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文化报

　　提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推动持续发展。作者在此首次提出文化对国家创新战略的支撑作用，认为实施国家创新战略不是单一的科技驱动，而是科技、文化、制度、市场四大驱动。只有打造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创新才能形成规模和可持续性。作者认为，文化不仅是创新的根本动力，也为创新设置了人文边界。他分析了民族心理定势和文化传统对国家创新的影响，阐述了观念引领对于创新战略的积极作用，以及文化流动对于塑造创新自觉、自信、自强的重要意义。文化不仅锻造了国家创新所需的企业家精神，还营造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人文氛围，并通过“文化+”业态催生了创新创意阶层，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实现空间和环境支撑。

　　

　　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把创新置于未来发展的五大关键词之首，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那么，创新就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没有持续的创新，就没有持续的发展，也就难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当我们考察世界各国创新能力、创新历程和效果的时候，会发现巨大的差异。全世界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些国家一直走在创新前列、引导着创新潮流，而一些国家则只能蹒跚而行，甚至因为创新导致动荡和挫败？这除了与各国具备的一般性创新要素：资本、科技、市场、集成能力、制度等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背后隐然存在的文化差异。文化的形态不同造成了国家创新能力的迥异，国家创新战略根本有赖于文化的支撑。遗憾的是在创新理论研究方面，对文化的重要性还缺乏系统的论述。

　　

　　大略言之，国家创新战略的文化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

　　

　　一是提供支撑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价值。各国所崇奉的核心价值直接关乎创新的地位和能力。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自从西庇阿时代以来，人文主义成了文化意识的一种形式。西方国家在不断的突破中，各民族轮换地拥有属于他们各自创造的时代，整个欧洲也在突破中获得了它的生命。而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

　　

　　卡尔·雅斯贝斯对中国的评论已经过时。中共中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就是我国创新战略的核心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所发布的相关报告中，除了反复强调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还更进一步指出，就当下而言，文化还是今天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也明确把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国、以色列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是因为其背后有强大的文化支撑。所以，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绝不是单一的科技驱动。科技驱动、文化驱动、制度驱动和市场驱动是创新的四大驱动力。只有打造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创新才能形成规模和可持续性。

　　

　　我们还要注意到，文化的核心价值不仅是创新的根本推动力，也为创新设置了人文边界，也就是哪些是可创新的，哪些是不可创新的，比如那些反人类、反生态的所谓创新行为，就应该坚决抵制。文化为创新注入人文关怀，这也是文化对国家创新支撑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

　　

　　二是提供支撑国家创新战略的心理定势和新的传统。心理定势就是心理上的定向趋势。由于所接受的文化习惯和教育的不同，小到个体之间、大到民族的心理定势都有着相当的差异，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从人类历史来看，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延续性文明，历经分裂与灾难而屹立不倒，靠的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能力及优秀的心理定势和传统。

　　

　　但毋庸讳言，我们的文化中也有较多的落后与保守理念所造成的心理定势和习惯。中国人的崇古心理、效法心理、趋同心理，和“彼偏我正、彼夷我中”心理，以及“不敢为天下先”的祖训，都曾使我们丧失了创新发展的良机，甚至造成深重的灾难。我们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形成新的传统、活的文化。

　　

　　创新与好奇心、想象力、创意、发明等密切相关，包括：以开放的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勇于承担智识风险、尝试以新的方式探讨问题；具有实验的精神；具有自我反思与不断学习的能力。其根本在于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这往往是一个历史颠覆过程。敢于质疑既成事物，敢于重新解构和阐释，创造新的方法，把“期然”变“应然”，形成新的心理定势，是解决我国创新体系动力不足的关键。

　　

　　三是提供支撑国家创新战略的观念指引。国家创新战略涉及全方位创新，尤其需要观念的引领，如此才能使民族创新形成汪洋恣肆之势，而不是局限于个别领域，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铁律。文艺复兴引领的欧洲各国如此，北美新大陆的迅速崛起如此，中国近百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程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与时俱进、思想解放的产物，它所高扬的变革旗帜对国人的思想激荡及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为后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基础。而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深圳特区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大放异彩，原因固然有很多，但首要的是新观念的引领，这里首先生长观念，然后才生长高楼大厦，百业兴旺。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十大观念就是创新的十面旗帜。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不知温暖了多少创新创业者，包容了多少奇思妙想之士；一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知给多少人吃了定心丸；一句“敢为天下先”，更使深圳人成为领航时代的勇士；一句“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不知使多少人获得了思想和创造的平等，这种包容气度是难能可贵的。还有，“改革开放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等，无一不是时代观念的引领。很显然，深圳观念的例子，放在国家创新战略层面上同样是成立的。

　　

　　四是提供支撑国家创新战略的创新自觉、创新自信、创新自强。文化历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处于不断的流动当中，并在流动中实现推陈出新，创造历史前进的新动力。当年，为了推动深圳文化的快速繁荣发展，为一个新兴城市寻找文化自信、自觉、自强的理论根据，我们提出了文化流动理论。这个理论曾经为深圳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贡献了理论根据和实现路径，促成深圳文化在国内竞争中一直居上游之势，成为文化立市的支撑。今天，同样可以说，文化流动理论一样可以作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支撑，使我国寻找到创新自觉、创新自信、创新自强。

　　

　　文化流动论与文化积淀论并不是“有你无我”“我对你错”的关系，而是观察文化本质和作用的两个角度。文化流动论强调文化横向和纵向流动的本质，强调文化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存量，更取决于增量的本质，强调文化流动带来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强调文化流动对挑战边界、推动创新的重要作用。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积淀的意义。简言之，积淀的意义在于：第一，文化积淀下来就是文明；第二，文化积淀是文化传承的基本方式；第三，文化积淀是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凝聚力；第四，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传统与习惯对每一个人的影响无与伦比。因此，在国家创新战略中，一方面要强调文化流动的意义，在各种文化乃至信息的流动、碰撞、交流中去获得创新的推动力和无限灵感；另一方面，也要光大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积淀，守住中华民族的根脉。

　　

　　五是锻造国家创新战略所需的企业家精神。创新理论创始人熊彼特认为，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存在：“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的独特任务——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熊彼特所说的这种“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的企业家精神，是文化浸润的结果。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整体创新能力之所以得到很大的跃升，其实是与新型的企业家群体及企业家精神密不可分的。

　　

　　文化所培育的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发现和创造机会的能力、塑造团队文化的能力、不断挑战边界的精神、资源整合和集成的能力等。特别是文化可以让企业家摒弃不择手段的急功近利，铸造“企业家精神”的三要素：第一，建立一个“王朝”的梦想；第二，追求成功的“征服的意志”与“战斗的冲动”；第三，改革、冒险的欢乐。

　　

　　深圳的华为、中兴、华强、腾讯、华侨城、万科等影响海内外的企业群体的崛起，绝不仅仅依靠科技创新，企业家们的创新观念、人文情怀以及企业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六是培育国家创新战略所依赖的创新创意阶层。创新创意阶层对于我国创新体系建设的意义极其深远。美国学者佛罗里达早就注意到，当代社会，知识和创意或人力资本、人才正在替代传统的自然资源和有形劳动，成为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文化在创新创意阶层培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文化+”催生创新创意阶层。所谓“文化+”，就是以文化为主体或核心元素的一种跨业态融合，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将文化创新创意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形成以文化为内生驱动力的产业发展新模式与新形态，其实质是要实现内容、市场、资本和技术等关键要素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聚集、互动、融合和创新。

　　

　　“文化+”与“互联网+”有两个相似点：第一，它们都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前者为产品注入更多的设计元素和人文内涵，提升附加值；后者则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优化生产要素。第二，它们都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战场。两者都无处不在、无远弗届，没有任何门槛，更没有任何职业、年龄、学历的限制，只要创意符合社会需求，谁都可以使用，谁都可以创造。创新创意在这里水乳交融，知识、艺术、财富在这里相互转化。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创意”“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等新兴业态的形成，成为文化经济创新发展的最大内驱力。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模式驱动下，文化产业实现了跨界融合、跨越发展，有力催生了各行业创新创意阶层的崛起。就以深圳而言，各类设计师和创意人才这些年的总人数都在急速增长，目前已达到40万人左右。这个群体每天都在迸发奇思妙想，创造出形态各异的各种产品。

　　

　　其次，文化多样性养育创新创意阶层。文化的多样性在吸引创意人才以及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多样性可以提高一个城市养育创意人才的能力。一个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城市，在吸引创意人才和人力资本中具有截然不同的优势，从而可以孕育、滋养创新创意阶层。而能留住这些创意群体的地方，可以产生更多的创新，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七是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实现空间和环境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理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国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数量为383.23万家，平均每天新诞生企业1.05万家。时间虽短，但影响巨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2015年版《世界知识产权指标》中称：“2014年全世界创新者共提交了约270万件专利申请，比2013年增长了4.5%。中国的申请量是推动2014年增长的动力。受理量位列前茅的专利局有中国，申请量为92.8万件，随后是美国（57.8万件）、日本（32.5万件）、韩国（21万件）和欧洲专利局（15.2万件）。”对此，《瑞士商报》网站评论称，“中国充满发明家精神，中国主要靠复制西方产品引起关注的时期早已结束，眼下全球近1/3的专利申请来自中国。”可见，“双创”不但创造出令人惊异的经济价值，基本解决了令人忧患的就业问题，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而且赋予国家创新战略以全民意义。传统的创新理念往往把目光锁定为各行业的专门研究者和极少数的部门精英，一般的民众也认为创新与己无关。“双创”的提出与实践，彻底颠覆了这个观念。李克强总理指出，“国家繁荣发展的新动能，就蕴涵于万众创新的伟力之中。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将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使人人皆可创新、创新惠及人人。”正如凯文·阿什顿在《创造》一书中指出的，“创造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创造就是人类，创造就是我们所有人，创造就是每一个人。”

　　

　　文化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方面新的广泛的创新创意阶层是依靠文化孕育并提供广阔空间的，全体国民也迫切需要提高文化素质，才能更主动投入“双创”；另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绝不仅是解决当下的经济问题，而是能够锤炼出更高的国民素质、改善中华文化的基因，使我们民族文化中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的基因发扬光大。当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一个整体号召，才刚刚开始实践，不能期待一切都那么完美。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要摒弃运动式的思维惯性、大跃进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和从众的狂热心态，建立有序、理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

　　

　　此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定要有一流的文化服务，否则就无法提供创意和新技术新发明所需的温床，也留不住人才，最终导致创新也不可持续。

　　

　　八是营造国家创新战略所需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前面提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深圳十大观念之一，为特区改革创新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土壤。假如说“鼓励创新”是深圳成功的根本，那么这仅是深圳精神的一个方面，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宽容失败”似乎更加深刻。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在深圳成功了，但更多的不为我们所知的人失败了。而深圳的魅力正在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予以包容，因为只有宽容失败，才构成创新与成功的前提和基础。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正是许给那些敢于创新者的庄严诺言。风气决定命运，对创新创意者更是如此。国家创新战略要取得成功，必须一方面在文化观念上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共识和良好风气；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也要予以实质性的推动，尤其是“宽容失败”方面，它不仅体现于语言的慰问，或投以同情的目光，还应对创新失败者给予实质性支持，这也是国家创新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文化的力量，可以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变得声名远扬而富有魅力；文化的力量，可以把一个守成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创新的民族；文化的力量，可以把一个一度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家变成一个引领人类文明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的力量，伴随着国家创新战略的深入实施，伴随着文化改革创新的不断推进，必将生生不息地释放自己的强大能量，助力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