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在中国，教育权利因地而异。一些地方政府为平等的教育权设置很多障碍，如农民工子弟最初没有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权利；后来，一些地方政府虽然明确了其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但教育的二元分化在农民工子弟和当地学生之间仍然存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权利不平等更为严重，很多农民工子弟必须回原籍接受高中教育，教育不连贯的问题非常突出；尤为重要的是，在何地参加高考的问题上，中国高校招生存在地域歧视。

　　农村学生在一流大学里占学生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小，这个问题正在引起广泛关注。尽管城市化水平的不断上升也会导致这一结果，但是目前农村学生在一流大学中所占学生总数的比例远远低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同时，农村学生以及家境一般的城市学生在二、三本高校中数量非常多。这种不均衡分布会对以后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很多学者担心城乡差距会因此更加固化。

　　笔者在国内参加相关研讨会时能够感受到学者们更深一层的担忧。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不管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还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大多数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和体会，其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希望改变农村的现状。但是，有这样背景的人已经或逐渐接近退休年龄，而新一代的城市成长起来的精英未必有这样的经历和关怀，农民和农村可能更容易被其忽视乃至误解。这种担心是否合理可以再议，个人的感情和经历是否有助于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更是值得商榷，但是大家对城乡差距固化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平等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需要关注农村学生上好大学越来越难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方向。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见证了社会对不平等态度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根本问题被诊断为“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制；如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被看成是影响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对社会不平等的担忧来自三方面：第一，不平等的程度过高，已经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第二，不平等的性质发生很大变化，好的不平等太少，不好的不平等太多——好的不平等鼓励工作和创新，不好的不平等鼓励非法致富；第三，社会不平等出现固化趋势。这三方面的担忧导致对社会不平等的接受度和容忍度正在下降。

　　中国社会是否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还需要更多的遵循严格方法的规范研究，这也是当前中国核心的社会议题之一。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应该富有活力、充满机会，贫困阶层不断缩小，中产阶级不断扩大，由此带动大规模的向上社会流动。经济发展为社会流动创造机会，社会流动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出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支撑的双赢局面。如果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背离这一模式，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固化，长远来看，发展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未能给社会流动创造机会，固化乃至僵化的社会结构反过来也不可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这是正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不得不加以注意的问题。

　　顶尖大学在招生中向城市学生倾斜

　　为什么农村学生上好大学越来越难？首先，这与高等教育改革不无关系。中国的高等教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型，其根本性变化是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另一重要变化是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政府的重要目标，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迅速向这类大学倾斜。这两个变化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中国顶尖大学的招生扩张有限，不仅维持精英教育的模式，甚至使其变得更加精英化。在“素质教育”的话语体系下，顶尖大学在招生中加速向城市学生倾斜，如自主招生明显有利于城市学生。因此，大学扩招的任务主要由二、三流学校（包括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承担。这些学校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学费，教育质量并不理想，与就业市场的需求也严重脱节，造成学费高、就业难的局面。这也是部分家境不好的高中毕业生选择不参加高考的根本原因。中国从1999年高校招生大幅度扩张以来，高等教育已经发生本质变化：以前，高等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代名词；现在，一流大学提供的教育仍能得到社会认可，但很多二、三流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已经严重贬值，甚至变成泡沫，其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突出。

　　其次，农村学生上好大学越来越难与农村教育以及农村社会发生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虽然国家在投入方面向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倾斜，但是政府投入的城乡差距和地方差距仍然很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否足额到位仍是问题。在留守农村不再“大有可为”的背景下，不仅农村劳动力，而且包括农村教师，都开始向城市流动。农村生源减少，集中办学成为趋势之后，寄宿制学校在安全卫生、心理辅导等方面明显薄弱。大量留守儿童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期缺乏父母关爱与引导，不仅学业受到影响，人格养成也容易出现偏差。很多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大量移出，地方精英缺失，农村儿童身边缺乏能够激励其成功的楷模。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出现的这些变化影响到农村学生的学业表现；城市学生不仅能够避免这些问题，而且有更好的条件接受“素质教育”，在一流大学的招考中占据有利地位。

　　深层次而言，高等教育城乡差距固化是教育权利不平等的问题。在中国，教育权利因地而异。一些地方政府为平等的教育权设置很多障碍，如农民工子弟最初没有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权利；后来，一些地方政府虽然明确了其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但教育的二元分化在农民工子弟和当地学生之间仍然存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权利不平等更为严重，很多农民工子弟必须回原籍接受高中教育，教育不连贯的问题非常突出；尤为重要的是，在何地参加高考的问题上，中国高校招生存在地域歧视。

　　世界上也有其他国家的地方高校存在地域歧视，但是这些国家都不禁止“高考移民”。在中国，跨省的农民工子弟必须回原籍参加高考，地域歧视与禁止“高考移民”相结合，导致安徽考生考上北京大学的机会可能只有北京考生的几十分之一。如何化解高等教育中城乡差距固化的问题？除了从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外，最好的办法是实现教育权利在全国范围内的平等。对这种状况的最大担心是其会导致一种新的不平等，家庭经济实力决定所受教育质量。实际上，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学生在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优质教育资源也会选择学生。在双向选择之下，家庭经济实力不会成为影响优秀学生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利因素，我们已经看到名中学、名高校竞争尖子学生的努力程度，其愿意为出类拔萃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或者其他好处。这种竞争会打破城乡藩篱，让出身农村的优秀学生拥有同样成功的机会。平等的教育权是化解社会结构固化的最好方式；否则，以促进平等为名的地域限制，其结果往往是既不平等，亦无流动，中国高等教育即应以此为戒。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