否相信某个谣言以及我们对其赋予的置信度，取决于它在先的可信性和谣言传播到我们时的情境。当然，这些特征并不是为谣言所独有，它同样适用于其他交流沟通形式。

 　　第五，谣言的置信度下降导致信念回溯。谣言是信念的命题，不管是谣言发起者还是传播者，大多数人并不怀疑所传谣言的真实性。在人们对传播谣言的选择中，断定谣言为真显然比为假时传播的可能性更大。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越认为一个谣言似真，那么他们就越可能传播谣言。基于已有的认识，他们对谣言会有不同的置信度，给予不同的表述和评价。比如，可能由“完全相信”随着置信度下降向“基本不相信”减弱，而所附评价则由正面、积极评价向负面、否定性评价转变。如果置信度降至更低水平，比如接近零，那么他们可能不再传播谣言，转而对上一个谣言接收者进行警示，从而会形成信念的回溯，达到对谣言内容的纠偏。因此，谣言传播的评价、警告、交叉验证等能够成为提高报告、信念内容准确性的有效途径。我们相信，大多情况下人受到理性主宰，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谣言传播链中涉及的人比其他人更缺乏诚实或理性。

 　　可见，探究谣言的认识论价值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掀开认识之“币”的另一面，开出更多的认识之“花”。同时，对于改造现实世界也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