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 张章 中国科学报

 

　　如果培养科学家的项目最后没有培养出学术人才，那么这个机制就存在问题。

 

　　这只是个研究。但一个新奇的分析发现，美国生物医学毕业生获得经费情况与其毕业后第一份工作间存在联系。这颠覆了传统观点：接受研究基金资助的学生比那些由其他机构资助的学生更易找到一份科研工作。

 

　　将发表在《研究政策》7月刊上的该发现，为当前有关培养下一代生物医学科学家最好方式的热议添了一把火。这也让美国生物医学劳动力状况研究者十分挠头。为了理解其原因，《科学》杂志罗列了相关背景资料。

 

 

　　首先，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美国联邦政府培养下一代生物医学研究者的主要经费提供者。NIH针对研究生主要有三种经费支持类型：教职工经费项目中的助理研究员（RA）；竞争性奖学金接受者；大学培训补助项目参与者。

 

　　该机制让学生有更多的主动权，也帮助NIH更好发挥杠杆作用。RA主要负责帮助教职员执行其研究，但学生有被简单视为导师另外一只手的风险。相比之下，奖学金给学生更大余地，能让他们按照兴趣挑选实验室。但如果其导师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那这种自由可能具有一定成本。

 

　　培训补助金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高质量、全面的研究经验，例如职业咨询，而且，院校必须有明确的计划，以达到这些目标。但该项目依然存在限制：只有相对较少的大学能申请这种经费处理个别科学领域中的不足。

 

NIH并非研究生教育中唯一的经费提供者。新研究发现，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一所大学的生物医学领域仅有21%的学生正在接受　　NIH的资助。在研究生训练期间，学生从一种资助机制转到另一种机制并非不常见，例如，入学第一年获得大学奖学金，随着对不同学科的探索，又接受NIH的培训项目，之后成为NIH资助的RA，以完成其毕业设计。

 

 

　　到目前为止，RA所占的比例最大。NIH资助的RA学生的数量几乎是其他两种模式总和的两倍，并在过去30年间翻了两番，2010年已超过25000人。与此同时，接受另外两种资助的人数仅缓慢增长。而且，RA数量的变化与NIH预算相吻合，好年份增长迅猛，而经费紧缩年份就保持平稳甚至下降。

 

　　目前，美国高校培养的生物医学博士已经超过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新增的博士生正像洪水一般涌入学术界这个容量有限的管道。2003年，美国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毕业生有21343人。2013年，这一数字几乎增长了41%，其中生命科学领域增长最多。尽管自然科学博士的失业率相对来说较低，但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毕业后没有工作的比例从10年前的28%上升到42%。

 

　　针对现状，一些科学家认为，NIH应更严格管理资助经费。最近几个著名专家委员会建议，NIH应当平衡RA、奖学金和培训资助的数量。他们认为RA项目为学生提供的教育经验更差。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控制RA数量并不科学，原因是由教员而非NIH决定是否将一个学生纳入其项目。同时，RA还与NIH年度预算息息相关。教师不得不依靠廉价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利用有限的研究经费产出最大的科学成果。

 

　　哈佛法学院的劳动经济学家Michael Teitelbaum认为，“生物医学研究体系是围绕着研究生和博士后这个大型的劳动力建立起来的，很多人觉得谈论变革是很尴尬的一件事。”

 

　　此外，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NIH必须考虑更改资助模式对生物医学研究市场多样性的影响。尤其是外国学生因没有资格申请NIH的奖学金和培训经费而在RA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因此减少RA的数量将降低美国研究生院的外国学生数量，除非修改资助条例。另一方面，科学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和其他少数族裔在NIH奖学金和培训金领域所占份额比RA更大。

 

　　令人惊讶的发现

 

　　由马萨诸塞州曼荷莲学院客座教授、经济学家Margaret Blume-Kohout领衔的上述新研究指出，饱受诟病的RA模式的一线希望是，对生物医学学生而言，那些主要由NIH资助的RA获得研究相关工作的几率比接受奖学金或培训金的人高11%。

 

　　Blume-Kohout分析了2001年至2010年间，121所研究型大学的41580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她对这些学生完成学位时的职业前景尤其感兴趣。

 

　　Blume-Kohout结合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关于毕业生完成学位前状况的调查数据、后续的博士劳动力市场抽样调查和毕业生受资助状况官方记录。在清除了干扰劳动力市场的机构、程序和其他外部因素后，她比较了同年毕业于同校同专业的学生的情况。

 

　　之前没有人设法将资助机制和新晋博士生的第一份工作联系在一起，因此Blume-Kohout也无法预测答案。“我们没想到能得出结论。”她说。

 

　　她还表示，该研究并未回答毕业生获得学位后应做什么。“我们绝不认为研究工作就比其他岗位更好。”相反，Blume-Kohout表示，该研究回答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NIH正在资助他们成为科学研究者，那么最终的问题是他们能不能成为研究人员。

 

　　如果培养科学家的项目最后没有培养出学术人才，那么这个机制就存在问题。”

 

　　Blume-Kohout怀疑，出现不同结果的一个原因是学生在不同资助机制下得到的指导不同。“之前研究就发现，获得奖学金或培训金的学生虽然有更大的自由，但也抱怨如果他们要做的东西不是导师项目的一部分，那么导师就会兴趣缺失。”相反，教员会对RA倾注更多关注，因为他们的能力项目成功十分重要。

 

　　因此，Blume-Kohout怀疑，曾作为RA直接参与项目的学生也倾向于进入科研机构。而且，这些学生在学术圈里的曝光度也更高，这是获得学术研究职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该研究并未衡量导师指导的质量。她说，如果奖学金获得者和实习生接受的是经验更少、能力更差的教员的指导，他们在毕业后走上研究岗位的兴趣就更低。

 

　　该研究显示，在所有获得研究工作的毕业生中，84%的人选择博士后深造。除了对科研工作更有兴趣，主要由RA模式资助的学生也倾向走上非博士后研究岗位，这些岗位通常在企业中。

 

 

　　这些结论受到广泛关注，但也备受质疑。该研究由NIH国立综合医学研究所（NIGMS）资助。

 

　　NIGMS所长Jon Lorsch表示，该研究“在NIH内部得到广泛关注”。但他并不认同Blume-Kohout的结论。“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额外研究。”他说。

 

　　佐治亚州立大学劳动力经济学家PaulaStephan认为该研究可能反映了近期让研究生更好了解职业前景的努力。“我花费很多时间与不开心的博士后交谈，他们通常没有考虑什么是自己真正想做的。”

 

　　但也有研究人员质疑该研究是否准确衡量了学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兴趣。他们认为，面临毕业的学生可能没有花大量时间回答问卷，也并不确定自己的未来，或者不熟悉其研究生教育是如何得到资助的。

 

　　Blume-Kohout也承认数据存在这些潜在问题，但也表示其经济学模型也支持当前的结论。她还希望能合并2013年的数据，以便解决另一个受到质疑的地方，即样本存在局限。

 

　　“能调查7~10年的博士后可能更有益。”美国实验生物学联合会劳动力研究专家Howard Garrison说。

 

　　2014年，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个成员国的一项报告显示，这些国家完成高等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口比例比17年前翻了一番，由0.8%增长到1.6%。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希望在学术圈发展，但的确有很多人想在学术界谋得职位。他们发现这很艰难，因为学术岗位并没有因为新晋博士生人数的增长而有相应的增加。

 

　　博士人数和提供的学术岗位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美国已经引起了特别关注，越来越多的美国博士毕业生不得不陷入漫长且不稳定的博士后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