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以理雅各为代表的19世纪英美学者对《庄子》文本的研究，启发了后来学人的研究方向。20世纪以来，英美学者对《庄子》文本的研究逐渐丰富。先秦至西汉初期的典籍，最初的篇章大多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最终结集也经多人编辑，成书过程具有不同于后世著作的特殊性。英美学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并基于这一认知展开对《庄子》文本的研究。

　　关于单篇写作时间

　　及成书年代

　　英美学者除了袭用中国学者的成说之外，还考证了一些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华兹生（Burton

Watson）认为，《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的写作时间可能是汉代早期，因为其形式和风格与《史记·日者列传》是如此接近。葛瑞汉（A.C. Graham）提出，内篇写作时间是公元前320年。《骈拇》《马蹄》《胠箧》及《在宥》的第一部分，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5年前后。《天地》《天道》《天运》写作及编辑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2世纪。《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写作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克里斯托弗·兰德（Christopher C. Rand）认为，《庄子》的写作时间是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150年之间。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认为，《说剑》很可能是公元4世纪到7世纪之间被编入《庄子》一书的。罗思（Harold Roth）论证《庄子》编定的时间是公元前130年左右。

关于作者及编者

　　越来越多的英美学者认为《庄子》一书只是以庄子之名而行世，是否为庄子本人所写无从查考，也没必要去考证作者究竟是谁。韦利指出，《庄子》并没有声称是庄子的著作，它只是包含一些关于他的奇闻轶事。白牧之认为，研究《庄子》的作者是谁注定徒劳，研究《庄子》文本本身的构成才有意义。梅维恒（Victor H. Mair）则说：“现存的《庄子》肯定地说不是由庄周，那位人们推定的作者写的。”“还没有人发现值得信任的方法，可以有力地哪怕是仅将内七篇的作者确定为庄周。”

　　葛瑞汉对《庄子》一书包含的多个思想学派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辨析，这一研究展开的同时，也即在辨析、考查某些篇章的作者或编者。他通过对《庄子》书中语词、语法、哲学术语、人物与主题等方面的详细考辨，将《庄子》文本分为六组，内篇为庄子所作，外杂篇中不同篇章的作者或编辑者分别是无政府主义者、杂家学者、庄子后学、杨朱学派，杂篇中某些篇章中的文段看起来像庄子本人手笔。

对内外杂篇的形成及划分依据

　　英美学者大多沿用了中国学者通行的说法。至于内、外、杂篇产生时间的先后，与中国学者通常认为的内篇产生在先，外、杂篇在后不同，英美学者大多认为外、杂篇作品并不都晚于内篇。阿瑟·韦利指出《庄子》一书质量有优劣之分，然而，也没有证据说明那些好的部分要早于那些差的。华兹生说，内七篇在时间上可能是最早的，但是无法证明这个假设。外篇和杂篇的一部分可能与内篇同样古老，一部分从其风格和哲学价值来看，无疑晚于内篇。伊斯特·克莱因（Esther Klein）则对战国时期是否有内篇提出疑问。他认为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核心《庄子》”并不包括内七篇。它们不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典型《庄子》材料、有重要意义的整体，也不是以长久以来被接受的形式而存在的。

　　对《庄子》文本的

　　重新编译

　　《庄子》中可能有文字错乱之处，以这一认知为基础，英美学者对《庄子》文本进行了重组。以下介绍的三种选译本或全译本，包含着译者对《庄子》文本问题的思考。

　　阿瑟·韦利的《中国古代三种思想方法》一书，没有完整地译介《庄子》中任何一篇文章，他只是分类选编、翻译并评述了《庄子》某些文段。他选定了十二类加以译介，依次是：庄子和惠子的故事，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古人，强盗与圣人，死亡，蜩与学鸠，瑜珈，吴王与巫师，养生，得道者与道，和其光，同其尘。

葛瑞汉的《〈庄子〉：内七篇及其他篇章》一书，对《庄子》文本进行了全面重组。他特别关注《庄子》的文本、语言和哲学问题，把《庄子》一书变成了一部类编。主要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把《庄子》内七篇之外的篇章划分成以节为单位的文本，按不同思想学派重新加以分类编录、翻译。

　　梅维恒的《游于道：庄子的早期道家故事及寓言》一书，从正文中删除了16处文段和十几个句子，以“删去的段落”为题将其置于全书附录之末。作者说明：它们被从正文中移除，是因为“它们是伪造的，或者是后来的评论以及另外类型的解释，这些解释被错误地吸纳到文本之中”。《在宥》和《达生》两篇被删除得最多。内篇中的有些段落也在文本有问题之列而被删除。

　　结语

　　《庄子》是一部多种声音、文字片断的集合体，是英美学界的通识。就研究思路和方法而言，辨析《庄子》文本中不同思想学派的声音，分属于不同篇章的文本之间的关联性，追寻《庄子》一书文本的原初形态，就成为英美学者《庄子》文本研究的总体思路。

　　从概念、语词的运用和思想的渊源等各个方面，对《庄子》文本内部各学派的文本详加辨析、考证，葛瑞汉是成绩最卓著者。他在《〈庄子〉有多少是庄子所写？》一文中，分别从习惯用语、语法、哲学术语和人物与主题四个方面列表分析。在对表格的评论中，葛瑞汉考察了一些词语与庄子文本分层的关系。葛瑞汉的《庄子：部分译稿的文本注释》一书，与其译本相辅相成。该书引述了中国古代、现当代学者31种有关庄子的论著以及若干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讨论了大量词语、句子、文段的意义。

　　把《庄子》置于战国至汉初整体的文本语境之中，侧重考察《庄子》与其他文本的关联，包括《管子》《列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以及汉代文献《史记》《淮南子》和贾谊赋，还有出土文献，梳理与《庄子》文本相同或相近的语句，统计其他文献对《庄子》的引述情况，从这个视角出发进行研究，罗思和伊斯特·克莱因的论文具有代表性。

总体而言，国内现当代学者对《庄子》文本研究的趋势是超越真伪之辨、作者之疑、优劣之分，走向对书中多种声音的辨析，对各家思想流派之间互动的关注，对《庄子》成书过程的探讨。综观英美学者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而且，他们对中国现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山之石，固可以攻玉，但也应当看到，他山之玉，有时也可能取自本土之石。在研究海外汉学时，笔者认为，既不应片面地强调海外学者的观点、方法，而不知其与中国学术之渊源；也不应当片面地强调其与中国学术之渊源，而忽略其强烈的思辨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知己知彼，更好地借由他人之眼观照自我、认识自我。

（作者于雪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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