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希腊化文明是在亚历山大帝国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混合文明，它的出现和形成本身就是希腊古典文明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诸文明互动的结果。希腊化文明之所以能在消失了近两千年后重新受到学界的重视，同样是由于它与当时和其后的东方文明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联系与互动，在这些文明中留下了比较清晰的印记。甚至在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希腊化文明的信息和遗产在古代文献和历史遗迹中也依稀可辨。这种具有“全球性”特点的文明互动，显然与这一时期从中国通向地中海世界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有关。帕米尔以东丝路主干道所通过的地区，恰好是这一文明曾经存在和影响的区域。入主这一地区的民族完全有可能最先接触或接受希腊化文明遗产。

　　希腊化与希腊化时代

　　所谓“希腊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二世在位时组织编译的希腊语《圣经》中，指非希腊人说希腊语，过希腊人的生活。但将此词赋予一个时代，则始于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他在皇皇三大卷《希腊化史》中首次使用“Hellenismus”来描述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们创立的时代。他的“Hellenismus”一词，既指这个时代，亦指这一时期希腊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东方文化的融合。这个词一出现，即被西方学界所接受。但由于英语中“Hellenism”更多指的是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特征，后来就用另外一个形容词“Hellenistic”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的专用称谓。现在通行于英语世界的“Hellenistic Civilization”翻译成中文就是“希腊化文明”。强调时代的“Hellenistic Age”（希腊化时代）和强调地域的“Hellenistic World”（希腊化世界）均由此而来。但在这个时代的时间起止、这个文明的性质上，以及这个世界的构成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般通行的观点，是把亚历山大之死（前323）视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言外之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仍然属于希腊古典时代的范畴。希腊化时代的下限一般定于公元前30年埃及沦入罗马帝国之手，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灭亡之时。

　　这样的划分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如何给希腊化时代定性。如果把它看作一个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实际上从亚历山大踏上亚洲大地的那一刻起，这样的进程就开始了。亚历山大开始东征的公元前334年，就可视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亚历山大一路上不断被东方的文化传统所吸引，先是去拜谒埃及的阿蒙神庙，将自己视为“阿蒙—宙斯”之子，后来又接受波斯的宫廷礼仪，并要部下给他行跪拜礼。他任命波斯人担任总督，将波斯人纳入自己的军队，倡导与当地妇女通婚。当然，这些东方化或波斯化的做法引起了部下的不满，但表明他在坚持希腊文化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政策。这些东方化的政策与其说是对东方文化的接受，不如说是统治异族的需要。

　　亚历山大在征途中建立了数十个以他命名或由他命名的希腊式城市，标志着希腊化世界城市化运动的开启。这些城镇后来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了丝路重镇和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帝国分裂，但希腊—马其顿人统治这个世界的格局并未改变。他的后继者经过数十年的争斗，最终三分天下。除希腊本土的马其顿王国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被罗马征服之外，其余两个统治东方之地的塞琉古王朝和埃及托勒密王朝都坚持到了公元前1世纪的中期或末期。塞琉古王国虽然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由于帕提亚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独立，失去了对伊朗以东所谓“上省”的控制，但帕提亚的统治者自称是“爱希腊者”，对希腊化文化几乎来者不拒，是一个非希腊人统治的半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建立者就是原来该地的希腊人总督，该王国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家族的统治，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被从中国西北地区而来的月氏人所取代。早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此地的希腊人就开始进入印度。虽然他们孤悬遥远的东方，不得不接受印度文化，但直至公元前后最后一个印度—希腊人王国消失，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传统，这一点已被其发行的希腊式钱币所证明。公元前30年，三大希腊化王国之一的托勒密埃及被罗马征服，标志着希腊化时代的结束。

　　作为这一时代的文明形态，从整体上看，希腊化文明在公元后的欧亚大陆上确实是不复存在了，但文明的影响不会中断，文明的遗产还在传播延续。希腊语、希腊式钱币、希腊艺术、希腊人原来建立的城市都还在西亚、中亚、印度长期存在，或被利用，或被模仿，或被改造，或被发展。所以，就希腊化时代而言，公元前后作为它的结束和下限是成立的，但就希腊化文明的影响而言，可以说一直延续到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丝绸之路”与丝路文明

　　“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把从中国的塔里木盆地通往中亚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后来被广泛接受，用来指代横贯欧亚大陆、沟通中国到地中海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但“丝绸之路”何时形成，学界有各种说法。一般认为，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丝绸早就通过草原之路传到欧洲，此前还应有一条“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即使存在，也是时断时通，丝绸的西传主要依靠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之间的不断转手来实现，而且他们以掳掠、战争为获得丝绸的主要手段。

　　作为一种贸易交换物，丝绸被大规模地西传是在张骞之后出现的。也就是从那时起，丝绸之路与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但事实上，两个世纪之前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以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早就奠定了后来丝绸之路的基础。波斯帝国时期，从地中海到印度的道路已经连通。亚历山大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一路征服到印度，并从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陆两路沿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湾。这说明，当时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陆两路都是存在的。亚历山大死后，各希腊化王国虽呈对立之势，但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即使远在中亚腹地兴都库什山下的希腊式城市遗址，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从德尔斐神庙带来的人生格言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尖底双耳罐。正是希腊化世界道路系统的存在，使得张骞一旦进入阿姆河流域，就意味着从中国到地中海的联系得以沟通，同时也决定了未来丝路的基本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与张骞同样重要的历史作用。

　　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前后，虽然希腊人在中亚、西亚的统治逐渐萎缩，但丝路所经之处几乎都是原来希腊人的控制与影响之地，希腊化文明的遗产随处可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带回了包含希腊化文明的信息。公元之后，贵霜、帕提亚和罗马的东部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废墟上并立崛起，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丝绸之路的延续意味着这些希腊化文明遗产影响的传播和扩大，丝路沿线各国发行的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钱币，各地区出现的具有希腊化文化因素的佛教犍陀罗艺术特征的雕塑、壁画，以及仍然流行于丝路中心地带的希腊文字，都是这种希腊化遗产传播和影响的证明。

因此，不论从丝路的开通，还是从丝路经过的地区和丝路传递的文化信息来看，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及其遗产都与丝绸之路有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不绝如缕的联系。可以说，如果没有早已存在的希腊化世界，从中国到地中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不可能在汉武帝和张骞时代得以实现，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也就不可能首先在中亚相逢；如果没有丝绸之路，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也就不可能在以中亚为中心的地区传播、接受、改造、模仿，并最终传至遥远的中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中。

　　当然，希腊化文明遗产之所以能被丝路沿线的其他民族所接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后来进入希腊化文明故地的帕提亚人、月氏—贵霜人、斯基泰人和嚈哒人都是游牧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带来足以取代希腊化文化遗产的先进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为了生存和发展，尤其为了维持和延续自己的统治，他们或迫于无奈，或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倾慕，自然接受了被征服地的文化。这种外来征服者由于自身文化的落后最后被当地文化所同化的例子，在古代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互动中比比皆是。但希腊化文明遗产与这些游牧民族的关系由于丝绸之路的推动变得更为密切，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外。

　　总之，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二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的时间范围上溯公元前334年肇始的亚历山大时代，下迄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到来，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秦汉到隋唐之际。从中国到地中海世界的欧亚大陆，则为这种联系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但这种关系到底通过哪些方式体现出来，它对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作为丝路的起点和欧亚大陆的东端，古代中国在这种文明互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尤其是这种关系对于今天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与古代丝路沿线所经过的现代国家、民族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能够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作者杨巨平，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首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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