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24 王俊菊 山东大学 外语教师研究与专业发展
原全文刊载于《现代外语》2015(2),121-130.
作者简介:王俊菊,应用语言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历史沿革、现实思考、未来构建
1.引言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1448所本科院校中有994所开设了英语专业,在校学生达57万人。英语专业虽然经历了一个“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历程(张绍杰2010b),但高层次、高素质的精英人才或特色人才相对较少,多数院校培养的外语人才存在千人一面现象,缺乏具有丰富知识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翻译人才和跨文化交际人才(戴炜栋2009:5-6)。英语专业的建设不能满足社会对各类英语人才的实际需求,英语专业的教育与教学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关键时刻。
2.历史沿革
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英语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付克1986)。后来的洋务运动和外交活动的日益频繁,推动了英语教育的进一步规范。到了民国时期,大多数的高等院校均设有英国文学系或英文专业。新中国成立后,英语教育在经历了短暂低潮之后,至1966年开设英语专业的大学增至74所(戴炜栋、胡文仲2009)。改革开放以来,英语专业的建设得到了迅猛发展,招生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课程体系作为教学大纲的核心组成部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的英文馆,其学制八年。1935年的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开始采用学分制,要求学生至少修完132学分方可毕业。值得注意的是,该课程大纲非常重视写作能力培养,四年均开设“英文写作”必修课,整体上呈现出必修课逐年递减、选修课逐年递增的特点。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教育部颁布了《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综合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将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标准规定为学制4年,总周数为208周,在课时比例和分配上,突出了不同类型院校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在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比例上体现了灵活性。例如,师范院校的公共课相对较少,但必修课课时最多,包括教育学、心理学、英语教学法等课程;外语类和综合类院校的公共课和选修课相对较多,包括汉语写作、世界通史、英语修辞学、英语文体学、中国文学史、英美文学史、当代英美文学、英语散文及小说选读、英语诗歌及戏剧选读等(戴炜栋2008:162-163)。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对外语人才的培养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2000年颁布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保留了4年学制,分为基础阶段和高年级阶段,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课、英语专业知识课、相关专业知识课等三大模块。其中,专业技能课包括基础英语、听力、口语、写作、口译、笔译等;专业知识课程包括英语语言学、英语词汇学、英语语法学、英语文体学、英美文学、西方文化课程等;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包括西方文明史、中国文化导论、外交学导论、英语教育史、英语新闻写作等等。大纲还规定,四年开设的课程总数不应少于2000学时,其中专业技能课应超过总学时的50%,其他课程可根据各校培养目标、办学特色和具体条件灵活安排(戴炜栋2008:166)。
早期的同文馆注意到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注重语言文学和外国史地知识教学,又兼习自然科学,由文及理,文理并举。此外,还非常重视翻译实践,八年内均有翻译练习(付克1986),这样的课程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了语言、人文和科学的有机统一,对当今的英语教学仍有参考价值(顾卫星2004)。上世纪30年代的课程体系比较庞杂,以史为主,当代和现代文学较少;主要培养学生的阅读与欣赏能力,缺少运用外语能力的训练和实践。同时,选修课较多,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选修人文学科课程,利于兴趣培养,便于掌握文化背景知识,扩大知识面,也利于其在某一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领域中获得某种专业知识,对日后的工作适应能力有帮助(付克1986)。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合一”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文学,课程差异较小,必修课比重过大,所涵盖的知识面不够宽泛,限制了外语人才培养的类型和层次,导致了外语人才后续能力相对薄弱等问题(戴炜栋2008),但这些课程规定为高等教育恢复期的英语专业教学提供了较为统一的教学规范,为确保教育质量做出了很大贡献。2000年版《大纲》鼓励不同地区的学校根据资源优势进行特色发展,以培养出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优质外语人才。与以往大纲相比,该大纲在课程框架上有所变动,课程科目和种类更加丰富,能反映学科之间的联系,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留出了空间(戴炜栋2008),表明英语专业教育经历了培养模式和专业方向的多元发展,开始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实现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育思想转变。
3.现实思考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对英语的需求变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英语的地位也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从接受再到欢迎的历史性转变(参见胡文仲2001;肖礼全2004)。但现实情况表明,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课程体系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也必然面临当下的现实挑战。如今的全球化语境下,外语教育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需要更加强调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虽然英语专业至今还处在从推崇到质疑的漩涡当中,但已迈开从“语”到“文”的回归步伐,引发了学界“工具”还是“人文”的理性讨论,必将衍生出更加多元开放的培养体系。
3.1从推崇到质疑的变化
英语作为一门国际通用语,使得英语成为与语文和数学同等重要的学科(胡壮麟2009),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张绍杰2010a),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英语能力成为全社会推崇的目标,英语专业成为炙手可烫的热门专业,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逐年增加。
然而,英语专业的“跨越式”、“超常规”发展并不能掩盖英语专业建设日益凸显的问题(张绍杰2010b)。人们逐渐认识到,高校英语专业培养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英语能力不能令人满意,还存在“思辨缺席症”,缺乏足够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辨析能力(黄源深1998,2010)。概括起来,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才培养目标趋同,难以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多元化需求;2)人才培养模式单一,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3)专业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无法满足学生专业发展需求;4)人才培养质量严重滑坡,难以满足社会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
于是,人们开始质疑英语人才的培养质量,认为以往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与语言的整体性和人文性要求格格不入(于晨凌、王军2010)。此外,我国的英语教育投入多产出少,发展太快且脱离实际的需要,应当适度放慢节奏,重新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黄远振、陈维振2009)。也有学者指出,现有的英语专业课程结构不尽合理,语言技能类课偏多,文学文化类课偏少;课程内容低水平重复,深度广度不够;教材的选材偏重日常生活,口语化明显,文化内涵偏低;阅读量远远不够,写作练习不足;选修课繁杂,学分普遍下调;教师任务过重,科研压力过大。尤其在实践层面,过于重视“技能培养”,忽视“人文教育”(参见胡文仲、孙有中2006)。
这样的状况引发人们思考:
英语教育是否过热?
是否需要适当降温?
英语专业往何处去?
3.2从“语”向“文”的回归
虽然英语专业近年来一直属于强势学科,但“文”的内容在外语教育中逐渐失去主角地位(胡壮麟2009)。在知识结构的营建上,出现严重失衡,表现为重技能轻知识;在知识的传授中,重语言知识,轻人文知识;在课程设置上,开设的课程大多为语言技能和语言知识课程,缺乏提高人文素质的课程(黄源深2010)。
跨文化知识在英语教学中也常常被忽视。长期以来将语言的工具性视为其主要属性,将外语教育的目标定位为对语言技能与实用知识的掌握。这种教育理念削弱了外语教育的文化本质与人文内涵,使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人文视野的拓展与人文精神的培养等方面受到限制,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也频发“文化休克”和“文化失语”的现象(于晨凌、王军2010)。
许国璋曾说过,“我教学生从来不以教会学会几句英语或教会一种本事为目标,而是教会怎样做人。英语教育是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而不是英语教学。”王佐良也认为“通过文化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针对强调“复合型人才”培养所导致的英语专业职业化和工具化倾向,胡文仲、孙有中(2006)呼吁,我国英语专业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致力于重点培养人文通识型或通用型英语人才,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兼顾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虞建华(2010)也指出,英语专业必须重树其人文学科的权威,普通教学型高校可以实施外语普及的“致用”教学,实力较强的大学实施以“致知”为本的人文教育,让更多高校的英语专业逐渐向人文学科靠拢。
可见,当代英语教育在重视实用性、工具性的同时,应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文化积淀,提升文化修养与内涵(蒋洪新2010);而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性质,也决定了在语言学习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把语言、文学、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提高学生语言技能水平的同时,扩大学生的人文视野,培养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体现人才培养的专业品质(张绍杰2010a)。
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还是二者兼顾?这些已成为英语教育必须回答的方向性问题。而充分认识英语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把握学科自身的规律及发展方向,更加突出人才培养的特色,这不仅关乎英语专业的学科内涵界定,也关乎英语专业未来的走向和发展空间。
3.3从技能到内容的转向
中国的英语教育受制于工具论的影响,忽略了语言背后的内容教学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课训练都是在“识记”和“理解”层面展开,少有的几门专业知识课程往往不能脱离对“知识点”的“识记”和“理解”(孙有中2011:52)。事实上,没有内容、没有文化的语言只能是语言的躯壳,只有思维才是语言学习的真正动能和自然机制,从而为语言学习开发出用之不竭、使之不尽的自然能源(肖礼全2004)。
刘润清(1999:10)指出,外语教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从语言技能教学转向内容教学”,“语言之灵魂在内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张绍杰(2010a)认为,从工具性来看,外语教育教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特点,应把语言能力培养放在重要位置,使学生掌握外语的听说读写技能,但从人文性来看,外语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只有在“人文教育”和“技能培养”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把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综合素质高的英语人才。
因此,英语教学的重点不应是英语的躯壳,而应该是有灵魂的英语、活生生的英语,从语言技能教学转向内容教学将是中国英语教学改革的根本出路(肖礼全2004),英语的综合技能训练也应采取“内容依托”(content-based)模式(常俊跃等2009),这种模式不以语言技能教学大纲为指南,而是根据学习的知识内容组织教学,因而在知识的系统习得方面更具优势,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语言习得效率(孙有中2011)。此外,还可以考虑把内容依托式教学与思辨能力的训练相结合,尝试一箭三雕,把知识习得、语言技能训练和思辨能力训练融为一体。
3.4从“复合”到“多元”的调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人才的战略方针。基于这样的战略需求,外语教学需要借鉴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体系。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既要培养能够走向世界的国际化外语人才,也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树立人才培养的“多元观”,培养不同特点、不同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2013年10月成立的新一届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外语人才“多元培养、分类卓越”的理念。专家们已达成共识:未来中国的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将具有多层次、多行业、多领域的特点。面对多元需求,我们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也要培养立足本土、了解国情、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秀外语人才;要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注学科研究的学术型人才,也要培养注重实践、适合行业或专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基于这样的共识,英语界对英语专业本科的现有课程设置提出了基本改革思路:逐步压缩英语技能课程(孙有中2008);用“内容依托式”课程替代传统的英语技能课程(常俊跃等2009);系统建设语言学、文学、文化、国别研究等方面的专业课程(孙有中、金利民2010),以克服外语专业师生普遍存在的“思辨缺席症”,解决当前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分离、选修课与必修课比例失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脱节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大胆探索并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多元化教学模式,使之适合中国师资现实和发展状况,适合中国学生现实和发展状况,适合中国教育制度的现实和发展状况(肖礼全2004)。
4.课程体系构想
笔者认为,新国家标准的课程体系建设应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要,结合社会和个体不同需求,广泛调研,认真做好需求分析,在现有大纲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调整。此外,还需要体现外语学科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为国家战略服务,与区域研究相联系,满足市场的需求(文秋芳2014),因此,新国家标准的课程体系需要循序以下原则进行设置。
目的性原则 外语人才的培养更应考虑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除了使学生获得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使其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表达撰写能力、与人交往合作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赵沁平2004)。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模式,加强个性化教育,实现分类卓越和分层卓越。
前瞻性原则 在规划外语教育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国家教育战略发展的需求,注重外语教育短期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的平衡性、外语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促进外语教育各模块、各地域、各高校之间的和谐发展,切实实现外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发展和学术研究等的全面发展(戴炜栋、王雪梅2011)。
指导性原则 英语专业的国家标准将面向全国,实现准入、建设、评估等方面的功能,也为英语专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因此,课程体系需要具有客观性、稳定性、规范性等特征(蒋洪新2014),对未来的英语专业建设起到指导和保障作用。
现实性原则 课程体系建设应充分考虑国家、社会、学生等不同层面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问题;同时,还要根据地域特色、学校优势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规模,既要避免一种外语片面发展,也要避免平均用力,脱离实际(戴炜栋2009),避免千校一面和扁平化发展,为将来不同学校的特色发展和分类卓越奠定坚实基础。
前期的讨论与草拟工作表明,新课程体系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环节两大部分,理论课程由公共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组成,实践环节包括实践教学和毕业论文。
其中,公共课程开设国家统一规定的必修课程和所增设的英语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程,旨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促进身心健康,丰富跨学科知识,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可开设的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军事理论与训练、高等数学、大学语文以及人文与艺术、自然与科技、社会科学等。
专业必修课程涉及语言、文学、文化等基础性内容,旨在加强语言基本功训练,促进跨文化沟通,奠定学术研究基础,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可开设的课程有:英语语音与正音、英语交际口语、英语分析阅读、英语基础写作、英语视听说、英语演讲与辩论、英语学术写作、英语国家概况、跨文化交际、文学概论、语言学导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等。
专业选修课程包括语言模块、文学模块、文化模块、特色模块等,利于学校结合各自的办学定位和地方需要开设特色课程,旨在拓展学习领域,凸显专业特色,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语言学课程可包括英汉语言对比、语言与社会、英语史、英语文体学、英语修辞、话语分析、二语习得、经典译文欣赏等。文学课程可包括英美文学史、英语小说选读、英语散文选读、英语诗歌选读、文学理论入门、比较文学、莎士比亚作品选读等。文化课程可包括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东西方文明史、西方思想经典选读、中国思想经典选读、希腊罗马神话、文化研究入门等课程。特色课程既可在专业方向课程中通过学分比例凸显,也可根据需要增设。
实践教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包括学科竞赛、学习兴趣小组、学术社团、创新项目等课外学习活动,以及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还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活动,让学生切身感受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开阔国际视野,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
毕业论文主要培养和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进行初步学术研究的能力,可采取学术论文、实践报告、调研报告、项目策划书等多种形式。选题要求符合英语专业培养目标,规模适度、难易适当。用英语撰写,内容有一定新意,符合学术规范。
由此可见,新国家标准的课程体系旨在构建一个动态、多元的系统,具有拓展性、开放性、人文性、创新性、教育性等突出特征。
拓展性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性,出现学术型与应用型的分类,相应各高校的培养机制逐步呈现分类分层的特点(戴炜栋、王雪梅2011)。新的课程体系预留了特色课程板块,为不同院校的个性发展留出空间,利于拓宽英语专业的学科内涵。
开放性 英语专业应面向多元目标价值取向,突出各自的人才培养特色,实现外语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分类卓越。
人文性 回归学科本质,重视文化教育,增强学生的人文底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教育还要增强民族文化吸附能力,承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任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吴茜2013;仇云龙、张绍杰2010)。
创新性 通过提高整体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从“学会”向“会学”的能力突变,实现显性知识的隐性化和隐性知识的社会化,实现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和形成创新人格的目的(莫再树、刘正光2011)。
教育性 强化“全人”培养;培养学生的各种知识、各种能力,使之具有能动性、持续性,使之具有全面性、发展性,最终达到学生的素养、能力、人格同步提升的目标。
5.结语
多元化社会需求和学生的多元目标取向,要求我国应尽快构建起一个科学、合理、开放的课程体系,实现英语专业的多层次、多类型教育和各高校的个性化、特色化发展。仲伟合(2014)指出,未来的英语类专业应以质量为核心,坚持专业内涵建设与发展;以需求为导向,探索多元人才培养模式;以创新为驱动,提升学生能力与素质;以实践为抓手,强化学生应用能力提升;以发展为统领,提高专业教师能力素养;以评估为手段,规范和提高办学水平。
新国家标准的课程体系建设应该做到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放眼未来。通过英语专业教育的综合改革,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同时,通过对教学内容的人文内涵的挖掘,让学生感受到专业英语学习的魅力,激发学生心智空间的拓展,培养其想象力、审美能力和思想能力。
当然,未来的课程体系建设还将面临师资、教材、考核等多重考验和挑战。教师需要强化自身人文意识,善于挖掘教材内容,提高课堂教学的知识性、人文性和趣味性,体现英语专业教学的学科特质和人文品格;教材编写要于细微之处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文化的敏感和审美意识,体现人文意识,渗透人文情怀,滋养人文精神;教学模式也要从注重听、说、读、写技能训练过渡到技能培养与人文素养有机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之具有良好的外语素养、深厚的人文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自觉的创新精神,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国际化、高水平的外语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