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谢少华 MOOC

本文由《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杂志授权发布

作者：袁勇、谢少华

摘要：行动研究通常是由组织的局外人进行研究，研究者为组织提供专业的知识和系统的评价，并从组织行动中获得知识。但研究者与实践者分野的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一方面它提供的知识不太贴近实际，另一方面它没有充分利用来自实践的大量经验知识。局内人行动研究是从组织内部实践者的视角出发，统合研究者与实践者两者角色，以此改进行动和生成知识。局外人行动研究的局限性和充分利用实践经验的需求催生了局内人行动研究的产生。因此，区分局内人研究概念、明晰与行动研究的关系，以及认清局内人的“完全成员”角色等，都有助于对局内人行动研究概念的理解。元循环、核心行动研究循环和论文行动研究循环共同构成了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动力模型，在组织中开展研究项目需要在个体、群体、群际和组织四个层面进行分析，局内人行动研究特有的核心要素和存在的伦理问题都是需要面对的挑战。局内人行动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开发，但这一新方法论将拓宽知识创造在实践者和学术界之间转换的渠道，为我国行动研究范式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局内人行动研究；研究者与实践者；组织统合；新方法论

 

　　随着社会科学界对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重新进行反思，研究者的个人身份及其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正在日益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陈向明，1997）。之所以需要反思，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认为，实证主义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本质区别，它用一套范畴、概念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科学的人类行动的实在，但这个实在是不真实的。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研究对象，不仅把社会事实本身和对事实的认识（界定）分开，即通常所说的“主观”和“客观”的分野，而且主张认识不对事实本身施加影响，即它不应当“改变”事实；同时，也把事实（事件）中实践者的主动地位排除，把他们单纯看作是“客观的”被认识对象，即他们的认识不应该和研究者的认识发生交流，共同“生产”事实（王添淼，2009）。怀海特（Alfred North Whitehead）视之为一种机械论自然观，其产生“不真实”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同样，在管理和组织领域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研究者往往被视作纯粹的研究者或旁观者（onlookers）（Evered et al.，1981），其与研究对象及实践者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换句话说，研究者和实践者截然分离。它们之间无形之中存在某种“隔阂”，就像被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gyris）和唐纳德·舍恩（Donald A. Schon）（2011）称之的“凡勃伦协议”（Veblenian bargain）所限定，实践者提出他们的问题，研究者提供他们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能让实践者以特有的专业方式解决那些问题。在这一协议框架下，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作也常常产生无法令人满意的结果，要么是依赖，要么是拒绝。前一种结果是实践者接受研究者（专家）的深奥知识，因此会强调理论的陈词滥调，但却与实际的工作没有明显的联系；后一种结果则是实践者怀疑研究者的理论不能很好地适合特定的实践情境，不能代替实践者自身持有的理论。最终，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期待的成效并没有显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者（专家）与实践者互动的传统模式存在忽视了实践者自身的理论或检验创意的方法。因此，阿吉里斯呼吁要颠覆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传统关系，实践者不再只是专门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杜威所说的探究者。但问题在于：探究者同时兼具研究者与实践者角色，何以可能？在研究性质和研究者角色发生变革的背景下，区别于“传统的孤立的个体专门知识的自上而下专家模式”（Gustavsen，2003），应运而生的局内人行动研究，基于行动研究范式，从组织内部实践者的视角出发，融合研究者和实践者两者角色，以促进知识创造在管理实践者和学术界之间的转换，为组织和系统研究提供一种新途径。

 

　　二、局内人行动研究的产生背景与概念涵义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教授大卫·科格伦（David Coghlan），在2001年首先提出“局内人行动研究”概念（Insider Action Research,IAR）(Coghlan，2001），并长期致力于局内人行动研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在局内人行动研究提出的同一年，约翰纳斯·罗斯（Jonas Roth）开始发起、领导和指挥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Roth et al.，2007）。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许多学者和实践者加入到局内人行动研究行列当中，从而推动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和实践领域不断拓展。局内人行动研究被广泛运用在公司、医院、社区和学校等多种组织单位，关注组织系统改进、组织学习、组织能力提升、管理变革等诸多方面。它主张大量的组织实践者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局内人行动研究学术项目当中，以兼职为基础与全职工作相结合作为主要方式，选择他们自己的组织作为研究场所（Coghlan，2007a）。

 

　　局内人行动研究的产生，既无法忽视其所属行动研究的范畴，也积极回应了实践者作为研究者这一关切要求，它有两个重要的发展背景。第一，通常的行动研究者只是被视为局外人，存在局限性。目前的行动研究中研究者通常被概念化为“友好的局外人”。众多的行动研究站在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来进行研究，且研究成果也是通过实践者来改进实践，故研究的感受和成果与研究对象的主体感官和事实存在不少偏差。同时，处于组织之外的行动研究者，在组织干预（Organizational Intervention）中提供专业知识并系统地评估干预以从行动中获得知识。虽然研究者从一个外在观察者的视角来研究组织干预具有无法抹煞的价值，但是局外人具有不能忽视的局限性。那就是局外人不能深入到参与者中间，最重要的是组织参与者并不能充分信任局外人，因为他不能分享重要的、敏感的数据（Nosek，2007），而导致出现组织防卫（Organizational Defenses）的结果。一旦干预在组织内不能被充分接受，也不可能成功地被参与者认可。因此，行动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以一种不同的立场来进行探究。第二，局内人行动研究因应更大范围的组织系统发展的现实需要。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在很多系统中，我们都是局内人，如家庭、社区、组织、企业、医院和学校。作为其中的成员，我们在这些系统中发挥了积极的角色，如病人护理、儿童养育，或者促进组织功能发挥和实现组织目标（Coghlan，2001）。系统中的大量实践者或者组织成员，拥有熟悉的身边知识和实地场景的天然优势，但是如何利用这些优势去研究解决问题，并生成行动知识或创新理论？对此，属于行动研究范式的局内人行动研究，试图给出答案，回应研究者与实践者融合的诉求，深入组织和系统内部的实际运作场景，促使主体与客体二分真正走向主客一体。

 

　　2.概念涵义

 

　　根据已有文献显示，局内人行动研究的英文名称为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或 Insideras Action Researcher，但是大多数文献米用英文名称 Insider Action research（IAR），本文亦采之。对于局内人行动研究的概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局内人行动研究区别于局内人研究（Insider Research，IR）。局内人行动研究是干预主义者，它不同于局内人研究，局内人研究仅仅观察和分析，并不致力于改变任何事情（Avesson，2003）。而局内人行动研究，从字面上来看，是局内人与行动研究两个概念的组合，局内人开展行动研究；从深层含义来看，其指组织系统实践者既是行动者，也是研究者，在行动中解决问题，从而生成新的理论知识。其研究者同时兼具组织的管理者或实践者角色，既可以是组织系统的经理人（领导者）、员工、其他成员或者是外在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也可以是商业、健康和教育或其他领域涉及到的同行、客户、病人、学生等等。

 

　　第二，局内人行动研究是行动研究其中的一部份。行动研究如果被理解为是一种研究方式，它的目标在于在一种协作、探究的关注组织变革的过程中进行行动和研究，发展组织成员自助的能力和共生的行动知识，那么局内人行动研究则集中于行动研究中被组织系统的全体成员自身所引导和管理的过程（Coghlan，2011）。行动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两大类。霍利斯（Hollis）为两者的划分提供了理论视角：“有两种故事可以讲述社会世界及它如何工作。一个以作为局内人和代理人的故事讲述关于社会生活的意义，另外一个以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的故事讲述社会行为和行动的原因。”（Hollis，2002）显然，局内人行动研究属于前者。

 

　　第三，行动研究中的局内人被看作“完全成员”。行动研究通常以专业研究者与客户系统（Client System）—起工作，其通常被概念化为“友好的局外人”。但是通常的行动研究文献中很少考虑行动研究者作为客户系统的局内人。而“完全成员”概念与行动研究的局内人内涵非常恰切。阿德勒（Adler）等描述了人种志实地研究中三种类型的成员关系角色：边际成员、积极成员、完全成员。参与成员（边际成员和积极成员）与完全成员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本土性。完全成员拥有本土经验，并有利于数据收集。因为数据收集并不只是通过分离性的观察角色，而是需要主观的融入角色来进行（Adler et al.，1987）。在组织中或对组织进行研究项目的研究者扮演了完全成员角色，在研究完成时他们仍然是组织成员，并期待职业生涯发展之路。在研究过程中一直作为行动者，并创造了相关组织知识。即局内人行动研究的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研究组织，而是与组织—起改变（Brannick & Coghlan，2007）。

 

　　三、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动力模型与分析层面

 

　　局内人行动研究依托于行动研究，并在行动研究的范畴下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方面它遵循行动研究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它也有自身的独特内涵。在论述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动力模型和分析层面之前，笔者简要概述局内人行动研究采用的三类人分析框架。

 

　　关于三类人的探究和实践，里森和马歇尔（Reason & Marshall）已有论述：

 

　　所有好的研究都面向我（for me）、我们（for us）以及他们（for them）三类人。它向三类读者阐述，并促进每一类读者深入了解。对他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生产某种概念化的观点和成果，来引起回应。对我们来讲，在某种程度上，它对我们关注的实践，进行相关的及时回应，那些著作来自于一直在行动领域解决问题的人。对我自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过程和结果直接回应了个体研究者的内在世界以及引起回应（Reason & Marshall，1987）。

 

　　里森和托波特（Reason & Torbert）发展了以上三类人的观点，开拓了以第一（first person）、第二（second person）和第三（third person）类人的研究组织框架（Reason & Bradbury，2008）。他们描述了三种类型的实践：第一、第二和第三类人实践。从传统实证主义视角来看，通常的研究关注第三类人研究者，且以第三类人身份做研究，并报告给同一类人。但是按照里森和托波特的观点，我们应该在一个更加完整视角的行动研究和其他调查方法的研究中，通过真实的第三类人研究整合了第一和第二类人的实践（Reason & Torbert，2001）。故此，科格伦延续行动研究的组织框架，采用三类人的框架分析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

 

　　1.动力模型

 

　　唐纳德·A·舍恩（Donald A. Schon）在批评技术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反思性实践”思想及“反思性实践者”的概念，主张实践者在实践中反思和探究，树立“反思性实践者”的专业形象。“反思性实践者”是实践情境的研究者和实践知识的创生者（唐纳德·A·舍恩，2008）。在局内人行动研究中，局内人作为其中特殊存在主体，也应视作反思性实践者。

 

　　首先，基于杰克·梅兹罗（Jack Mezirow）所定义的元循环（Meta Cycle），包括三种形式的反思：内容（Content）、过程（Process）和前提（Premise）(Coghlan & Brannick，2010）。内容反思指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和研究者对正在发生事情是怎么想的。过程反思是指你所考虑的策略、程序以及事情如何来做。前提反思指你对潜在的假设和视角的批判。三种形式的反思都是非常重要的。当内容、过程和前提的反思被用于局内人行动研究循环时，它们形成了探究的元循环。内容是指对行动研究的建构、计划、实施和评估进行的研究和评估。过程则是关于研究中建构如何被推进，行动计划如何来自建构和被建构，行动如何开展，以及拟定的计划如何被执行，评估如何被建构。它们是探究的核心。而前提的反思则指探究不确定的和常常是非意识的、潜在的假设，它控制态度和行为，也许潜藏在语言之中。从表面上看来，元循环在行动研究中的存在并不明显，但实际上它内含于局内人行动研究的两个循环之中，并对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埃德加·沙因（Schein，E.H.）曾提到组织文化和群体运作的潜在文化常常被组织成员所忽略，但是这些要素却对组织运作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埃德加·沙因，2014），元循环亦是如此。

 

　　其次，局内人行动研究中通常存在两个同时并行的行动研究循环。祖博-斯卡瑞特和佩里（Zuber-Skerritt & Perry，2000）称之为核心行动研究循环（Core Action Research Cycle）和论文行动研究循环（Thesis Action Research Cycle）。

 

　　第一个循环为核心行动研究循环，即建构、计划、采取行动以及评估项目结果。此循环与行动研究循环的步骤类似，包含一个准备步骤（背景和目的）和四个主要步骤（建构、计划行动、采取行动和评估行动），实施循环以一种理性、线性和系统的方式。其中特别之处在于准备步骤（背景和目的）。准备步骤即行动研究是实时开放的，起初就追求对项目背景的理解。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个项目是必要和需要的？评估外在的背景是否有经济的、政治的或者是社会压力促使变革？是内在动力，或文化还是结构压力促使变革？评估压力的来源，它们的效力和他们对系统要求的性质。系统如何对变革压力进行反馈？如何与那些拥有所有权的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第二类人工作的核心是发展群体或者是你从事项目工作的群体。准备步骤之后进入到四个主要步骤：建构、计划行动、采取行动和评估行动。

 

　　第二个循环研究是一个反思循环，即论文行动研究循环，它是关于行动研究循环的行动研究循环，是一种想象的、表达的和隐性的方式去整合反思和行动。换言之，当研究者进入项目或核心行动研究循环时，需要对正在开展的行动研究项目本身和学习的内容进行建构、计划、采取行动、评估。或者说，当研究者在参与行动循环的时候，需要融入自身的学习。在经历建构、计划、采取行动和评估行动等循环的过程，探究和寻求见解，然后理解这些循环是如何实施的，进而判断哪些是合适的，最后在判断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简而言之，当研究者与其他人一起实施建构、计划行动、采取行动和评估行动的循环时，研究者也在开展其自身的学习循环活动，包括经历、理解、判断和采取行动。总之，研究过程需要对循环活动四个主要步骤中的每一个进行持续的探究，并询问这些步骤如何被建构、互相之间如何保持一致等，以及随后的步骤如何被建构。阿吉里斯对此持相同的看法，对循环步骤自身的探究是发展行动知识的核心。整合行动研究循环的学习过程和促进行动的反思的动力超越于日常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学习、反思，解决问题，以及促进组织变革和提升，共同构成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特蕾西·布兰尼可（Teresa Brannick）等也提醒道，这种反思循环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反思中获得的有用知识或理论向外推广（Brannick & Coghlan，2007）。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任何行动项目中多个行动研究循环同时在进行。循环通常有不同的时间跨度，犹如时钟一样，每一个指针代表着一个循环，三个指针同时在进行。当行动研究循环展示整合行动和理论的核心过程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它。当然在研究中不能太过正式地拘泥于行动研究循环，从而否定了它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换言之，行动研究过程本身是动态的，并适时变化的。

 

　　元循环与核心行动研究循环和论文行动研究循环共同组成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动力模型，如下图：

 

 

 

　　根据上述三类人的组织分析框架，科格伦和布兰尼可强调在组织系统的个体、群体、群际、组织等四个层面（Coghlan & Branmck，2010）开展包含元循环、两大行动循环的行动研究，实践者兼研究者将本人、与同事、与部门以及跨部门的行动和学习结合，共同促进组织的变革和提升。

 

　　（1） 个体层面的行动研究

 

　　研究者所在组织的第一类人研究，即研究如何服务研究者自身，组织是否和研究者的自我感觉相匹配。在组织中，研究如何促进研究者自身的发展，及其角色定位和未来前景等，都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据此，研究者的自我意识，其与问题的紧密程度、如何设计问题等，都是第一类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过程。因此，需要注意并有意识地将上述过程作为行动研究的一部分。同时，在行动中的个人学习，如反思经验、理解、执行选择的行为及学习批判研究者的假设，都可以来揭示研究者的个人偏好。另外，研究项目的参与程度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可能促进研究者的职业生涯，相反，也可能会降低研究者仍然留在组织的动机。

 

　　（2） 群体层面的行动研究

 

　　第二类人研究的特征在于研究者与其他人一起进行对话和行动。通常是研究者与单独的个体在面对面的情境中参与行动和反思。第二类人实践更多地是在群体中开展，即在正式的组织团体，或为了项目而组建的临时委员会，或任务小组。

 

　　局内人行动研究过程中群体和团体参与是最重要的。当他们参与诊断、计划和采取行动的活动时，即使他们体验了成功和不成功的活动，或许存在组织成员内在的冲突和具有毁灭性的政治行为，或许也会在策略和行动上争取达成一致。重要的是，以如何发挥群体和团体功能的形式，通过群体和团体的学习对他们各自的经验进行反思。这涉及到不仅是任务问题——他们如何完成任务，还有关系问题——他们如何处理好他们之间的交流，以及解决问题——做出决定和管理冲突等等（Wheelan，1999），探索以上问题意味着能吸收有益的概念来促进群体和团体的有效发展。显然，这些活动中必然涉及内容、过程和前提等因素，如他们研究工作中的问题，评论团队的工作方式，揭示和检验潜在的假设。

 

　　（3）群际层面的行动研究

 

　　研究和变革过程不能仅限于个体和团队的学习和变革。第二类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关于个体和团队的学习和变革如何发生，需要在整个跨部门的群体间（群际）进行统一，需要跨部门的群体间其他团队和单位参与对话与协商。在此，群体间的对话特别需要澄清，究竟一个组织的功能区域与另一个组织的功能区域为何持有不同的前提假设。

 

　　群体和团队工作不是相互隔绝的。他们也是更大系统的主要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是跨群体的、动态的，就像一条工作流水线或信息过程中互相依赖的部分。群际互相依赖被称作群体动力学，如信息分享、资源协商、群际偏见和冲突。群际动力学存在于任何复杂系统的项目中。所以，群际层面的工作是第二类人研究的扩展。跨部门群体经历了群体之间因依其所为、地位和利益产生的差异。据此，任何行动研究工作，必须在项目运行过程中，甚至是在其语言中，说明每个部门自身的关注点、世界观、政治旨趣。据此可以判断，跨部门群体的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Schein，2004）。

 

　　（4）组织层面的行动研究

 

　　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不能局限于组织内部。组织层面的行动研究意味着在竞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需要将项目包含其中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第二类人研究过程包括组织产生的影响，以及组织受顾客、利益相关者、当地社区、竞争者、更广泛的社会和其他组织的影响。因此，实施行动研究的项目，既包括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顾客、客户和竞争者的关系，也包括组织与在个体、群体和群际层面的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进一步说，项目通常涉及组际（组织间）的工作，通常被称为组际网络工作。组际网络工作是一种旨在帮助处理复杂的问题、设计计划和采取行动的合作方式。同时，行动研究循环的学习步骤需要包含反思，反思的内容是不同组织和群体的不同心态和政治旨趣的经验，例如，他们如何一起工作，如何处理和解释某种经验，以及他们如何据此采取行动等等。

 

　　从行动研究过程自身来看，研究者进入第一、第二类人研究，要求研究者在行动中，不仅自我学习和工作，同时也与群体、组织一起学习和工作。总之，用以上四个层面的结构作为一个诊断框架，去意识到每一个层面发生的问题和一个层面如何影响另一个层面，以及与个体、团队、团队间群体一起工作去评估一个层面对另一个层面的影响。层面分析通常涉及对复杂单位如个体、群体、群际和组织问题的确定。这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理解的目的，也成为行动的基础（Coghlan & Rashford，2006）。它们是行动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行动研究的重要目标。

 

 

　　行动研究中局内人角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沉浸于实践倩境当中，但同时又不能迷失自我，即局内人既要身处其中，又要超越其中。如何把握好局内人角色的丰富内涵，科格伦一直主张局内人行动研究要有三个核心要素，其也被视为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同时，局内人行动研究者兼具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角色，也引发了不少伦理问题。幸而这些问题被有关学者所正视，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行动研究的许多问题适用于局内人行动研究，但是在做局内人行动研究过程中还是面临重要的挑战，包括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二元角色：组织角色和研究角色（Role Duality:Organizational and Researcher Roles）、管理组织政治（Managing Organizational Politics）三大核心要素。三个核心要素也被科格伦视为局内人行动研究需要重视的动力机制，同时也是区别于局外人研究的重要特征（Coghlan，2007b）。

 

　　（1）前理解

 

　　前理解指在进人研究之前，人们已有知识、见解和经验（Gummesson，2000）。作为管理者或实践者在开展研究之前已经融入到组织当中，并且作为其中的行动者对组织有了前理解。作为管理者兼研究者（Manager-Researchers），其知识、见解和经验，不仅仅应用在对组织系统理论的理解方面，同时也运用于所在组织的生活经验当中。参与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的医院护士，其知识、见解和经验，不仅运用在对组织动力学的理论理解方面，还对护士在医院的生活经验产生影响（Coghlan & Casey，2001）。前理解对管理者和研究者来说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方面，如：管理者拥有组织日常生活的知识；懂得日常的行话；知道同事在想些什么；知道非正式组织如何运作以及谁传播信息和小道消息；知道重要消息及其在组织中的意义；能够超越看待那些仅仅被掩盖的目标；甚至当探究时，能用内部行话和利用他们自身的经验去询问和访谈，并能够给予及时回应和获得更加丰富的资料；能够参与讨论或者仅站在旁边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让其他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并且能够自由地参与，却没有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而让人产生怀疑。

 

　　而不利的方面在于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少麻烦。当行动研究的管理者和研究者正在进行访谈时，他们考虑太多，导致局外人不能很深入地调查或会忽视某些情况；他们也许知道答案，所以不去暴露他们自己的想法去重新进行设计研究。如库玛（Madhu Ranjan Kumar）在印度铁路系统做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过程中感觉到，组织成员在分享他们的敏感信息和允许它们被使用时存在不同程度的猜疑，基于“明天谁将回来并与他们一起工作”的考虑（Kumar，2013）；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有时会发现，或者因为作为组织成员，很难获得相关数据，他们必须横跨部门、职能和科层边界；或者因为作为一个局内人被拒绝更深地进入，却不会拒绝一个局外人。这些是管理者和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挑战。故而在研究过程中，要求对研究者和参与者的经验进行严格的反省和反思，以便于将潜在的假设和未反思的行动持续地进行检验（Torbert，2004）。总之，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前理解旨在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米卡尔森（Mikaelsson，2002）报告了在沃尔沃汽车公司开展一个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他利用一个重复和合作互动循环，来调查所谓的“本土性”，同时科学地掌握和解释在变革努力过程中人们感知到的核心要素。

 

　　（2）二元角色：组织者和研究者

 

　　二元角色指同时兼具实践者和研究者两种角色。当管理者将其正式组织成员角色与研究事业结合时，可能会让管理者感到迷惑。因为在努力持续保持完全组织角色和研究者视角中，他们很可能能遭遇到角色冲突，并发现他们自己就像处在一艘忠诚的摇船上，其行为主张和身份处于两难境地（Roth et al.，2004）。

 

　　米卡尔森提到在沃尔沃汽车公司开展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中，局内人有三个角色：起到桥梁作用、传统的研究者和合作实验研究的设计者，并且局内人角色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库玛提出从雇员身份转换为研究者身份会遭遇“群体思维”的防卫。所以如何把握好二元角色仍然存在不少困难。管理者和研究者两种角色影响了他们与组织同伴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组织中同事关系添加的新因素导致他们与同事不断疏远。这种新的组织关系非常明显地阻碍和限制了他们加入关系网络同盟，同时导致本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组织因这些友谊和研究纽带而转为限制性特征。甚至可以说，管理者及研究者会发现他们与不同个体和团体建立起来的联盟将会影响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进而影响他们在第二类人研究实践以及与第二类人一起在行动中收集到数据。

 

　　布雷斯怀特和考克维尔（Braithwaite & Cockwill，2007）运用局内人行动研究进行社区为本的行动研究，认为在研究过程中遭遇斗争、冲突和不公正的对待时，参与到行动研究中的全新角色与原有的社区成员角色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罗斯等则描述了两个角色冲突如何产生的过程。在组织中，不仅来自上级，而且来自目前的决定过程，都存在一种压力，甚至在研究形式中局内人行动研究被认为过早，且其所获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事实。按他所说的“在做行动研究过程中局内人尽力合法化研究者在组织中的角色，但是却获得相反的结果”（Roth et al.，2004）。特别是当管理者兼研究者依然想在组织中维持身份和继续进步时，对他们来说，可能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组织政治。

 

　　（3）管理组织政治

 

　　在自己的组织中进行一项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具有政治性，甚至会被认为具有破坏性。韦斯坦（Weistein）列出了行动研究的破坏性特征：它检验一切事物，它强加聆听，它强调质询，它培养勇气，它刺激行动，它教唆反思，它赞同民主参与（Wemstein，1999）。这些特征对目前的组织形式来讲是一种威胁。同时，行动研究的管理者兼研究者将自己看作一种尝试去生成有效和有用的信息，以此促进自由的和知情的选择，并认同与行动研究和实践一致的选择（克里斯·阿吉里斯等，2011）。他们也许会发现构成有效信息本身就是激烈的政治（Kakabadse，1991）。哈姆芙瑞（Humphrey，2012）指出，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开展局内人行动研究是一项敏感的研究，因为它可能揭露一些关注利益相关者和组织场所的敏感材料。

 

　　行动研究的管理者兼研究者在行动研究过程中要有政治灵活性，成为如布切南和班得汉（Buchanan & Badham，1999）定义“政治企业家”（Poetical Entrepreneurs）。博克曼和桑德仁（Bjorkman & Sundgren，2005）也认为局内人行动研究者应将自身看作政治企业家。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角色暗示了一种政策策略和战术的指令系统，以及一种关于这些政治行为如何被部署的自我批判反思。布坎南和波迪（Buchanan & Boddy，1992）描述了政治角色管理的两种活动形式：执行和后台运作。执行是指在积极变革、构建参与、寻找变革代理过程中的理性和逻辑性的公共表现，然而后台活动指的是支持力量的吸收和维持，以及抵制力量的减少。后台运作包含了介入政治和文化系统的技巧，通过证明、影响和协商，以及战胜对手等等。同样如此，行动研究的管理者兼研究者对组织的权力结构和政治有一种前理解，他们能够以符合政治环境的要求方式工作而不会妥协于此项目或是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行动研究的管理者兼研究者进行这个项目时，他们需要准备去运作政治系统，它涉及平衡在项目中组织的正式需求和他们个人对政治活动的隐性需求。作为变革的有效驱动者和精明的政治玩家，通过此项目去维护他们的信誉，而关键点在于评估与项目有关方面的权力和相关者的利益。

 

　　2.伦理问题

 

　　通常作为局外人参与的研究过程存在几个重要的伦理原则，比如研究对象自愿参与、研究对参与者无害、匿名和保密、不得欺骗等（艾伦·巴比，2009），这些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但作为行动研究中的局内人，同时也是组织内部的成员，其遵循的伦理规则与局外人研究者是有所区别的。哈姆芙瑞及罗塞尔·霍连（Rosalie Holian）和科格伦等不仅注意到了研究中的共同伦理问题，也重视局内人行动研究特有的伦理问题。

 

　　（1）存在伦理问题

 

　　首先，做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时，通常面临筛选和选择的难题。它们不仅让局内人行动研究参与者感到迷惑、复杂、混乱，很难描述，同时也不容易操控、预估和判断。例如需要考虑组织工作的哪些方面适合兼职学术研究，如组织政治、商业信息、是否获得同意开展研究、是否组织成员同意参与、任何可能会涉及的额外时间或风险、反馈途径，以及哪些细节将出现在学术论文中等等。局内人行动研究是非常开放的，组织成员自主性较大，可以同意也可以拒绝参与，或者是在实施过程中，参与者临时增加与研究相关的内容，可能会改变情况，影响行为，以及干扰相关数据的收集。另外，管理层的意识也可能成为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存在的风险，如他们有时去追求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对资源更有效利用的目的，局内人行动研究通常被认为要么差劲，要么就是麻烦制造者。因此，罗斯等认为，局内人行动研究通常关注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但是这些常常被有原则的颠覆者、柔和的激进分子、改进和变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基于民主的目的所运用，它们与过去、现在及未来相连接，且是在动态的多层次和内在关系的生活背景下建构的，因此，具有混乱的边界和类似沼泽洼地的特性（Roth & Svenssson，2007）。

 

　　其次，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需要注意共同的伦理问题，同样要关注对研究者、组织和计划的项目来说具有特定性的问题，如研究者的诚信和专业问题，包括勇气、尊重、决心、诚恳和反身性；适用于不同专业和行业的局内人行动研究的伦理规则。对此，哈姆芙瑞观察入微，她描述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学生参与局内人行动研究存在的伦理两难问题：有的学生内心并不愿意参与研究项目，只因为教师主持了项目而参与其中；有的学生是因为好奇而参与，同时有的学生是想作为一个组织成员认清职业生涯选择而参与，另外还有些学生延伸个人的痛苦经历，甚至超出了研究的范围等等（Humphrey，2012）。对研究者、参与者、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和结果的特定的伦理问题，成为研究者、学术监管者以及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成员和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Huma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HREC）成员考虑的重要因素（Holian & Coghlan，2013）。

 

　　最后，局内人行动研究有别于其他形式行动研究的伦理问题，项目研究者持有多重组织功能角色和研究者角色，角色模糊和冲突影响了最终的结果。不同人和不同人之间的性格可能会对研究有很大影响。每个人从他们自身的视角讲述故事，并以他们希望的方式出现，强化做出决定的原因，及加上情节。组织成员也许同意作为共同研究成员，在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中和在组织游戏中赚取或偿还“目的”的互惠和善行。组织主办方和守门人同样有代理人期待何种研究成果和这些成果如何被用来增加优势。局内人行动研究面对挑战，即在他们的研究成果报告中如何让包含或排除没有被操纵或掩盖的内容具有可行性。

 

　　（2）主要应对建议

 

　　为应对这些伦理问题，哈姆芙瑞提出要在研究开展之前进行专门培训。霍连和科格伦也给出了相关建议（Holian & Coghlan，2013）：

 

　　第一，要尊重在研究项目中参与者知情同意和自由拒绝的权利。在进行局内人行动研究过程中，通常涉及到项目作为研究者和合作研究者正式工作的一部分。有些项目是正在进行的，或将被完成，也有的是某个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局内人行动研究中存在主观和反复的成分，它并不简单按照为客观物体数据收集涉及的伦理标准形式，也不能紧紧局限于局内人行动研究开始所预设的情形。所以，在研究中要尊重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和自由拒绝的权利，这是局内人研究项目非常关键的伦理问题。

 

　　第二，尽量避免或减少二元角色和角色冲突对研究者个人和专业性的影响。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共同研究者是组织成员，在项目之前、中、后及研究项目内外，他们互相建立了工作关系。这种关系有赖于感知到的依赖、独立、相互依赖、合作、协作、强制和顺从。故而二元角色和角色冲突会影响研究者个人和专业性。

 

　　第三，研究者的正直和专业是需要重要考虑的因素。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基本原则包括了主观和客观的要素，它是伦理的和协作的，过程是反复的。这意味着局内人行动研究必须有充分的技巧和足够的支持，或者是在监督中做最佳选择，把问题减到最小程度，从而解决两难境地。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正直和专业是研究成功和应对伦理的关键因素。

 

　　第四，研究过程保持透明度对研究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伦理问题是局内人行动研究的一部分，所以，应对伦理的挑战，行动研究过程自身非常重要。研究是多重选择的结果，故研究的透明度对行动研究的质量来说非常重要。里森认为行动研究者需要注意，对他们自身和那些与他们一起参与调查的人，同样也和那些在他们研究写作和展示中出现的人，他们共同面临选择并使它们清晰和透明（Coghlan，2008）。

 

　　第五，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采取步骤保持研究者的真实性。在参与过程中，局内人相关的研究者需要证明真实性，即需要清晰地展示他们如何经验、理解、判断和做出决定，与采取行动的内容保持一致。局内人行动研究者按照伯纳德·朗尼根（Lonergan，1992）提出的以上四个规程，来努力达到意图性、理解性、合理性、责任性，并与学术监督者、机构审查委员会和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成员一起，设计和实现符合伦理的研究项目。

 

　　综上所述，局内人行动研究是一种统合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新方法论，将为研究方法论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它立足组织内部来进行研究并改善行动和创生知识，为广大实践者群体运用实践经验开展研究提供了新途径，也为理论界增添了无穷活力，让研究更加贴近实际，理论更好地运用于实际。同时，局内人行动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如探讨其复杂特征、研究中的多重角色，以及促进组织新的能力发展的复杂学习过程、学习机制和关键的动力机制等诸多方面（Roth & Leary，2007）。但毫无疑问，局内人行动研究必将运用在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多个领域，无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美好的前景。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特色创新项目“中国特色教育政策理论体系构建研究”（2014GXJK027）。

作者简介：袁勇，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谢少华，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