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柳无忌、吴宓等学术大家。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他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已出版译著120余本，包括《诗经》《楚辞》《老子》《论语》《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西厢记》《红与黑》等。2010年，继季羡林、杨宪益之后，许渊冲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他示意我们喝沏好的绿茶,自己则端起特制的红糖茶水呷了一口,脸上露出满意、惬意、得意的笑容:“他们不让我喝红糖水,说是不利于健康长寿,可我每天都喝,我活到95岁了,说明这个红糖茶水适合我。”

 

　　去拜访许渊冲的前一天,他夜里两点才就寝。当记者笑言“长寿的秘诀是早睡早起,少饮糖水,您打破了这个规律”时,许渊冲不无幽默地回答:“我也有我的规律,我的规律就是随心所欲。”

 

　　他视“随心所欲”为生活的规律,更为翻译的定律:“翻译不能以时间算,要随心所欲。每天都要做,不做不行。让我的思想被别人知道,这很有趣味。”

 

　　眼前的这位老人,一谈到自己的翻译理念便滔滔不绝,眼里放射着矍铄而笃定的光彩。　　

 

　　提起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最著名的当属中诗英译的“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朱光潜认为,这个理论不但可以应用于译诗,也可以应用于写诗。在许渊冲书桌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幅他自己创作、老友题笔的书法:“译古今诗词,翻世界名著,创三美理论,饮彤霞晓露。”

 

　　采访中,许渊冲不断提到“美”这个字。在他看来,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竞赛,为充分发挥“目的语”的优势,译文甚至可以超过原文。当记者表示,许多翻译家认为译文不能“夺原文之美以争鲜”时,许渊冲笑着说:“贝多芬说过,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不可以打破。我这100多本书都是按照这个原则翻译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您重要的翻译指导思想。翻译界一直讨论的基本问题,如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忠实与创造、借鉴与超越等,都可视为在“不逾矩”与“从心所欲”之间找寻平衡。结合您英译中国诗词的经验,应如何理解这一点?

 

　　许渊冲:英文是科学理念,中文是艺术理念。二者都是“精”,但“精”的方向不同。中文精简(precise),英文精确(concise)。翻译的过程也即调和二者矛盾的过程。

 

　　朱光潜与钱锺书先生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不逾矩”是遵循客观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我将“从心所欲”作为积极条件,“不逾矩”作为消极条件。在不违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尽量发挥主观能动性。

 

　　如毛泽东诗词《为女民兵题词》中的“不爱红装爱武装”,我译为“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既保留了原诗的对仗工整,也体现出其中的革命主义气概。大学期间,我在英国报纸上看到face the powder(面对硝烟)、powder the face (涂脂抹粉)这两个表达法,后来应用于这句翻译。美国俄亥俄大学诗人恩格尔(Paul Engle)及其夫人聂华苓将这句译为“They love uniforms, not gay dresses”(我们喜爱制服,不喜爱花哨的衣服),就字面而言,已经翻得不错。但这只是“不逾矩”,未达到“从心所欲”,只翻译出了“字”,未翻译出“义”。这句说的是“武装”,载的是“革命”。

 

　　再如,《诗经》里最著名的千古丽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传达了反战思想。可解释为:“当我去打仗的时候,杨柳对我依依不舍,连杨柳都舍不得我去打仗;我好不容易打仗回来了,天又下着大雨大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屠岸英译为:When I left here/Willows lean near/I come at last/The snow falls fast.他将“杨柳依依”译为Willows lean near(杨柳依靠过来),“雨雪霏霏”译为The snow falls fast(雪下得很大),是按字面翻的。意思尚可,但深层意味丢失了。许译英文为: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垂柳”的英文为weeping willow(垂泪的柳树)。在这里将“杨柳依依”译为Willows shed tear(杨柳流泪),表达出了杨柳垂泪的依依不舍之情,也暗含作者的反战思想。将“雨雪霏霏”译为Snow bends the bough (雪压弯了树枝),体现出了雪下得很大,也暗喻雨雪像战争一样压弯了还乡人的腰肢。既押韵又准确,也传情。

 

许译法文里,“雨雪霏霏”译为en fleur。这里借用了中国的唐诗典故“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一描写雪景的名句,用雪花怒放之景,反衬还乡人哀思之情。景语也变为情语了。

 

　　王国维曰:一切景语皆情语。中国诗词“说一指二”,描写的是风景,抒发的是人的感情。这是中国诗词的伟大。要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就需要把“说一指二”翻译出来。

 

 

　　在西南联大的读书时光是许渊冲一生的重要起点。回忆录三部曲《追忆逝水年华》《续忆逝水年华》《联大人九歌》满载着他对峥嵘往昔的眷恋。

 

　　采访中,许渊冲从书架上拿出这三本书,佐证他的求学记忆。“《追忆逝水年华》全面回忆了我的联大生活。我的同学杨振宁给这本书作了英文序。老伴儿将其翻译过来作为中文序。”谈及联大诸多良师益友对自己翻译事业及人生价值观的影响,许渊冲表示:“我是吸收百家之长。哪家有用吸收哪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多次提到钱锺书对您的勉励。您和钱先生都翻译过毛泽东诗词,但他将您的译文称为“不忠实的美人”。如何理解这一点?

 

　　许渊冲:钱锺书妙语惊人,他就是个天才。他教我的时候28岁,只比我大10岁,就已出版了多部著作。有些很普通的话,经他一翻译,往往胜过原文。“吃一堑,长一智”这句本来是交给金岳霖译的。金岳霖的英文算是非常不错了,但是他被难倒了,于是去请教钱锺书。钱锺书不假思索,脱口而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这非常难,但他立即就想到了。原文只是对仗,具有形美。译文不但对仗,还押韵;不但有形美,还有音美。

 

　　我翻译毛泽东诗词的时候,钱先生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他作为毛诗的官方译者,认为我的成就很高,这非常难得。但我和他在“求真”和“求美”的翻译理念方面存在分歧。他把我的译本比作“有色玻璃”,他个人更倾向于“无色玻璃”。事实上,经我研究后,得出不存在“无色玻璃”译文的结论。

 

　　我常写信向钱锺书请教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他在回信中写道:“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我进退两难,承认失败,只好把这看作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问题……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他理智上求“真”,情感上爱“美”。为解决这个矛盾,他有时采取消极的办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一些诗词是不可翻译的。比如,刘禹锡的《竹枝词》里“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他认为不好翻。我将其翻译如下: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and 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Is he in love with me? Ask if the day is fine.还原成汉语是说:西边笼罩在阴雨中,而东边沐浴在阳光下。情郎对我是否有情?那就要问天晴不晴了。

 

　　翻译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中的“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我模仿钱锺书“吃一堑,长一智”的做法,采用双声叠韵来体现诗词之美: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Our wills form a new wall/The cannon roared at Huangyang Block/The foe fled at night-fall.这句是说:我们的队伍像岩石一样坚强,我们的意志形成了新的长城。炮声响彻在黄洋界上,敌人在夜幕的掩护下逃遁。除传达意美,也传达了音美。钱锺书的“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只是pit 和wit 押韵,但fall和gain无关联。我翻译的这两句除rock与block、wall与fall押韵,rank和rock、firm与form、foe与fled也押头韵。

 

　我运用了钱锺书的翻译办法,但用得更广,译出了他认为不可译的诗句。钱锺书认为这句译文我超过他了。现在看来,你要整个超过他很难,但在某一点上可以超过他。他在给我的信中赞成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那句话:诗是翻译中失掉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但我认为诗是翻译中失而复得的东西。如果是失大于得,那就要“以创补失”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时,吴宓曾教授过您《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冯友兰讲授《新理学》等哲学课程。他们对于您的翻译理念有着怎样的启发?

 

　　许渊冲:进联大以前,我坚持鲁迅的“信”。那时候鲁迅刚出版《死魂灵》。我喜欢他的杂文和散文。小时候我欣赏《阿Q正传》,其他作品如《故乡》当时还理解不了。他在杂文中批评别人的翻译,通常都很犀利。但是他过于坚持“直译”,《死魂灵》是字对字翻译的典型。

 

　　单从作品的俄文名称而言,有两层含义,一层是魂灵,另一层是农奴。在这部小说里应理解为后者。从作品内容上讲,在19世纪的俄国,农奴数量是地主财富的象征。当时有个人打肿脸充胖子,没钱却要说自己农奴多,因此他只能通过购买死农奴魂灵的这一低成本方式来增加财富。因此我建议将书名译为《农奴魂》。

 

　　进联大之后,我的第一课是听吴宓讲翻译。吴宓主张意译,跟鲁迅意见相反。他为外文系讲翻译时说:真境与实境迥异,而幻境之高者即为真境。他的观点是,翻译是对真境的模仿,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在他的启发下,我认为将这本小说译为《农奴魂》比《死魂灵》要妥。

 

　　《中国社会科学报》:湖南文艺出版社认为您的译文胜过傅雷,因此邀您重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您认为傅雷的思想还需要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许渊冲:傅雷提出过两条翻译原则:一是神似重于形似,二是在最大限度内保持原文句法。在他重神似时,往往出现妙译,但在他保持原文句法时,往往出现败笔。我重译他的作品时,选择扬长避短。

 

　　傅雷的《高老头》译本第五页中有一句:“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士出现。”这里的“教士”属于误译,应译为“顶篷”。顶篷的法文是capucine,教士的法文是capucin,只有一个字母不同,但意义相差甚远。可能是翻译笔误,也可能是印刷错误。我在法国留学时见过这种晴雨表,表的上方有一个小顶篷,天晴时收起,下雨时才展开。另外,傅译《高老头》最后一页上,有一句是:“(欧金)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王杜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窿之间。”我的译文是:“他的眼睛贪婪地注视着汪汤广场上拿破仑的胜利标柱,一直望到残废军人院这位英雄的死亡之宫。”拿破仑墓地的描写,在这句话中是隐含的核心内容,但傅译未译出。这会造成读者的理解障碍:为何欧金会有欲火炎炎的目光?

 

　　我的西南联大校友许光锐曾是个痴狂的傅雷迷。他读了我重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后,一字一句地将我的译本与傅雷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做了对比,认为前者更胜一筹。我尊重傅雷的翻译,但我可以说,我全面胜过了傅雷。他好的,我继承;他错的,我修正。

 

　　“译贯中西”三阶段

 

　　采访中,许渊冲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30岁、60岁、90岁构成了我人生的三个分水岭。前30年是学生时代,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留学;30岁回国,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抗法援越,调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待了30年,其间主要翻译毛泽东诗词,既翻英,又翻法,但‘文革’中被认为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因此挨过100鞭子;60岁后调入北大,才允许我自由发挥,因此我的很多成绩是60岁之后才出的。”

 

　　在多年的翻译生涯中,因为坚持“意译”的理念,也因为直率的性格,许渊冲与国内不少翻译家曾展开过论战。对此,他回应道:“我不怕辩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正是这种较真的态度,赋予了许渊冲超乎常人的毅力、定力与魄力。目前,许渊冲正在践行自己在“北极光”盛誉之后的宏伟计划:5年之内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继梁实秋、朱生豪、卞之琳、方平等人之后,他再次挑战这项浩大的工程。“全集译作已经出版了六本,还有两本已向出版社交稿了。”许渊冲告诉记者。

 

　　今年4月12日伦敦国际书展开幕式上,由许渊冲翻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六种》(企鹅出版社)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他中译英的汤显祖《牡丹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几部莎士比亚译本名称较之前均有变动。可否解释其中的缘由?

 

　　许渊冲:《哈梦莱》与《哈姆雷特》比较,我认为用“梦”更好,它有梦想、幻想之义,只有我一个人用这个字。《麦克白》我改为了《马克白》。从汉语姓氏上讲,“麦”和“马”都可行,但“马”比“麦”多一些;从内容上讲,“马”包含有骑马的将军之义。《安东尼与克柳葩》与之前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比,更具有“美”的特征。如果要追求“真”,二者其实都不是100%的“真”,但前者可以在“美”的角度做得更好。《皆大欢喜》我改为《如愿》,因为有些坏人并不欢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谈到古诗英译时,王佐良曾说:“至今英美译得比较成功的中国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因此,他在译诗押韵问题上与您有过辩论。

 

　　许渊冲:王佐良是反对我的第一人。他比我大五岁、高三班,他是公费留英第一名,我是自费留法第四名。但这并不代表什么。与他发生争论时我刚毕业,但他已经毕业好几年了。

 

　　(许夫人照君在一旁说道:“许先生当时在翻译讨论会上就跟他指着鼻子干起来了。”)

 

　　许渊冲:是的。我希望他将唐诗译为韵文,但他不同意押韵,因此他最终没加入《唐诗三百首》的翻译队伍。我们最早的分歧是从瓦雷里的诗《风灵》该直译还是意译开始的。其中有一句诗的意思是“灵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美人换内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刹那”。王佐良赞美的译文是“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我的译文是“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我认为王佐良用的“胸部”一词一点儿也不美,它既可指男也可指女。我用的“酥胸”具有朦胧美,但被王佐良说成是“鸳鸯蝴蝶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另外,其他翻译家如江枫、陆谷孙、冯亦代等人是否也都和您唱过反调?

 

　　许渊冲:江枫主张先形似、后神似,陆谷孙、冯亦代都重直译,我在这一点上和他们有分歧。

 

　　批评我的人很多,因为批评我很容易,人家认为我不“忠实”。因此,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里一直受压抑,只在“百花齐放”的短暂时期出过四本书:英国诗人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英译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法译中)、《毛泽东诗词》(中译英)、秦兆阳的《农村散记》(中译法)。但这四本书都受到过批判。《一切为了爱情》是我在大学期间翻译的,也是我的第一本译作,后来拍成电影叫《埃及艳后》,但题目被认为是宣扬爱情至上;罗曼·罗兰的小说被指责主张个人奋斗,不合时代潮流;翻译毛泽东诗词,被指责有名利思想;《农村散记》主题很好,但秦兆阳后来被批判,我翻译他的作品,也跟着挨批。

 

　　《中国社会科学报》:其实,翻译界对于“译诗是否要押韵”一直争论不休。将诗词译为分行散文是国内多年流行的方法。在您看来,原诗押韵,译者便有责任译成韵文。但这样是否会造成“因韵害义”的问题?

 

　　许渊冲:为了追求押韵而破坏原文意思的情况是存在的,但这是为了更美。“真”和“美”, 二者应如何取舍?“真”是第一层楼,“美”是第二层楼。只要不违反“真”,就尽量“美”。把一国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是最大的乐趣。如果把诗歌翻译成散文,无疑会破坏原诗的风格。我在《唐诗150首》英文序言里说过:“散体译文即令达意,风格已殊,慎之又慎,还会流弊丛生。”

 

　　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原诗做到了“三美”,而译文只是达意,并未通过押韵来传达原诗的音韵之美、格调之美,即便翻译得再精确,也违背了“忠实”这一翻译的首要原则。

 

　　语赐青年“三忠告”

 

　　许渊冲在多个场合强调,诗词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他将“让文学翻译成为翻译文学”作为一生的理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读大三的许渊冲被征调至美国志愿空军大队“飞虎队”任机要翻译。在一次欢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招待会上,“三民主义”这一翻译难倒了全场。许渊冲灵机一动,“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脱口而出,从而化解了宾主双方的尴尬。这也是许渊冲第一次尝到沟通中西文化的喜悦。

 

　　“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30几个男生都被调去充当翻译。我当时的外文水平并不是最出色的,但已经出了风头。”谈起这段崭露头角的经历,许渊冲言语间充满着自豪,“我在高二时背了30篇英语短文,从此外文成绩跃居而上。其中就有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表达法。那次翻译便派上了用场。”

 

　　每天背一句、造一句、翻一句——这是许渊冲送给当代青年翻译的三个忠告。“这些句子要真正自己得意。但要经过很多不得意才能得意。10年的时间可以积累很多,一辈子会受益无穷。”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您所言,诗词英译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功不可没。然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政府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中国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资源,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种观点也得到许多中国读者的赞成。您怎么看?

 

　　许渊冲:宇文所安这段言论刊登在《英语世界》2015年第三期上。《英语世界》接着反问道:“你读到过任何一本由外国译者从其母语翻译成汉语的文学经典吗?”没有。但这只是说明中西语言的难度不同:中文是象形文字,具有意美、音美、形美;英文是拼音文字,一般只有意美和音美。英文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言等于意,是一种科学的语言;中文可以说一指二,举一反三,意在言外,是一种艺术的文字。外国译者把只有“二美”的科学语言译成具有“三美”且历史悠久的艺术语言,实现达意已经十分不易,要做到传情更是难上加难。但并不能反过来说:中国译者不能把后者译为前者。

 

　　宇文所安被称为“美国汉学界的翘楚和公认的领军人物”。可这样一位“领军人物”在翻译《杜甫全集》时,却存在许多对字句的误读。如杜甫《江汉》中“古来有老马,不必取长途”,他把典故老马识途中的“老马”译成了“姓马的年老官员”。再如,李白《月下独酌》“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中,“行乐须及春”本是春天应该及时行乐的意思,宇文所安却错误地译为:我们发现的快乐一定会延长到春天为止。这两处例子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常识,但外国译者却存在严重的曲解,并且这样的错误外国读者很难识别出来,只能由中国人来挑错。

 

　　汉学家译者中,我不只批评宇文所安一人,还批评英国伦敦大学格雷厄姆(A. C. Graham)教授。在其英译的《晚唐诗》序言中,他说:“我们几乎不能让中国人去翻译唐诗。”事实却是,他英译的李商隐诗错误百出。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徐志摩所说的:“中国诗只有中国人才能译好。”

 

　　典籍英译关乎中国文化梦能否实现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中国翻译界要在国际译坛赢得话语权,首先要树立自信,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国内有人说,中国翻译理论落后西方至少20年,这就是不自信的表现,影响了中国翻译学派的发展。以上例证表明,中国人的英译水准完全可以胜过英美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两千多年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如孔子和老子思想就提供了中国翻译理论的源头活水。如何理解这一点?

 

　　许渊冲:中国学派的译论主要源自儒家和道家思想。“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儒家思想是文学翻译的艺术论。而孔子提出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视为文学翻译的实践论。

 

　　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提出了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矛盾,这可视为文学翻译的本体论或矛盾论。同时,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前半句之意“道理是可以说出来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道理”,应用在文学翻译上,即翻译之道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大家常说的对等之道,而可能是创新之道、优化之道。后半句之意“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有个名字,但名字只是符号,并不等于实物”,用它来解释文学翻译,一层意思是原文文字是描写现实的,但文字并不等同于现实,两者仍有距离;另一层意思是译文是反映原文的,但并不等同于原文,有可能比原文更贴近现实。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老子思想充满着哲学智慧。要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翻译强国是其中应有之义。而后人应当铭记的是继承古典,不忘过去。同时,既要继承,也要发展;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应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们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使之发扬光大,造福人类。换言之,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其作用理应受到广泛重视。而要成为一名好翻译,首先要学好自己的优秀文化,进而从中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翻译要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