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语言研究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

可他精通12种语言，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

有领导曾建议他去中国社科院当副院长，他不去。

可1978年让他兼任北大副校长时，他一口答应了。

朋友不解地问：为什么放着副部级的职位不要，却去当个副局级？

他说，我只想当了教书匠。

季羡林，看这位国学大师如何当老师！

　　其实，在我看来，我只是一名教师而已。

 

　　如果一定要在这教师前面加个称谓，那么我想我在讲台和研究室的案台上工作了一辈子，要说一点经验没有，也是说不过去的，那就姑且是一个稍微有点经验的人民教师吧。

 

　　那些学问，学术，在我看来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在这三寸讲台上教书育人吧。

 

　　我这一生辗转于多个讲台。1934年，我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我应母校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到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不为别的，总觉得作为一名教师应多出去看看，把外面的知识多带一些回来。

 

　　同年9月，我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喜爱语言，在这方面可能也有些许的天分，既然喜欢，就多学一些，第一是因为这些是我发自内心由衷热爱的，第二也是为了今后在讲台上不至于无话可说。

 

　　既然当了教师，那就甘为人梯吧，我学的越多，为学生们铺的台阶就能越长，他们的路也能走得更长远。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

 

　　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她莞儿一笑，说:“正是这样！”。我想，我毕生研究语言，国学，不敢说有什么成就，如果把这些学问比喻成“花”，那么我毕生所学都只是想让我的学生们更好的看到罢了。

 

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留学时照片

 

　　作为教师，我们的职责就是为这些后起之秀们栽出更好的“花”。干我们这一行，社会责任感很重要，用实际行动为大众着想，为学生着想，为社会尽到自己的义务，也就不愧学生叫我一声老师，不愧祖国和人民给我的这些信任了吧。

 

 

　　留学期间，西克教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我这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一位好老师，西克教授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不仅对我传授知识，还在我在德国期间，如父亲或者祖父一般慈祥地照顾我。

 

　　那时，直到今天，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依然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受他影响，在我的从教生涯中，我对待学生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

 

　　我想身为人师，本身就应如此。

 

 

　　1946年，回国后我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终于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我就是要回来，当年出去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回来。

 

　　经陈寅恪推荐，我被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我很欣慰，我觉得我在国外飘荡中研究的这些学问终于可以有机会传承下去了，但在北大教书的这期间，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说是灰暗，倒不如是一次磨练。

 

　　现在闲来无事时也经常看着我在“十年动荡”期间写的各种文字，以《牛棚杂记》为例，总觉得那时候的我写的文字，有种我现在怎么揣摩都一去不返的特殊味道。

 

　　记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早有思想准备，因此我并不吃惊。我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

 

　　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批倒批臭，我被带上“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分到艰苦地区参加劳动改造。我和几个一起被发配到这里的“罪人”亲手搭建起牛棚，在这牛棚中，我们经常会以各种名义被打得遍体鳞伤。

 

　　我想我应该写文章，将这些苦痛的生活记录下来，不仅仅是记录，也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该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个老师，是个做学问的人。

 

　　就这样，我白天成了一个在牛棚中忍受苦痛的人，夜晚，则用笔将这一天的心灵也好，肉体也好的伤痛记录下来，我本性木讷，文字在那时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然而，作为一个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在学术研究方面，这十年却成了一个空白点。幸而，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这十年内，我除了开会，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没有时间和心情搞什么学术研究。

 

　　到了后期，虽然我头上被诬陷而戴上的无数顶离奇古怪的帽子一顶也还没有摘掉，但已走出了牛棚，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

 

　　我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枯坐门房中，有时候忙，有时候又闲得无聊。我实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点事干。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我只能偷偷摸摸地从口袋里把小纸条拿出来，仔细推敲，反复考虑，把散文改成诗体，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几年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当时并没有认清它的重大意义，后来才慢慢认识到的工作。我只是认为在任何时候，作为一名搞学术的人，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研究，对得起自己，更得对得起自己的教师身份。我这几十年的从教和学术经历如果算是成功的话，那也一定是源于坚持和专心致志。

 

　　我教了一辈子书，做了一辈子学问研究，以上的这些，是我对学问，对身为人师认识的浅谈，如果硬要让我来个总结，我想我这一生坚持的无疑是四个词，敬业、博学、求实、创新罢了。

参考来源|《季羡林谈人生》《牛棚杂记》《季羡林自传》

转载自：好老师及学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