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曹顺庆 光明日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第二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流派的全面学习。由是，中国学者一路追随西方，学术研究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可知，我们缺乏自身理论话语的局面为时久矣。如此，对于国内和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有害无益。

　　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或许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的转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需要具备世界眼光与世界胸怀。然长期以来，该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西方学者建构的，鲜闻东方学者与发展中国家学者之声。而实际上，由西方比较文学界建构起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存在着诸多漏洞与不足，从而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

 

　　近20年来，随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泛化，解构主义、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已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形成了西方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与比较文学不比较的弊病。西方开始出现比较文学死亡论的相关言论，从而形成了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比较文学之死开始的。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皮瓦克教授的比较文学专著干脆命名为《一门学科之死》，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敲响了比较文学的丧钟，揭开了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西方比较文学的另一个危机，是忽略异质性。法美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都是求同性，即寻求不同国家中的类同、不同学科中的共同。这种思维模式排斥了将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进行异质比较的做法，忽视了异质文明的可比性与文学的跨文明变异性，从而导致了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又一轮新危机。

　　面对危机，我们怎么办？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危机，也很可能是比较文学新话语建构的转机！可以说，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推究这两点成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中去。

 

　　推动当代“中国话语”的建构，可以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入手。“比较文学”既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跨越中西的国际性学科。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阶段，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且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尤为关键，且任务艰巨。新世纪以来，中外国际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随着中国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多个领域都需要中国话语的建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既有学科属性上的意义，又能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有助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们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好时机。实际上，国际文学研究、学术交流与文化碰撞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与各国间综合实力的对比密切关联。如果跳出纯学术的立场，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及发展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和发展动力。罗大冈先生说：“法国人自己常常大言不惭地说：巴黎是世界文化的首都。假如你不喜欢‘首都’二字，至少你得承认巴黎是全世界文化、文学、艺术的中心。”实际上，18世纪以后法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由于它的文化所奠定的。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语就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的语言，所有欧洲国家的国王、亲王、知识分子都讲法语，所有国际间的条约都用法语写，一直到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法国戏剧家朱尔·克拉勒蒂直截了当地说过：‘确保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拥有霸权的是文学艺术，是小说，是历史’。”从法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解读法国学派倡导的影响研究，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的立场了。为什么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法国学者，而“法国学派”却引领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呢？事实上，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如此。当美国正迈向世界盟主宝座的时候，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反对“民族主义”，突破法国学派的历史局限，把法国学派所捐弃的“比较”还给比较文学，倡导跨国乃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因此，美国学派力主打破局限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展开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对照比较的平行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史研究恢复到文学批评的研究，并把“文学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准绳。因而，比较文学围绕着“文学性”问题重新调整发展方向，与“新批评”的理论正好契合，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判派学者就很有发言权，而他们的发言无疑提升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综合国力强大了，别人才能充分倾听我们的声音，中国话语建设才能真正实施。因此，我国综合国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稳步提升为建设比较文学学科的中国话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提供了现实基础。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有助于建设好“比较文学”这个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开始就既重视西方学术理论又重视本土文学文化，既强调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又心怀民族文化复兴的渴望，能很好地兼顾比较文学发展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另外，一门世界性的人文学科不应只有西方学界独占话语权，而应全世界共同建构、共享权利。所以，建设好自己的学科理论话语，对于更加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的形成而言，意义甚大。

 

 

　　既有民族特色与自身品质，又有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这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话语时所应坚持的原则。

 

　　如果我们自身的理论缺乏民族特色，只亦步亦趋，不彰显个性，只按西方标准打造，不敢挑战所谓的“国际权威”，那么我们自身的学科理论话语就难以建构，比较文学学科遭遇的世界性危机也难以解决。因此，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彰显“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包括四层含义：一是要能解决当下实际的比较文学危机与问题，二是要努力学习并适当取法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三是要使“中国特色”本身具有世界胸怀与长远目光，成为世界认同的优质特色，四是要让“中国特色”精益求精，并成为“世界特色”。如此，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切中当下、志存高远、长久立足、持续进步。

　　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时，要以超越西方现有的标准要求自己，使自身理论达到世界性高度，在不失个性的同时为世界所认可。美国学者斯皮瓦克认为，解决“比较文学之死”的途径是“建设一种无所不包的比较文学”。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应以翻译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泛文化与不比较的学术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两位学者提出的解决思路颇为一致，仍然是西方长期以来的套路：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仍然是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无边论，结局很可能是真正把比较文学推向消亡。她们未能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真正原因，显然没有注意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没有注意文明的异质性与变异性，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泥潭。

 

　　故此，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才能真正看出学科危机的成因。其实，缺乏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从根本上就不是真正的世界胸怀和真正的世界文学，看不到异质比较研究和变异学研究，就无法真正展开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研究，这正是西方原有比较文学研究的不足之处。西方学者只以西方为比较文学的地域中心，以西方治学模式为理论导向的中心，以西方话语为自己的言说中心，以西方话语权为学科的权利中心，这就使他们难以真正走向跨越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难以走向真正的世界性文学比较，难以发现异质比较与文学变异这样的学术理论，所以只能用避开矛盾的方法解决矛盾，将比较文学学科推向名存实亡之境。

　　基于此，我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跨文明与变异学研究，并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比较文学变异学》一书，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探究。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研究的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变异学研究既能彰显自身特色，又具备世界眼光；既能推动理论原创，又能挽救学科危机；既能打破西方窠臼，又符合国际需求。变异学的研究正切中了当下的学术需求与话语需求。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其理论核心是把异质性、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这一理论不仅解决了比较文学异质性的可比性问题，也解决了文学影响关系中的变异问题，有利于挖掘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文学关系的变异性，以实现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沟通、融合，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是基于异质性的可比性提出的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提出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弗朗索瓦·于连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略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其实，于连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围绕中西文明的异质性展开的，他的研究实践也是围绕差异比较展开的。故而，比较研究不应仅从求同的圈子内展开，而也应围绕异质性充分展开。不同文明的异质性也具有比较的价值，甚至有更重要的比较价值。我们有理由肯定，异质性也具有可比性。这就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基本思路。

　　第二，在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文学变异仍然是存在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从“文学性”出发，来探索不同国家或不同文明体系中文学现象的共同特征。即使没有事实影响的诸种文学现象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阐释，也同样会产生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便是从差异、变异入手来重新界定、考察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领域。

　　第三，从文学的审美性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必然包括文学史的实证研究与文学审美的批评研究。一国文学在旅行过程中对另一国文学造成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审美的因素、心理的因素，所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可以从实证性和非实证性两个维度对文学变异现象进行考察，并突出以非实证性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文学间的美学变异规律所在。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一种普适性的学科理论。它使比较文学一定程度上超越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超越所谓的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去除文化保守主义与沙文主义，实现该学科“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的研究目标。而变异学理论话语体系也正是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及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话语”在当代的整体建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责无旁贷的意义。故此，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任重而道远！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8月11日11版

本文作者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期编辑：周梦爽、王佳、王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