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敏生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编者按: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已于2016年11月5日顺利落幕,本届论坛有幸邀请了150余位在政、商、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与会,共举行了开幕式与主旨演讲,八场专题论坛,四场内部研讨会,两场对话,6000余人次听众现场聆听,百余名媒体朋友参与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成为全国在改革创新领域最有影响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部分发言嘉宾的发言实录,包含视频、照片,全方位记录与回顾此次盛会,欢迎关注!
思维科学与创新活力
吴敏生
吴敏生 首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福州大学原校长
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各位同仁、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换对高等教育的思考。
一.21世纪科学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分析
为什么选思维科学与创新活力这个题目?世纪交替之际,很多人预测二十一世纪科技发展趋势。主流的看法认为,近代以来已经发生过两次重大科学革命,三次重大技术革命,21世纪上半叶将会面临第六次革命。是科学革命还是技术革命?两者都有可能或两者兼而有之。此前,物质科学和信息科学分别充当了强大的引擎,21世纪第六次科学革命很可能会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在物质科学、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千帆竞渡中,生命科学的地位与贡献正在凸显。
对21世纪科学发展的另一种表述是“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霍金)。这里的复杂性科学跟我们教育创新关系比较大。现在哪怕在装备制造领域也开始提升人工智能。“复杂性”成为横跨物质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大科学代名词,也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到当今的一大特征。人类已经意识到思维科学在新一轮科学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复杂性科学的本质是认识论或者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认知科学正在渗透各个学科,成为现代科学与教育交融互动的主流趋势。
二.重新审视教育和教学价值取向
1、重塑“大学之道”,阻滞过度功利导向的“人格异化”
前面文龙麟教授、朱永新教授都讲到这个问题。科学技术的应用具有“双刃剑”效应,必须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加以引导,防止“过度逐利”造成人格异化的伤害。当今社会,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担忧和批评各种浮躁之风,究其原因,都和“过度逐利”有关。过度的功利色彩导致了“稀缺心态”。比如,一线城市幼儿园数量上不缺,但缺好幼儿园。缺小学吗?也不缺,但缺好小学。缺中学吗?不缺,但缺好中学。缺大学吗?不缺,但缺好大学。而这种追求“稀缺”优质教育资源的异常心态,又和社会各种职业的用人选才机制密不可分。现在,许多大学接收外校免试保送研究生人选,也得看是否“名校”出身,这种价值取向,把学校和学生都蜕化成为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影响到社会公众。每年高考前,我接到的咨询电话99%是家长打来的。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成为被设计的一代。从幼教到基础教育甚至到大学教育,我们不得不面对“被设计”的新一代,他们从小就在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卡位战”中成长,由此造成的年轻一代的心理畸变,不但是对下一代的伤害,也正在让包括家长和我们自己在内的社会各界自食其果。
有一本书叫《稀缺:我们为什么陷入贫穷和忙碌?》,前不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科学家中村秀二对东亚教育体制进行评论时,特别提到过这本书。从认知科学、思维科学角度讲,一个人一旦陷到稀缺心态里,就会造成“心智带宽压缩”,其认识世界的判断力、决策力和执行力大大下降,无法集中精力规划未来。
对大学有什么影响呢?越来越多的大学有越来越多的“人造帽子”。解放战争只有一顶战斗英雄帽子,解放后只有劳动模范帽子。现在各地许多名山大川都被用来命名“某某学者”。如果帽子代表了一种肯定、责任与担当,是可以的,能引导上进并变成人生的一种责任担当。但是,现实是,不少人却把帽子变成个人追名逐利的阶梯。不少教授都在写各种策划书,评别人,也被别人评,很多东西都跟逐利挂钩。名校(名所)以“帽”取人,名目繁多的人造“帽子”又和公共资源配置密切挂钩,加剧“人格异化”而远离大学之道。
因此,讲思维科学和创新活力,先要回到价值观的正确取向。社会用人选才机制不当,导致人力资源结构失衡和不拘一格的人才价值观缺失。重塑“大学之道”不但是大学责任,而且是社会责任;不但需要教育思想返璞归真,而且需要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加强运行机制的修复。
2、重新考虑教育价值取向
大学里面一直信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今天知识还是力量,但不是唯一的力量,也不是最重要的力量,比知识累积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思维科学和认知方法。我这里引用几位牛人的话:
J.H.彭加勒:18岁进入大学,24岁拿到博士学位,32岁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确是学问广博,涵盖多个学科的科学大师。他说“直觉是发明的工具,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科学美是潜藏在感性美之后的理性美。” (《科学与假设》);第二句话,罗杰·彭罗斯,他比霍金大十岁,与霍金联手奠定了量子引力的数理基础。他说“灵感和直觉在发现真理方面比逻辑推导更重要得多”;第三位是哈佛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Lisa.Randall教授,她在东京大学演讲后在留言板上写下著名的一句话“相信直觉,大胆享受科学”。
2003年,钱学森先生曾经对我国985大学的创新不足发出比较尖锐的批评,认为许多大学在做人云亦云的事。从大学教学看,我们确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逻辑推理上,忽视了直观穿透力的培育。钱学森先生一直提倡科学和艺术结合,理、工、文、艺要打通,就是从思维科学训练角度来强调的。他主张应该从幼儿园到小学鼓励孩子畅想,激发好奇心,培养想象力,现在难以做到。大学生也没有更多想象的空间,投入大量资源,做了得不偿失的事情。钱学森先生关于理工文艺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以及王国维先生的为人为学“三境界”等,都有思维科学的妙理。在知识传授和思维训练的关系方面,大学很有必要把后者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大学应该把科学哲学作为通识教育的文化基础。科学哲学具有纵观古今、横跨中西、融汇文理的特点以及真伪思辨的智慧,籍此罗织思维科学的“文化经纬”,有助于解决知识存量的爆炸性增长和知识的“碎片化”矛盾,奠定复杂性科学时代的认知基础。
三.降低教育管理成本,激发创新活力
与多数世界名校比较,我们的教育管理成本过高:过多的内部管理程序无谓耗费研究精力;导师的担当作用和匿名评审意见的权重失衡,导致主体责任和权利的缺失;导师们深陷“评估漩涡”。
九十年代,清华为了提高博士论文水平,考虑到中国教授的人情债比较重,所以就搞了匿名评审,但当时博士研究生数量少。到现在,不但博士论文,连硕士论文都搞匿名评审,大面积搞匿名评审,导致教授们身陷评估漩涡,浪费多少不应该耗费的精力。
对研究生论文不要盲目要求“创新点”,要把善于观察、提出假设作为迈向创新的第一步予以肯定。我在清华大学带了几个博士,每次听他们说,在撰写论文阶段最苦恼的是怎么构建创新点。我说我一生就几个专利,哪有那么多创新点?现在,很多高校要求硕士都要创新,那个创新的价值有多高?还要让同行专家评议,中国教授确实活得很累,研究生也很累。要转变过于注重逻辑推理而忽视直觉和灵感思维训练的教学方式,重视案例辨析和用于实践训练的“项目源”建设。
还有各种各样的教育评估。其实,到学校实地看看,和学校领导、教师讨论办学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就不难把脉了。填报那么多数据,搞那么多指标,一点用处都没有。现在,大多数教育主管部门缺乏的不是教育硬资源,而是缺教育思想。格式化的教育质量评估可以弥补教学规范的缺失,但无法激励办学主体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变革。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降低教育管理成本,为释放办学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留出足够空间。
今天全国有很多名校来深圳办学,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办学伙伴。我希望深圳教育创新不要停留在数量的扩张上,而应该抓住中外教育思想冲撞融合的好机会,促进陈旧教育理念的转变。我不会企望自上而下转变教育观念的大讨论,应该是大学的校长们、院长们、同学们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厘清21世纪的大学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在这样的大好时光面前,开拓新的作为空间。
怎么找回我们的自信呢?刚才听观众讲国际创新,我在这里引用几位世界级科学大师的话,看看他们如何看待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古老哲学。在量子力学创立之后,爱因斯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吵的不可开交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说过,原子物理学的发现在认识论上并非全然陌生,(其中的哲理)在佛教和印度教思想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中心地位。我们将要发现的只是古代智慧的一个例证…
(哥本哈根学派)玻尔说过,我们应该把眼光转向释迦和老子这些思想家们已经遇到过的那些认识论上的问题。这些科学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来过亚洲,了解东方哲学的精髓之处。尽管当时量子理论的学术争议很激烈,但他们都非常惊叹东方的智慧。
(哥本哈根学派)海森堡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理论物理学中最伟大的贡献来自日本,这可能表明远东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量子理论的哲学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这些论述都出自F. 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无论是从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从事技术科学的人,都不妨看看这本书。
最后引用协同学创始人赫尔曼.哈肯的话:“众所周知,协同学研究的是复杂系统,这些复杂系统由许多元素构成,能够产生空间结构、时间结构或功能结构。实际上,为了回答关于有组织合作行为的难题,仅研究各个元素的行为是不够的,与此同时采纳整体论观点是至关重要的。”“整体论的整合观点在中国思想中具有悠久历史,因此,我对于我的著作《大脑工作原理》译成中文尤感荣幸和喜悦,…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在当代中国科学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我确信,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将会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我们很多人都是留洋回来的,学的是西方的科学、西方的哲学和思维方式。但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流转跟地球的自转相比,也有独特的流转方向。今天,已经到了中西文明再度冲撞交融和创新的时代。希望今天我的发言能够引发同仁们的批评和思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