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外语学术科研网
为语用学研究的前沿学科，人际语用学的大体轮廓可以追溯到Locher & Graham 2010的论文集Interpersonal Pragmatics，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身份建构研究。这也就不难理解人际语用学即关于人际交往的语用学研究的观点（Haugh, Kádár & Mills，2013）。因此，（不）礼貌、面子、和谐关系管理、情感、身份建构等便成为人际语用学的核心议题。国外一系列代表性的研究可以参看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年第58卷关于人际语用学研究的专刊；国内冉永平教授及其带领的团队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参考文献：
Haugh, M., Kádár, Z. & Mills, S. 2013.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Issues and debat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58: 1-11.
Locher, M. A. & Graham, S. L. (eds.). 2010.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C]. Berlin: Mouton.
冉永平
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关系研究
传统语用学对面子与礼貌的研究涉及人际关系的相关维度，但缺少对关系的专门阐释与概念化，主要是从静态的视角，把关系看作影响语言使用的语境因素，分析的重点多侧重于对面子/不礼貌等的研究，关系仅杂糅在其中，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分析，这就未能充分体现人际交往中关系的语用特征及其语用表现。
近年来，语用学的关系研究受到重视，不少学者注意到人际语用（interpersonal pragmatics）的新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新热点和新主张（参见Arundale, 2010；Haugh et al., 2013）。比如，Spencer-Oatey（2013）认为，对关系的研究不应该和面子研究混在一起，应该将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拿出来单独研究，由此出现了基于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s）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探究人们如何利用多模态语言/非语言资源等，去建立关系、维持关系或改变关系，这拓宽了语用学研究中关系等语境因素的作用视域及其语用表现。至此，关系不再是一种依附于面子和礼貌的单纯的语境因素，它可以是独立的研究对象，体现为一种交际结果或交际过程。
Enfield（2009：60）指出，关系是社会组织的首要构成，它应该成为语用学的关键点。礼貌研究的焦点是人际关系，而不再是交际者如何实施礼貌（Culpeper et al., 2010：599）。据此，Spencer-Oatey（2011：3569）称之为语用学研究的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
早期的人际语用研究几乎将人际交往中的关系等同于面子与礼貌，并相互交织在一起，近些年来关系维度的研究受到重视，并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人际语用学的分析对象。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关系研究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看待面子和礼貌等问题，不再从静态的角度探讨特定人际关系对语言及策略选择的影响和效果，而是根据具体社会文化和交际情景等，聚焦于所有参与者，探究语言和非语言等多模态资源所呈现建构和维持的人际关系及其变化，这为当代人际语用学的研究带来了一些新变化。
在人际语用学视角下，关系不再是一种影响人际交往的语境因素，而可以变成一种交际目的和结果，由此成为人际语用学的分析对象，比如基于真实语境下人际互动交际事件的多模态语料，探究关系的建立维持等变化过程及人际关系效果。类似研究可进一步拓宽语用学研究的范围与视野，推动人际语用研究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冉永平、刘平，2015，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关系研究 [J]，《外语教学》（4）：1-7。
杨文慧
人际话语策略的传统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聚焦描述法描述特定文化群体中人们如何理解自身文化中的人际意义，是人类学家较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如Vu & Gehrau, 2010）；第二，对比法对比分析某一方面在跨文化交往中的人际意义差异，是很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如Triandis, 1995）。在我国，多数研究主要以聚焦描述分析的手段研究中国人际交往的话语策略。比如，从话语语用策略层面，杨文慧（2009）从商务谈判人际话语结构的角度对特定文化群体和交际语境中的人际话语和人际意义进行了研究；从人际礼貌层面，Yang（2012）在Scollon和Scollon（2001）礼貌话语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际因素如何影响话语选择和人际认知。相对于西方谈判的话语语用策略，中国人的话语趋向于更为复杂和非格式化的交际模态，这和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谈判者的社会认知等有关系。分析人际话语策略不仅可以丰富人们对人际话语交际的文化语言语用认知，而且可以了解不同交际语境的人际关系体系构架与沟通模式的内在关联（杨文慧，2009）。
本人在2013年《现代外语》上发表了“从话语权看冲突性话语中的人际化线索”的论文，用实证研究论证人际化线索不是离散的、随意的，而是有规律的、历史的语用变异。由于这些改变的方向性是相对固定的，而且是人们可获取的认知知识，这种人际关系变化的标志意义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规约和人际话语规约。尽管话语哲学家福柯（1999）认为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某种建构的结果，但通过实证分析冲突话语和它所涉及的话语权哲学含义，本人发现人际化线索和交际者的话语人际认知决定了人际话语实践，而这一话语实践在人际空间中通过交际对象的互动而产生人际话语认同。这样，话语权力和处于不同人际关系中交际者多样化、不确定性、连续性的话语权利以及他们对各自交际身份的认知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相互支配，共同成就人际话语的构建（杨文慧，2013）。
龚双萍
冲突性话语、不礼貌与权势的语用研究
人际交往中人们总希望能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传统人际语用学中缓和、礼貌等言语现象的研究成果丰富，而冲突性话语、不礼貌则被认为是交际的边缘现象而被忽视，其研究进展缓慢。然而，Culpeper、Bousfield 与 Wichmann（2003）则认为冲突性话语在许多语篇中起着中心作用，如军队训练语篇、法庭语篇、家庭语篇以及医患语篇等，其中所出现的大量的言语不礼貌现象则是权势的运用。
权势是冲突性话语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Locher（2004）在回顾了以往的权势研究文献后，总结了权势的本质和实施：（1）权势往往通过语言得以表达；（2）对权势的解释不能脱离语境；（3）权势是关系的、动态的和可竞争性的；（4）语言和社会的内部联系可以通过权势的展现得到体现；（5）实施权势必须有行动的自由；（6）限制交际对方的行为环境往往是权势的运用；（7）权势的运用包括潜在的冲突和利益的对立；（8）为了保持社会权势的均衡或协商身份，权势的运用伴随着无标记或正面标记的关系行为（relational work）。
冲突性话语和权势具有紧密关联性。冲突性话语中的不礼貌言语行为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为获取权势，二为表达负面情感。而获取权势则是权势的一种运用。通过不礼貌言语行为获取权势有以下目的：（1）体现自身优势；（2）取得行为的权势；（3）取得会话的权势等（Terkourafi, 2008）。冲突性话语中所出现的交际双方争论、异议、反对或反驳等言语行为都是面子威胁行为，这些言语行为往往贬低了交际对方的正面社会价值，促使交际对方为维护自身的面子，或者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面子威胁而作出反应。
冲突性话语的动态发展往往要顺应交际双方的权势关系。低权势者对高权势者的冲突性话语主要采取防御性回应策略来维护说话者的面子，减少高权势者对自己的面子损伤程度。高权势者对低权势者的冲突性话语主要采取攻击性回应策略，以限制对方的“行动自由”，攻击对方负面面子，造成对方的面子损失。在交际中，权势并非完全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和可竞争的。冲突性话语的发展随着权势关系的动态变化而发生变化。冲突性话语在不同权势关系制约下的不同发展模式，如逐步升级、逐步缓和或僵持等充分体现了冲突性话语策略对权势关系的动态顺应。（龚双萍，2011）
参考文献
Culpeper, J., Bousfield, D. & Wichmann, A. 2003. Impoliteness revisit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ynamic and prosodic aspect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5: 10-11.
Locher, M. 2004. Power and politeness in Action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Spencer-Oatey, H. 1996. Reconsidering power and distan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6: 1-24.
Terkourafi, M. 2008.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politeness, impoliteness, and rudeness, In Bousfield, D. & Locher, M. (eds.), Impoliteness in Language: Studies on its Interplay with Pow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龚双萍，2011，冲突性话语回应策略与权势的语用研究[J]，《外语学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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