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语学术科研网

 

　　语言生活状况是语言实践活动的体现，语言生活无处不在。通过对一个国家语言生活状况的描绘，可以考察该国国民的语言意识形态和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本文利用信息检索技术采集国外主流媒体有关语言生活事件的新闻报道，从语言立法、语言服务和语言发展三个方面，简要刻画国外语言生活状况，并尝试从国家组织的语言政策、社会和民间组织的语言意识形态和国际组织的干预等角度，阐述语言政策异动的变因。

　　——张天伟

 

　　国外语言生活动态、趋势和成因探析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熊文新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要素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媒体化时代尤显突出。它关涉各国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生活和交往的各方面（王克非、蔡永良 2013）。李宇明（2012）将语言生活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其中与国家直接相关、需要国家直接规划的语言生活属于宏观层面；涉及社会各领域和地域的语言生活属于中观层面；个人和社会终端组织的语言生活属于微观层面。这一划分全面覆盖了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国家宏观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及评价，又包含了社会、组织及个人的语言态度及语言实践，是指导开展语言生活研究的纲领。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国家语委“十二五”重点科研项目的支持下，我们利用信息检索技术，对国外主流媒体有关语言生活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采集分类，形成每月一期的《世界语言战略资讯》。本文从近年来的资讯文本中摘取部分国外语言事件，试图刻画国外生活状况，并通过对语言生活的考察，了解背后的民众语言意识形态和国家语言政策出台的动因。

 

 

　　语言生活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大到国家宏观语言政策的出台，小至个人家庭生活的语码转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撷取部分国家的语言生活事实做一个概况式分析，希望为研究者提供一些素材以便深入探讨。以下内容主要从语言立法、语言服务和语言发展三个方面展开。由于对事件的观照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因此本文分类只反映作者撰写时的考虑。

 

　　2.1 维护国体的语言立法

 

　　当初创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新获得独立之时，国民对其国家的身份认同尤其重要。作为通用交际语的国语选择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Spolsky 2005）。在多语言、多种族国家内部协调不同种族之间的语言冲突也是语言立法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由于语言、文化与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进程不一，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容易引发冲突。增进语言交流理解是防止民族冲突、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在移民国家，如何通过语言规划，使外来族裔通过学习移入国语言更好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也是所在国政府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2.2 推动语言服务与公平

 

为保证国家行政机构的高效运作及保护各语言使用者的合法权益，选择和规范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如何在保证语言多样性和公平性以及组织机构的运作效率之间保持平衡，是语言政策制定者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语言的传播加速突破国界，改变着世界语言生态环境，如何借助技术手段突破语言障碍成为新时期语言生活的一大特点。

 

　　使用平实语言促成政府与公众的顺畅交流，是政府机构高效运作、政务服务透明化的重要保障。关注残疾人和妇女等传统意义下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体现了一个国家社会公平、文明进步的程度。语言不仅是传达意义的中性工具，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手段，用来维护或改变人们已有意识形态、态度以及社会上对某一问题的习惯性看法（Hellinger 2011）。世界女权主义运动自19世纪出现，不仅影响到大众心理和社会组织形式，在语言应用上也得以体现。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设备的完善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全球网民数量急剧攀升，物理疆域被打破，互联网上各语种信息也越来越多。有人据此乐观地估计网络时代可以拯救濒危语言。采用众包以及协同工作方式解决网络上凸显的语言障碍问题，成为当前一大技术热点。以往全自动高质量的机器翻译结果令人不忍卒读；人工翻译的成本又居高不下。美国科学家2011年创建了一个名为“多邻国”（Duolingo）的免费外语学习平台，能够集结世界各地学外语的网民智慧，将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这种借助网络技术，通过人工协作完成海量网络内容的翻译成为一种全新工作模式。

 

　　2.3 着眼未来的语言发展

 

　　如今国际语言生态环境已经形成以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态势，全球语言之间的博弈日趋激烈。一些具有传统优势的国际语言及区域性强国的语言也试图加入语言竞技场，各国语言推广组织各显其能。为应对未来发展，各国也未雨绸缪，加速外语人才的培养。

 

　　尽管多数语言推广组织都声称是非政府组织，但大多具有官方背景，服务各自国家的语言对外推广和软实力提升目的，通常由所在国的外交部、文化部或教育部等政府部门主管。在民间，也有一些自发的社会组织从事语言国际传播。为更有效地实施语言推广战略，一些国家开始整合现有资源。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地位日趋巩固，为了提升未来的竞争力，世界各国的外语教育几乎都以英语作为首要外语。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及外交的转向，一些国家也开始重视与国家利益攸关的其他语言教育。在语言教育规划过程中，平衡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也是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

 

　　3. 语言政策异动的变因

 

　　语言多样性是当前世界语言生活的现实写照。在语言多样的大环境下，语言生活需求的变化是语言政策变化的动因之一。Crystal（2004：3）描述了当前世界语言生态出现的三个趋势：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存在与传播；大量语言濒危亟需拯救和保护；网络技术的兴起对语言生态具有重要影响。在国际层面，英语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领域的强势地位对其他语言构成重大威胁，不仅造成大量弱小语言的灭绝，也蚕食了其他大语种的国际生存空间。在国内层面，一些小族语言受其他强势语言的冲击，往往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这部分语言社群的成员自觉不自觉地放弃原有语言，人为地破坏了语言生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望改变语言生态环境，任何人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能接入网络，就能在跨疆域的虚拟世界以母语发出或接受信息。这为许多濒临灭绝的语言拯救或重生提供了机会。

 

　　Spolsky（2004）提出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可以认为，语言实践活动指的是从语言宝库各种变体中选择特定的习惯性模式，属于外部表现出来的语言生活和语言使用状况；意识形态是社会上对语言及其语言使用的信仰和态度；语言管理则是有关部门组织通过各种努力对语言实践活动施加影响的各类干预和规划活动。语言实践是一种客观事实，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是造成这一事实的背后原因。语言管理通常表现为国家权威机构或经授权的团体通过系列的活动决策有目的地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活动的行为，常常以政策或规范形式体现。语言管理是否反映和顺应了语言群体的意识形态，则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

 

　　考察国家语言政策的异动和实施，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首先，国家权威机构根据形势的变化，基于某种目的，自上而下以法律条文形式立章建制，并为实施这一语言管理政策提供支持和保障措施；其次，草根阶层和民间团体基于自身利益的维护，向国民灌输特定的语言意识形态以形成社会共识，自下而上地推动国家机构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再者，跨国家政治和经济组织也对自身组织及所涉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规划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3.1 国家机构自上而下的立法和规约

　　一个语言政策的出台有多方面的原因。国际形势的发展、社会变迁、语言生态环境的改变，迫使国家政府、组织机构、语言社团乃至个人主动自觉地动态调整语言规章或语言态度。

 

　　对语言及语言多样性的认识，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如把语言多样性分别视作问题、资源和权利（Ruiz 1984）。问题观认为不掌握主流语言是一种能力的缺失，小至个人发展受限，大到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进步。权利观从公民权和小族群体的语言保护权出发，认为每种语言生而平等，都有保护自己免受强势语言压迫的权利。资源观看到语言多样性的益处，强调双语多语能力的重要性，通过对语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调度，实现国家、区域或社团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利益最大化。这些不同的视角对理解不同语言政策的出台具有重要意义。

 

　　Lambert（1999）根据语言的混杂程度区分三类国家：语言同质国家（即便有小族语言，这些群体人数较少，在地理或社会地位上被边缘化，如日本、美国）、双语或三语国家（有相对均衡的民族语言分布，如瑞士、比利时）、语言马赛克国家（有大量不同语言族群，如印度、尼日利亚）。Spolsky和Shohamy （2000）指出在语言同质化国家，具有一种与国家身份认同的中心语言，人们信奉单语主义，语言政策主要体现为本体规划、外语习得和语言传播规划。在双语制国家，语言意识形态是双语或三语制，突出强调的是地位规划。在没有一门优势语言的马赛克国家，信奉多语制是主流，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是这类国家的主要规划活动。语言问题和冲突在“群龙无首”的后两种类型国家容易出现。Skutnabb-Kangas（2006：282）认为这类语言政策需要区分同化（assimilation）和整合（integration）两个概念。前者体现了弱势民族某一物质或非物质文化区别性特征的丧失，同时主动放弃对原有族群的归属感，皈依其他主流文化。后者是在不同民族之间建立一系列共同特征。这些对语言权利的不同视角划分，在国家语言立法中都有不同的体现，如推行统一的国语、推动小族语言的发展、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问题、弱势群体的语言保护等。Wee（2010）指出，在民族和语言单一的国家，某种语言的使用者作为群体一份子对所属群体示忠，这种忠诚是植根于对其种族和文化的认同。在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族群交际语的选择通常出于实用目的。由于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不一，为增进对独立国家身份的认同，以强势民族语言作为国语推广，容易激发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保证不偏不倚，一些国家官方语言的选择通常不是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某种超越本地民族的外部语言。出于殖民历史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考虑，英语往往是其优选项。

 

　　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可以区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类。主权国家或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通常在其管辖范围内，自主设置强制国民遵守的法律，如通过宪法设立国语和官方语言，推行特定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教育政策，规范语言在教育和媒体及社会公共领域的使用和推广，授权建立督察机制以监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并检验实施效果。对内语言政策解决国家和区域内部的语言冲突和资源调配问题，对外语言政策则主要涉及语言的对外传播，由于实施对象处于主权国家以外，无法直接以国家意志强加对方，因此更多采取迂回的隐性语言政策来影响。

 

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变迁都对语言政策的制定和修正有重要影响。英语在国际舞台的优势地位，一度使英美等国民众认为，既然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存在，各国都在努力学习英语，他们无需再学习其他语言。随着国际市场的开发和互联网的普及，英语一家独大的局面面临挑战。

 

　　3.2 来自民间自下而上的自觉和推动

　　人们通常关注语言政策显式强制性的规章表述，忽略草根阶层的集体意识和态度，而这往往是植根在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当中（Schiffman 1996：13）。政策的作用对象是群体和个人，唯有他们自觉自愿将条例规约内化为语言实践，语言政策才有可能顺利贯彻。Austin和Julia（2011）将语言濒危归结为自然灾害、战争、政治迫害以及文化、政治经济的边缘化等四种原因。源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只是诱因之一，真正对语言使用产生威胁的是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和意识形态。

 

　　学界和民间组织尽管不具备国家机构的语言政策立法权限，但在塑造社会语言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这种第三方的努力可以通过对民众思想潜移默化的渗透，内化为某一地域或阶层语言社群的共识，达到强制性规约难以企及的效力。他们在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领域的一些推动也影响了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

 

　　3.3 国际组织的干预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在协调国际事务、维护国际秩序方面，一些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联合国、欧盟等跨国家组织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政策的出台除了要关注自身的国内形势，还必须兼顾承担国际组织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各国决策者需要考虑的。语言政策也概莫能外。推动本国语言成为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是很多国家试图提升本国语言或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及增强影响力的诉求。

 

　　维护语言多样性不仅需要直接成本，如翻译人力资源的调配、财政预算的增加，还包括其他间接成本，如翻译导致文本制作的时间延长，以及不好的翻译和误解造成的严重后果（Ginsburgh & Weber 2010）。即便同样列入联合国官方语言，一些语言也因成为工作语言，即在几乎所有官方文档和会议上使用而成为强势语言。其他语言尽管地位得到尊崇，但在日常事务处理中被边缘化。

 

 

　　考察语言政策，不仅要看官方出台、以法律条例等形式出现的显式表述，还要考察社会团体的日常语言实践活动及其语言意识和态度。正如Benton（1996）指出的，毛利语虽已列为新西兰官方语言之一，但并没有影响主流社会生活以英语为主的语言实践活动，也没有改变人们只需要英语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语言政策通常是调节语言资源、解决语言问题的措施和保障。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都源自对作为语言宝库（linguistic repertoire）的社会语言状况考察，语言政策的有效性也需要有对语言生活的影响作检验。因此，语言政策从问题提出到实施效果都有赖于对社会语言生活状况的综合调研。

 

　　以往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对作为形式系统的语言本体的刻画和阐释，对语言使用者及其影响语言使用的各种外在因素着力较少。我们目前开展的国外语言生活状况调研，通过采集国外主流媒体语言事件的报道，对国外发生的语言生活境况进行考察，试图为我国语言生活的发展及语言政策的制定贡献微薄之力。

 

本文节选自《语言政策与规划发展》第2卷第2期（2015年12月）《国外语言生活动态、趋势和成因探析》（49-66）。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是国内第一种以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名称命名的专业刊物，目前常设栏目有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建设（包括语言教育政策）、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言规划研究、语言生活、语言理论、书刊评介等。

 

本刊旨在为国内从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从事微观社会语言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使之成为了解国内外语言政策及规划、社会语言生活及其变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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