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节期间，当高校师生还在享受寒假的时候，经过了一年的漫长等待，《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自2015年底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的整体战略布局之后，具体的实施办法就已经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如今，办法已经公之于众，这也标志着“双一流”建设即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在高教界人士的眼中，这一事关“双一流”建设成败的重要文件究竟可以打几分？未来高校发展又该如何部署？就此，本报专访了多位教育专家，希望他们的观点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圆桌

 

　　别敦荣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程方平

 

　　程 莹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科学报》：对于此次出台的“双一流”实施办法，您的整体评价如何？您认为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

 

　　别敦荣：此次出台的办法主要还是粗线条的。整体而言，该办法与我个人的期望有一定距离，因为实施办法并没有太过具体的实施要求和做法，主要还是原则性的规定。在更大程度上，它是重复了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文件精神。所以，这个实施办法还有很大的值得完善的空间。

 

　　储朝晖：政府出台任何一项措施，并不能直接解决高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为高校要有更好的发展，更多的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特点、规律，从自身发力。

 

　　不过，目前高校对政府的依赖比较多，那么多一项措施，就是多一种对高校管理上的牵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认为方案做得好，就会对高校产生好的作用。所以，对于政府出台的某一方案或措施，我并没有多么高的期待。

 

　　程方平：单纯从文本上说，这一实施方案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是我对其实施效果存在怀疑。这个方案讨论的基本是从行政管理角度提出的目标。其实在高等教育方面，行政管理和高校自身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行政管理多从拨款、计划、评价等角度出发，然而高校实际发展中却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比如，改善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所以我认为，规划落实到具体学校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很大。

 

　　程莹：“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从目前政策文本来看，还不能回答所有的疑惑。虽然实施办法明确了几个问题，比如大学不要申报了，国家根据一定的标准来统一挑；没有改成长期建设，还是五年一轮这种传统的方式。但除此之外就没有特别明确的内容了。对于高校和感兴趣的人来说，真正关键的问题还没有公布答案。

 

　　对于五年的建设周期，我个人的观点是少数顶尖大学应该长期持续建设，而不是用五年来一轮的方法来考核。五年还是太短了，无法让高校沉下心来做一些事情，应该再长一些，比如十年。

 

　　《中国科学报》：实施办法提出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办法。但对于如何评价，办法并没有做更多阐述，您认为在考核评价这一核心管理问题上，做到“科学合理”的关键是什么？

 

　　别敦荣：在实施办法中，“由谁来评价”的问题是应该明确的，但很遗憾，究竟是教育部来评价，还是第三方机构来评价，抑或是建设的大学自我评价？目前的实施办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我感觉实施办法还可以完善的地方。

 

　　目前，教育部正在提倡“管办评”分离，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教育部还是应该做实施的推进者，评价的工作最好是第三方机构去做，这样可以把责任分清楚。教育部作为政府行政部门，主要管资金的筹措以及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具体的评价标准要求和规范具有学术性，还是应该交给专业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去做。

 

　　储朝晖：说到绩效评价办法没有作更多阐述，其实这是政府文件的一个通常特点，很多文件都是这样，只有概念，没有具体的办法。

 

　　要做到科学合理，不同的大学考核评价就应该是不一样的，并不存在一个全国所有大学都能够通用的方式方法。

 

　　“双一流”建设本身带有一些激励性的措施，这些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评价的效应，但它起到的更多是杠杆作用，而不能成为评价所有大学的统一标准。如果单独依靠这个办法，就不可能做到对所有大学的评价都合理。

 

　　比如东部高校与中西部高校，整体发展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实现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评价，这需要各个学校自己去探索。

 

　　程方平：不同学校、院系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学校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评价应该有所不同，而我们现在都采用统一标准评价所有学校和专业，这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它极大地限制了高校自主发展。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此次“双一流”方案很难有从实质上推行和创新的潜力。

 

　　此外，目前的行业协会（比如高等教育协会）基本还是原来准官方的体制。我们可以使其适当地行业化和专业化。事实上，当前的教育部和（准官方）协会都偏行政化，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本身的一些规律就很难受到充分尊重。

 

　　程莹：我认为既然是建设世界一流，就可以邀请国外一流大学的管理者和学者，比如美国的、欧洲的、澳洲的，请这些国际同行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或者组织一个多元参与的国际专家委员会，让他们的意见在评价标准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我觉得会比较有价值。

 

　　此外，“双一流”建设事关中国所有重要的大学，制定选拔标准的委员会的名单和一些重要的文件能够透明化也很重要。请了哪些专家？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委员会的决策机制是什么？要让公众知道，这样也会降低很多“双一流”建设中的不确定性。

 

　　《中国科学报》：此次外界普遍认为，实施办法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对此您是否赞同？您认为仅靠动态调整机制，是否可以避免在实施“985”和“211”工程时出现的入选高校与非入选高校两极分化问题？

 

　　别敦荣：不同大学竞争进入“双一流”建设的行列，这是有竞争激励意义的。但单纯靠这一措施不太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因为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只是少数，在国内2500多所高校中，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可能也就在100~150所左右，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避免两极分化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动态调整，能够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范围也不会很大，高校之间的差距可能因“双一流”建设而拉大。

 

　　所以，“双一流”建设不是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它本身是一个重点支持建设的政策举措。它就是要让一部分大学跑得快一些，让一些大学办得更好，而这必然就会带来学校之间的差距。

 

　　储朝晖：我个人并不认为实施办法的最大亮点在于打破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它只是在方式上相较于过去有所改变。

 

　　打破身份固化可能会激励更多高校去争取建设一流高校、一流学科。但是当身份制不断滚动的时候，高校为了实现或者达到既得利益，可能就会采取一些相对功利的措施，很难稳定下来去作长远的规划。

 

　　大学办得好不好，最终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学校自身。当然，政府的投入是必需的，但它更多的应该是监督，而不是用钱来做诱饵，从而让高校达到一些既定目标。

 

　　当初的“985工程”“211工程”是给少数高校开了一个特殊的“小餐厅”，现在的“双一流”建设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但依然是给少数高校开“小餐厅”。政府需要给高校财政支持，但高校要怎么办好，还是要靠它们自身去探索，而且办好的方式是不同的，不应该用一个统一标准来判断全国几千所高校是否是好的高校。

 

　　程方平：单纯通过这个方案很难避免两极分化。因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鼓励一般院校发展，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相关政策其实是空缺的。

 

　　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的是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一些修改，使普通高校的发展真正纳入到法律轨道，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真正起支撑作用的措施。比如美国曾经为了支持涉农学校的发展推行《赠地法案》，但我们一方面鼓励学校发展涉农产业，另一方面地方却宁可用闲钱发展旅游也不支持高校。即使地方院校做出成绩，关注度依旧很低。地方政府没有给予相应的回应，如此怎能激励地方院校呢？

 

　　程莹：我觉得，打破身份固化这一点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否真的打破了，现在并不清楚，怎么打破的现在还没看到呢。

 

　　比如说，100多所“211工程”学校假如最后只有3所滚动的话，也是打破了身份固化，可是这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如果说“985工程”“211工程”建设的学校中真有几十所学校在“双一流”中得不到支持了，那才算是真的打破了身份固化。

 

　　现在，关于“双一流”建设，很多东西还不好评论，因为到底要怎么做我们还不知道。说它好或者说它有问题，都只是就文本而言。

 

　　《中国科学报》：针对已经出台的实施方案，如果请您给高校提出一些建议的话，您希望高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重点抓好哪些工作？

 

　　别敦荣：对高校而言，第一要认真抓好落实。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很多高校重申报、轻建设，到最后要验收的时候，就把各方面的材料拼凑一下以应付验收检查。这是一个普遍问题。所以，在“双一流”建设中，不能再重蹈覆辙，而是要真正抓落实、抓建设。其次，在实施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学科和专业建设来做文章，要在学科和专业建设上下真功夫。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开发紧紧地结合起来，达到出人才、出成果的目的。抓住这两条，“双一流”建设就有可能取得成效。

 

　　储朝晖：我认为，关键是高校要理性地对待“双一流”建设，不要简单地为“双一流”的各种指标所左右，而是应该按照既定的思路去发展。

 

　　这个文件出来之前，已经有不少高校开始准备“双一流”建设的工作了，比如把一些跟它无关的院系、不紧密的学科撤掉，就像是在同一个赛场上跑步，大家都采取一些措施，好让自己跑得更快。但是高校办得好不好，并不是简单的行政领导就能决定的，还是应该根据其自身发展规律进行。

 

　　所以，高校当前应该基于理性和专业进行判断，避免“双一流”建设成为一个新的行政杠杆，从而影响其自身的发展。

 

　　程方平：高校首先要做的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一定要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经历的改革中，哪些是真改革，哪些是走形式。很多时候，我们以前认为自己做对的事情，反而为以后的工作埋下了伏笔和隐患。此类事件出现了很多，但没有人真正反思。比如在教学科研上，我们有很多形式主义的措施，这些都是束缚教师和学生发展的枷锁。即便通过这种方式挤出了一些成果，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所以，我们应该让高校基础功能简单化和实用化，让行业多评价，让社会多评价，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评价。

 

　　另外，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高校是社会的智库和文化的引领者，但是目前我们的高校很难扮演这种角色。我国现代社会过于商业化，如果在文化层面没有一个稳定的引领者，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高校也应该反思，自身怎样才能承担起人类知识文明研究的责任？想清这个问题，可能要比一两项技术发明更为重要。

 

　　程莹：高校还是要练好内功，能力建设是最重要的，因为高校的国际水准是不会因为任何政策出台而产生任何改变的。

 

　　国家也是希望我们有真正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大学，所以，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政策，“双一流”建设方案在指导大学发展的同时，也是支持大学、服务于大学发展的，学校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争取办出特色。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2016年2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要求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制定“双一流”实施办法。

 

　　2016年6月，教育部官网发布公告，包括一系列与“985工程”“211工程”相关的共382份文件被宣告废止，持续了20余年的两大工程正式成为历史。

 

　　2016年7月，网传首批“双一流”建设拟定名单出炉。

 

　　2017年1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表示，2017年，教育部将全面启动“双一流”建设，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制定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正式印发。

 

　　自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工程后，目前至少有河北、山东等16个省份出台了“双一流”建设的相关方案或文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师资至关重要。我们现行的教师评价系统过分重视对教师科研成果的评价，忽略了其在人才培养上的投入，极大地影响了教育质量。争创一流的目标无可厚非，但关键还是要转变利益导向机制，引导教师做好本职工作，提升大学的教育功能。

 

　　——同济大学副校长蔡达峰

 

　　要提倡有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作评价，“双一流”引入绩效评估应该鼓励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来作评估，风能进、雨能进，教育部不能进！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

 

　　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必须用专项经费解决专门问题，但前提是我们知道需要什么，知道我们在核心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但是，我们清楚存在的差距吗？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眭依凡

 

　　“世界一流”不等于“西方认可”的一流，否则永远是“二流” 。若顶层亦如此理解“一流”，则完矣！

 

　　——网友haishanzhidian

 

　　“双一流”建设会使得中国各大学走上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即强校向综合型转变，弱校向专业型转变。

 

　　——某知乎用户

 

　　“双一流”那些专业以后要加大投资，这是好事。“双一流”以外的专业呢？这方面以后要不要加大投资以提高一下？

 

　　——网友haustcn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陈彬 王之康 阚凤云 赵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