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图语言学

 

王士元，当代语言学家，1966—1994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系教授，曾创立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学系和东亚研究学系，并担任两系的首位系主任，创办学术刊物《中国语言学报》。1992年，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创立时，当选为首任会长。

 

 

　　小时候我和奶奶生活在安徽，安徽话是我的第一种语言。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安徽，我逃到上海，和父母生活在上海法租界，学习了一些上海话，听到一些法语。之后我去美国，开始学习英语。后来在不同的时期或多或少地学过瑞典语、斯瓦希里语、德语等。

　　还记得在哥伦比亚学院上夜课时有两堂课是语言学。老师马利奥·贝（Mario Pei）是美国语言学家，他总是西装笔挺，在座无虚席的课堂上用权威的声音告诉我们当时全世界共有多少语言，所有人都为他在语言上的博学所折服。后来我被密歇根大学语言学专业录取，觉得自己会在这个领域投注心力、稳步向前。

　　语言学包罗万象，无论是在实验室操弄仪器、到医院探视失语症患者、跋山涉水寻访说奇怪语言的人……都令我着迷，特别是透过这些听起来如此迥异的语言能让我看到多彩纷呈的世界。

 

　　近年来，语言学家们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与人类学家、遗传学家合作研究，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平台，将语言演化问题带入多学科研究视野，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当代语言学家王士元就是这一领域的领跑者，年逾80的他始终紧跟语言学发展的最前沿，当前语言学的热点领域是什么，语言演化问题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报记者就以上问题采访了王士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语言学家，怎么看待您的研究对象？

 

　　王士元：我在伯克利任教时读过费孝通先生的故事，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去了广西大瑶山研究瑶族，后来我离开伯克利的时候，心想这是做田野调查的最佳时机，所以搬到香港没多久，就和南开大学石锋教授及几个研究生一起前往大瑶山，记录了很多瑶族的语料，一方面帮助解决语言的演化问题，知道什么是纵向传递，什么是横向传递。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留意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的语言。

　　田野调查期间，当地人告诉我，铺一条柏油路，就会消失一种语言，因为村民一旦发现外面的发财之道，就不太愿意传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和语言，一旦失去了语言，就会失去一种文化，因为语言不是独立自主的体系，而是深植于文化，甚至是人类的文明和认知中。做学问就是要回答我们是谁，人类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最独一无二的就在于语言。如果只从一扇窗看语言，只会看到一部分，如果从另一扇窗看，又会看到其他部分，把不同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能看得更全面、更清晰，更深入地了解语言是什么，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质疑语言学研究太过理论化、边缘化。您认为语言学研究具有哪些现实价值？

 

　　王士元：有些语言学研究确实存在太理论化、边缘化的问题。过去在美国，有些人把语言看得太玄，所做的研究离语言实际应用太远。但实际上语言学研究能作很多贡献。首先，语言学研究有利于语言教学。要想了解一个人如何习得另一种语言，只有在了解这个人的母语和想学外语的基础上，将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才能预测学习者会面临哪些问题，并适当地设计教材。其次，语言学研究能帮助人们了解先天或后天意外所造成的失语症、失读症等病症，推动医学治疗。再次，语言学研究在科技应用上大有体现。现在人们让电脑能进行听、说、读、写，我们日常使用的语音查号台、电脑和手机上的语音输入法等都是语言学在科技上的应用，这些技术应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10年来，语言学研究有哪些新的变化？

 

　　王士元：过去的语言学家没有充分留意到不同语言间的极大差异，近年来由于语言类型学越来越受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间的差异，以及深入了解其成因和意义的重要性。以前研究语言的人喜欢画树图，忽略了接触的重要，而现在的语言学家则发现研究语言变迁时，必须兼顾纵向和横向传递，因为每种语言都是这两种传递的产物。另外，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探讨这两种传递在大脑里的体现，这些主题都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语言演化三尺度：涌现、变迁与习得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演化语言学产生兴趣？

 

　　王士元：我在密歇根大学念研究生时，学界对语言的认识仍然充斥着欧洲新语法学派的观点，也很受索绪尔语言系统观的影响。那时我对达尔文的演化论很着迷，当我透过演化论看语言时，发现语言间存在诸多差异和变迁。新语法学派所说的音变是纯语音的，布隆菲尔德以音素为音变的单位。但我提出实验性想法——也许是词汇在变，一个共有同一个音素的许多词汇重组了，使得看起来音变是因为音素改变了，之后我又扩展了视野，继而想到也许不只是音在变，词素、语法也会变，语言里的任何改变都是由词汇开始。虽然这种观点还是少数，不过从这种演化角度来看语言还是有价值的。

　　现在有些学者对演化语言学的研究存在误解，要么认为“演化”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语言学”却是人文领域的研究，要么认为“语言演化”只着重在几百万年前语言“从无到有”时，且远古时代语言兴起的背景和条件已不可考，所以对这类问题力有未逮，只能敬而远之。但我想再次强调，广义的语言演化包含了涌现、变迁、习得三个尺度，21世纪是信息科技的时代，不同语言间的频繁互动已是常态，语言接触如何导致语言变化、儿童如何在双语或多语的环境习得语言、人类如何因疾病或自然衰老而丧失语言能力，都是当今语言学应该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演化语言学是如何兴起的，整个发展过程基于哪些理论？

 

　　王士元：自达尔文和孟德尔的研究发现组成“综合演化论”起，我们对生命和行为的认识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生物（包括人类）和行为（包括语言及文字）都会发生变异，语言是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互动出来的产物，因此演化语言学不仅要研究语言已有的现象，更要研究语言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863年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施莱赫尔（A.Schleicher）第一次讨论了演化论与语言学的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陆续有霍凯特（C.F.Hockett）于1960年在《科学美国人》发表文章《语音的起源》（The origin of speech），1975年纽约科学院在纽约市召开“纽约科学院年会”，吸引了来自人类学、动物学等多个学科近1000名参会者，1996年爱丁堡大学召开了第一届“语言的演化”研讨会，这些都推动了演化语言学的发展。2009年，国内第一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系列会议在广州召开，之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都举办过研讨会。而我最初把演化论与语言学结合在一起是在1978年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50年校庆时所做的讲演中，并在2013年的《科学中国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语言演化的三个尺度。几百万年前原始灵长类所发出的声音经过几个重要的相变后，约在十万年前出现了有音节的语言。在这漫长的演化史中，每一代儿童所习得的语言或多或少都会跟上一代传递下来的语言不同，这些差异累积起来就是语言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演化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士元：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语法、语用、音韵、文字等中心课题都只是这个复杂系统的个别方面。研究语言的不同层面需要不同的方法，也一定要跟其他学科合作。就语言演化的三个尺度来说，要研究变迁就需要结合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知识，要研究习得就需要了解婴儿发育、心理学实验方法等知识。

　　变迁与习得这两个尺度的研究在19 世纪和20世纪已经累积了不少重要的成果，然而用科学态度研究语言涌现的演化尺度，起步比较晚。这就需要我们对人跟其他动物的异同有充分的了解，对人类这几百万年的独特演化史有充分的认识，才能解答语言怎样“从无到有”这个谜。幸运的是，近几十年来大脑研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也为语言学研究带来许多新契机。以前人们只有通过解剖大脑才能知道大脑中的某个区域是否与语言直接相关，但现在我们可以用颅内脑电监测技术（EEG）、脑磁图技术（MEG)、磁共振成像技术（MRI）等技术直接观察和测量大脑的语言功能。这些新科技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语言，而语言学也必须善用新科技和新知识推动自身的发展。

 

　　交叉学科推动演化语言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21世纪学界将迎来交叉学科时代。近年来也有许多学科参与到演化语言学的研究中，对此您怎么看？

 

　　王士元：语言涉及方方面面，不仅与大脑有关，也与基因有关，人类的基因系统造就了大脑，让我们拥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例如FoxP2基因（又被称为叉头框P2基因）就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学是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生命科学的桥梁，并使二者相辅相成。人文社会科学帮助我们系统呈现社会里的问题，自然科学则运用实证方法和科学技术观察大脑，通过实验与量化深入解答我们想探究的课题。所以要想彻底了解语言的本质，就必须多了解其他相关方面。语言学里的东西，越能和其他学科相连，基础就会越扎实、论据也会越有说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谈谈演化语言学的发展。

 

　　王士元：除了之前提到的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2013年12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和台湾联合大学签订了两岸三地的首个合作方案，三校同时成立 “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这一举动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和北大合作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在伯克利，我们很早就把由北大袁家骅教授所指导编成的“汉语方音字汇”输入电脑，名为DOC，以便作为研究音变的一个重要数据库。后来林焘教授来伯克利时，我们用电脑合成语音，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声调听觉实验。近年来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购置了颅内脑电监测技术设备，想进一步研究语音。例如粤语共有九个声调，其中有三个是平调，主要靠声音的基频来辨别。男女老少的基频又有很大区别，男人发出的高平调基频很可能会比女人的中平调基频还低。那么听话者的大脑是如何辨别这些声调呢？我们借助脑电波提供准确的时间信息，可以分析出大脑辨别声调的几个步骤。

　　我相信语言学现有的方法除了可以研究传统的问题，如语言中的亲属关系、声调的起源和分布、语音的发出和听觉等，在三校联合研究中心的推动下，也可以研究一些更宏观的、与文化相关的问题，如群体不同的信仰、心理和智力等等，从而开展更具跨领域、跨学科特色的研究。目前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太片面了，不能代表整个人类的心智发展。例如中国西南地区就有好多独特的文化，能够为语言多样性的了解增加很多新观点、新知识。而信仰、心理、智力等问题研究需要仰赖高科技的仪器去观察及测量大脑，才能取得比较精密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演化语言学较之于传统的历史语言学，有哪些推进性研究？

 

　　王士元：传统的历史语言学，尤其在印欧语方面，由于开端最早，累积了非常辉煌的成果，自从印欧语言学研究在19世纪开始以来，最中心的方法就是画树图，这大概是受生物演化论的影响，因此施莱赫尔很早就给印欧语言画过一张树图。可是画树图有个非常重要的缺点，就是它只能表达纵向传递，不能表达横向传递，而这两种传递在语言演化里都是很常有的现象。因此，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亲属关系的方法从纵向传递视角开始扩展到横向传递视角。30年前我跟卡瓦利-斯福扎教授采用遗传学里的统计方法，分析过南太平洋里一组语言的横向传递，说明了这种横向演化的规则性。后来卡瓦利-斯福扎教授从遗传学观点来看语言学，又写了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文章。

　　最近，麻省大学的沈钟伟教授深入分析了汉语方言中大量的横向传递，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少数民族的语料，得到很有意义的成果。研究语言变迁时，两种传递都必须仔细留意，这是语言传递跟生物传递的一个基本不同的地方，每个语言都是混合体，世间没有一个完全单纯的语言。语言演化也是文化演化中很重要的一类，与社会里的很多因素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最近从电脑建模也能清楚看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今后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王士元：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起源、世界人类的语言和起源是分不开的，语言学研究一定要有跨学科的宏观视野，要结合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遗传学等领域。我希望自己未来几年能从这些学科切入，把知识好好消化整合，为年轻学者起头开路，有助于解释更多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另外，我最近也开始关注衰老所导致的语言能力退化问题，例如老年人的失语症与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方法尽量补救或避免语言能力的丧失？我们对婴儿语言的习得已有不少认识，但对老年人语言能力的消失还知之甚少。语言学中有趣和重要的议题不胜枚举，正如庄子所说的学海无涯，对于刚踏上这条研究之路的青年学者，我寄予了无限厚望，希望大家一起携手努力，解开更多的语言奥秘。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