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新媒体时代，微信已成为主流的社交工具和信息获取平台之一。和许多老百姓喜欢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各类信息相比，官员、基层公务员的朋友圈显得很“单一”，除了工作，他们的朋友圈里大多是转载类文字、图片，甚少表露个人观点、情感。而且越是高职级，发的东西越少。

 

 

　　5月31日上午11时许，西安一些路段出现拥堵。陕西省政法系统副厅级官员徐一超(化名)告诉记者，他知道这个消息是当天11时20分左右从微信朋友圈看到的，而并非单位的系统上报，“现在微信已经成了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徐一超说。

 

　　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发现，和许多普通人主要通过微信朋友圈“晒幸福”、“做微商”不同，官员群体的朋友圈除晒工作外，个人爱好、美文欣赏是这个群体朋友圈里发表、转载最多的内容，甚少像普通民众一样写满喜怒哀乐，几乎都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而且，官员的职级和微信的活跃度、微友数量成反比，职级越高，微友数量越少，发的朋友圈内容数量也越少。

 

　　只当“观众”

 

　　作为厅级官员，徐一超安装使用微信软件始于2014年春节，最初是为了方便和在外地读书的孩子交流沟通，但很快他就成了微信的“铁粉”，现在每天要花两小时看微信朋友圈，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一年多。“凡是当天的社会热点或重大事件，微信上一般都能看到很不错的解读内容。”

 

　　尽管已经有两年多的使用经验，但徐一超发在朋友圈的内容加起来一共6条，3条国家政策解读、2条朋友的古体诗词，还有一条为朋友拍的几张风光照片。其中最后一条信息的发表时间为2015年初。六条信息下面均有熟人朋友点赞，但没有评论。

 

　　问他后来为什么不再发了，他笑着说不知道发什么合适，所以后面就一直没有发。

 

　　“发社会热点显然不合适，发目前流行的心灵鸡汤吧，我自己都看不下去。发个人生活中的乐趣吧，又怕别人误会，反正挺难的！”徐一超认为朋友圈是一个公共场所，即便自己以个人身份发东西，也容易引起别人的猜想，想了好久干脆不发了。

 

　　他举例说，有一个同为厅级官员的老同学，2015年在朋友圈转发了一则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论，结果被许多人解读为官方对此事的态度。朋友后来怕事情复杂化，在删除了这条转发后从此不再发朋友圈，只是当观众。

 

　　“体制内的人，职级越高发言越谨慎，微信朋友圈也一样！”徐一超说。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徐一超还打开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给记者，并一一解释说谁是某某官员。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些厅级、副厅级、处级官员的微信朋友圈里发的内容都不多，多位官员的文章主要转发时间为2014年，很多人在2015年至今没有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过东西，或只发过一两篇，且多是转发关于传统文化或者主流媒体的文章。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陕西宝鸡市委书记、现任西安市市长的上官吉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微信“自己不怎么用”，但相当重视这种工具。每当看到包括朋友圈在内的反映民生问题的信息时，他都会第一时间批示，反馈到区县。

 

　　甘肃省某地级市市长告诉记者，自己有微信，但从来不发朋友圈。他认为微信朋友圈是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好渠道，据他所知许多职级很高的官员都有微信，但圈子特别小。“高官们的微信朋友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少原创或转发东西，很少发带观点的内容！”

 

 

　　同为厅级官员，和徐一超的谨慎小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大学同学鲁志峰（化名）的微信朋友圈就很活跃，几乎做到了每日必转发，基本是每天一条，偶尔也发两三条，清一色的“风花雪月”美文、图片欣赏。

 

　　鲁志峰是陕西省内纪检系统的一名官员，他说自己每天的工作都是和各类案件打交道，时间久了难免压抑，微信可以转发、分享和工作无关的内容，算是自己工作之余的“自留地”。

 

　　鲁志峰解释说，朋友圈里大量转发的社会热点他偶尔也浏览，但从不评价、极少点赞。“不是说我对这些东西没有看法，而是我不能谈观点，怕引起别人的误解。”鲁志峰说经常有朋友通过微信给他转发一些举报材料，他收到后从不谈个人看法，仅表示会转给相关部门按程序处理。

 

　　对于微信朋友圈，鲁志峰认为是朋友熟人之间交流的一个很好的渠道和平台。他举例说，以前没有微信时，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文章，通常的做法是会打电话或发信息推荐给志趣相投的朋友，而如今只需要转发到朋友圈里，或直接转发给个人。

 

　　鲁志峰说他不怎么主张微信朋友圈成为晒工作的场所。“大家上班时间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朋友圈应该成为工作以外个人放松的地方！”

 

　　和鲁志峰的观点相近，陕西政法系统副厅级官员杨海（化名）的微信朋友圈里也从来不发关于工作的任何内容，而是清一色的摄影作品欣赏，再配一段励志美文。杨海说，2012年刚开始玩微信时他也发过几次和工作有关的内容，但发现容易引发矛盾和误会，很难把握，此后就只发美文和美图。“这些东西大家都喜欢，都是带着欣赏的心态来看，从来不会产生误会。”

 

　　杨海感慨说，如果不是自己的岗位太特殊，他也会通过微信朋友圈来记录发表个人的喜怒哀乐。他给记者推荐看自己的一位朋友——陕西某市环保局局长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发表的内容不仅有环保系统的新闻、活动，也有自己工作途中的见闻感慨，甚至还有去超市购物时的所见所闻。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局长对记者说，他对微信朋友圈的定义就是公开的“日记”。他说自己和许多下属都是微友，有下属在看完他的朋友圈后私信说：你是一个真实的人。

 

　　即使在微信朋友圈很活跃的在职官员，都不愿在其中发表太多涉及个人及观点的东西，而退休官员的朋友圈就精彩多了，表达尺度和思想活跃度都要比在任的自由许多。

 

　　今年75岁的许建国用微信已经有四五个年头了。退休前他曾长期在西安市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后来又出任西安市教育学会会长，是国内家庭教育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

 

　　几年前，许建国最大的心愿是把自己这些年在家庭教育领域的积累结集出版。但自从开始用上微信，他的这个想法变了。他觉得出版与否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观点可以传播出去，而微信就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许建国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主要是对教育现状的一些看法、思考和观点，他承认这些思考和看法都是退休、远离岗位后才有的。“这可能就是旁观者清的缘故吧！”许建国说。

 

　　许建国曾将一篇名为《时代天问：中国教育何在》的演讲稿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结果引来许多朋友的围观和点赞，文章开头，许建国毫不掩饰地指出：表面的繁荣昌盛和国民的物欲横流，掩盖着一个巨大的心灵危机。而心灵危机的发端则是被严重扭曲的中国教育。

 

　　作为曾经的教育行政官员，许建国承认假如自己如今还在岗位的话，这样激烈的语言是不敢公开讲的。

 

　　许建国告诉记者，他的微信里有约1500人，三分之一的教育工作者，三分之一的文化界人士，还有三分之一的家长。因为许多家长会向他“讨招”，所以他干脆将这些整理成文章，直接发到朋友圈。

 

　　今年5月开始，许建国让女儿把自己的言论整理成三五句话能说清的“箴言体”，然后每隔几天在微信朋友圈里推出。有次因为“尺度”过大，甚至和女儿产生了分歧，最终在女儿的坚持下，许建国删掉了那条尖锐的“教育语录”。

 

　　上世纪90年代担任过咸阳市委书记、后来又担任过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的李锦江也是一位每天都要浏览微信的退休官员。李锦江的朋友圈内容很丰富，既有健康养生方面的，也有国家大事，还有时政热点话题。李锦江说，这些内容有的是在朋友圈里看到的，觉得有道理、有意思，就转发了。

 

　　李锦江说自己这些年一直有阅读习惯，以前主要是读书，这几年主要是阅读微信中的文章。他也坦言，如果自己还没有退休的话，微信朋友圈的许多文章是不敢分享给大家的。

 

　　“宣传高地”

 

　　和那些朋友圈跟自身工作没有丝毫“瓜葛”的官员相比，还有很多官员在微信朋友圈找到了宣传的第二块“高地”。

 

　　记者发现多位旅游局长的微信朋友圈里大多发的都是和旅游有关的信息。佛坪县旅游文物局局长赵建强的朋友圈基本上发的全是与当地旅游资源有关内容。赵建强告诉记者，旅游宣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佛坪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财政紧张等原因，对旅游宣传一直做得不够。也是出于实际考虑，他要求同事们必须把宣传当地旅游作为微信朋友圈的重点。“朋友圈有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从实际效果看我们的方式很有效。”

 

　　除旅游系统外，记者发现一些宣传部门也要求公务员将个人微信朋友圈作为传播、转载当地宣传信息的平台。陕南某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部里在2014年就有规定，个人微信朋友圈里要及时转发、传播关于本地的新闻宣传稿件，当然内容必须是正面的。

 

　　比起这些把朋友圈当宣传平台的，有官员直接在朋友圈做起了“生意”，而且做得风生水起。2016年1月初，陕西旬邑、淳化、长武等8个苹果基地县的县长正式公布“县长卖苹果”微店，利用广泛的人脉、政府的公信力在朋友圈卖苹果。县长们承诺，价钱虽不是最低的，但质量绝对有保障。

 

 

　　2016年1月，咸阳市召开“县长卖苹果”新闻发布会

 

　　长武县县长温志刚自2015年12月20日起开始在微信上卖苹果，经常在朋友圈里发关于长武苹果的各种广告。温志刚介绍，他的朋友圈里有2800多名好友，他发的广告还有好多人转发，因此半个多月就下了50多单，卖出去200多箱苹果。为了吸引朋友们的关注，他还想了几句推广词:“吃长武苹果，享甜蜜生活！长武苹果可以带皮吃！”

 

　　“工作日志”

 

　　调查中记者发现，越到基层单位，公务员的微信朋友圈内容越丰富精彩。

 

　　陕西关中某县公安局李局长的微信朋友圈有很多和工作有关的警务信息，比如一些公开的案情通报。“对工作有许多帮助，好几次我发了以后，有媒体的朋友认为有新闻价值，赶来提出采访。”此外，他也偶尔发自己写的短小诗文，“社会上许多人都以为公安局长很威严，冷冰冰的，其实不是这样。”

 

　　宝鸡某县一副科级干部今年微信朋友圈里发的主要内容为精准扶贫，比如某月某日去了某户人家走访，某月某日和村民一起商议安置房事宜等。这位副科级干部说，由于自己帮扶的村子距离县城比较远，一个星期才能返回县城一次。刚开始去扶贫的时候，每隔几天都要给领导汇报一下工作进展，以及自己最近的工作内容。期间自己纯属无意，将扶贫期间的工作状态发到了朋友圈，结果被领导点赞，并留言说这个办法挺好，图文并茂。从此他就将每天的工作状态都发朋友圈，等于自己督促自己工作，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给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日常工作。

 

　　然而，同为科员的小吕对朋友圈却有点“犯怵”。小吕在陕西文化系统工作，他们单位有一个微信群，包括厅长在内也在群里，但除了工作，这个群里很少有人说话。曾有人问小吕微信好友中有厅长、副厅长没，小吕连连摇手，他说觉得距离太“遥远”，除非领导主动加自己为好友，否则下属是不会主动加领导的。

 

　　和他一样，许多同事都不希望领导看到自己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状态，“周末去哪里玩了、对生活的小牢骚……如果这些领导都能看到，我会很不自在的！”

 

　　专家观点

 

　　如何看待官员在微信朋友圈里的谨小慎微？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汪玉凯教授认为，官员、公务人员微信朋友圈里的内容并不一定就必须要和官员的身份工作有关。因为官员在职务身份之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参与者，而每一个社会参与者的本质是一个社会人，社会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对于许多高官在朋友圈很少发言，或只发一些和工作无关的东西，比如养生、健康、美文欣赏等，汪玉凯认为，这说明在这些官员看来，微信朋友圈的主要功能是和朋友之间相互交流、分享的平台，而和职务无关。如果要发布工作上的事，他们有单位的官方网站等，有微博和公众号等新媒体。“我也认为微信朋友圈是完全属于他们的私人空间，应该和工作职务严格区分。”

 

　　“相对于朋友圈，他们在微信群里比较活跃一些，但内容大都和个人爱好有关。很少或从不发表和政治有关的内容观点，偶尔发一些养生健康等无关紧要的内容。”汪玉凯说，反正从那些信息中，你根本看不出这个人是一个官员，因为和他们工作职位有关的东西几乎没有。

 

　　其实，大多数高级官员都愿意使用微信，“甚至曾有好几个级别比较高的官员告诉我，说他们如今已很少从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获取信息了，而是习惯看微信里的资讯”，汪玉凯说，这说明官员们想通过这个渠道了解社会上的思想、动态，但他们对表达的思想和观点会非常谨慎，“这种谨慎和他们所处的位置有关”。

 

延伸阅读

 

　　早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

 

　　今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