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引】 很多学子都向往游学海外，然而赴海外读博士是一件风险颇高的投资，博士们往往既要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适应环境，又要独自面对诸多生计问题，维持生活，此外，还得潜心学术、认真读书，加上教育体制与培养方式的差异，能够顺利爬上海滩，化身“海龟”者，多半历经千辛万苦。钧鹏博士是一位温和而又贪玩的自由主义者，他的经历与文笔都丰富而有特色，让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作者简介】  李钧鹏，20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2017–2019年将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曾为英文期刊Social Forces副主编，现任Studies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编委。论文载《社会学研究》、《社会》、Contemporary Politics、Politics and Religion等中英文刊物并收于《中国社会学》等处。合著一部，译著若干，主编三套社科译丛。获国际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家奖、社会问题学会最佳研究生论文奖、董辅礽经济科学奖等奖励。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安徽大学开设本科及硕士课程。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博士论文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个人网站为www.junpengli.com。

【写在前面】下面这篇文章无疑是“博士论文”系列里学术含量最低的一篇，以后也不太可能写如此个人化的东西，所以有必要交代两句。石头君去年夏天邀我加盟这一系列，受宠若惊的我却婉拒了。原因有三：一来此公号的文章质量极高，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我实在顾景惭形；二来此公号至少在社会学青椒和学子中颇具影响，而我从幼儿园起就是坐在拐角生怕被老师叫起的性格；三来介绍自己的研究似有传授经验之意，而我自觉论文质量低劣，岂敢主动提起。去年10月在羊城和石头君吃饭聊天，我说也许能谈谈自己读博期间犯下的十大错误。但拖了几个月，最终动笔时却发现，若要梳理自己这些年所犯的错误，那将数不胜数，而且真要这样写，有意回国谋教职的我只怕绝了自己的后路。花了两周的时间，我终于磕磕绊绊地写出了这篇不算短但无甚干货的文章。虽然思路杂乱，但算是老老实实地将我这些年的挫折（或挫折感）写出来了，希望对年轻朋友多少有点启发。

 

以赛亚·伯林曾借古希腊典故，将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涉猎广泛、胸怀天下，是为狐狸；另一类固守一方、心无旁骛，是为刺猬。两类人本无高下之分，但若缺乏自我认知，悲剧就有可能发生，如身为狐狸却一心相当刺猬的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我于2007年8月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班，2016年6月完成答辩，博士读了整整九年。如果以正式获得博士学位的2017年2月算，加上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中途夭折的博士学习，那么我读书的年份连自己都不忍计算。事实上，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从没有遇到过学术本身的挫折，考试一帆风顺，发表记录尚可，奖学金拿过不少，也得过学术奖励。那么为何读了这么多年？这和我东张西望的狐狸性格以及完美主义强迫症有很大关系。关于前者，说得难听一点，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读博士的狐狸往往没有好下场。关于后者，没有写出来的文字总是完美的。如果你不嫌我罗嗦，就听我慢慢道来吧。

 

　　一、北卡

 

　　众所周知，中国大学生的专业往往不是自己选的。我自小喜欢文学和历史，但在填报大学志愿时还是写上了“国际贸易”。我有了出国的念头是读硕士期间，当时在武汉大学，具体专业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珞珈山三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发现象牙塔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地方。我出自大学教授家庭，在高校大院长大，从小就崇拜有知识的人。但大学四年似乎都在背英语和考研（以及羽毛球和摇滚乐）中度过，一直无法对自己的专业提起兴趣。直到去了武汉大学，尝试开始写学术论文，才真正立志以学术为业。

 

　　话虽如此，由于“路径依赖”作用，若不是由于一个极其偶然的原因，我也不会转学社会学，这里先不转移话题了。2003年申请赴美读博，我申请了10所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和四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在这之前，我对社会学一无所知，没读过一本社会学著作，也没有修过一门社会学课程，甚至不知道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区别。申请选校时是看着US News的排名随便选的。还算幸运，拿到了五六个经济学全奖和两个社会学全奖，包括一个常春藤学校的金融全奖。这时，周围所有人都劝我读经济学。我的父亲出身不好，更是担心学社会学会给我惹来麻烦。我从武大图书馆一楼的小书店里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周晓虹老师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另一本是当时红遍中国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我记得福山在央视做节目，嘉宾是郑也夫老师）。前者读来酣畅淋漓，后者一阵不明觉厉。两本书读完，我决定选择“更好玩”的社会学。一直到了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福山是一名政治学家，而政治学和社会学是两个不同的专业。至于社会学的选择，我放弃了密歇根大学，选择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原因仅仅是后者规模相对小，感觉可能氛围会更好一些。

 

　　北卡在2003年招了15名博士生（包括一名进来几个月就退学的女生），除了我皆为美国学生。对于我这个底子很差、语言又不通的外国学生来说，第一学期的社会理论课只能用“悲惨”二字形容。在用英文读福柯、韦伯和帕森斯云里雾里时，我到网上找来中文版，结果发现更读不懂。更要命的是，周围的美国同学上课都是吵架一般的架势，我却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由于这门课明文规定课堂发言计入考核，我想了一个办法，每堂课抢先第一个发言，否则一旦别人话匣子打开，我就完全插不上嘴了。这样尝试了一两次，感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最终还是放弃了。不过，语言的改善是潜移默化的。大概半年到一年之后，我的英语就基本无障碍了。到了第二年，我已经可以和美国学生一样抢着举手发言，说英语也不再费力，无需在心里默念无数遍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可以看得懂理论了，更爱上了理论。我曾和一个美国同学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社会理论硬学不来；只要接触多了，自然就悟通了。

 

　　由于之前的学术训练是人口经济学，我入学时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会以人口学或经济社会学为方向。北卡确实有实力超群的人口学项目，但第一个学期的人口学课程却让我听得索然乏味。我始终觉得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但推算生命表却让我觉得枯燥无比，Demography这份刊物上的文章也从来没有吸引过我。现在看来，我可能更感兴趣的是Jack Goldstone那种处理人口变量的动态方式，而不是静态的回归分析。主流人口学之所以难以打动我，可能在于它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技术性领域，而和包括社会理论在内的其他社会学分支脱钩。至于经济社会学，人口学一统天下的北卡从来没有开过这门课。

 

　　不过，由于经济学的思维惯性，更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当时中国的强力影响，我在整整第一年都醉心于宏大的理性选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记得在社会理论课上，我曾为授课教授没有在众多理论学派中为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流出位置而感到愤怒，还因在课堂上说“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一切”而惹得哄堂大笑。第一学期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的课程作业是一份研究计划，作为硕士论文的演练。我野心勃勃地决定从理性选择视角考察中国制度的历史变迁。

 

　　和美国大部分社会学系一样，北卡没有单独的硕士项目，但所有博士生都要写一篇硕士论文，并在正式的开题答辩和论文答辩后获得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文科硕士学位（M.A.）。进入到博士阶段的第二年，我开始寻找硕士论文选题。前后换了几个题目，最后决定做一项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美国文科的学术训练往往不同于国内手把手的师徒传承，而是强调学生自由阅读、自主选题。我在北卡的导师是朱迪斯·布劳（Judith Blau），大名鼎鼎的彼得·布劳（Peter Blau）的遗孀。说起来她和中国颇有渊源，曾于80年代初和丈夫一起任教于南开社会学班。作为“公共社会学”的忠实践行者，老太太曾在美国社会学界引起一些风波，但她为人和善，经常请我吃饭聊天。有一次吃饭时，正在兴头上的我随口说了一句：“您要是有什么好的选题，请告诉我。”本来笑容可掬的朱迪斯脸色一变，严肃地说：“你必须寻找自己的题目。”弄得我颇为难堪。

 

　　我对社会运动的兴趣也纯属偶然。博士第一年下学期，系里研究伊朗革命的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开了一门1学分的社会运动选修课。不同于惯常的3学分课程，这门课两周聚一次，而且没有课程论文要求，只需写一份研究计划，并设计一门课程大纲。我本来觉得这门课和我全无关系，但系里的研究生会主席给我们群发了一封电邮，说这门课是教授应同学们的要求而开设，结果开了又没人选，请大家支持一下他。我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精神”选了这门课。

 

　　记得第一天上课的路上，我还在想社会运动是不是和社会生物学有关，因为我对“运动”一词的第一印象是分子运动。（社会运动如今已成为国内学界热点，但在当时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可是个新鲜词。）但这门课立刻让我感受到了思想上的冲击力，也让我第一次在社会学领域找到了兴奋点。这门课只有一本指定用书，就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与两位合作者撰写的Dynamics of Contention。一章一章地读下来，我很快对社会运动的理论演变和研究框架有了基本认识。我又乘势买来赵鼎新老师出版不久的英文著作，读来颇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我很快写完硕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社会运动以及广义的抗争政治就这样成了我的终身研究兴趣。

 

　　美国文科博士训练颇有“过五关斩六将”之感，拿到硕士之后紧接着就面临博士资格考试。北卡有几个领域供选择，包括社会理论、量化方法、人口学、政治社会学等。每个学生选两个领域，每学期期末考一门，每门考试都有长达几十页的阅读书单，所以要花上整整一年来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我在第三年先后通过了宗教社会学和社会运动两门考试，是同年级14个博士生中（退学的那个女生除外）进展最顺利的一个。此时真是感觉春风得意、信心满满，似乎30岁前拿到博士学位的目标即将实现。在北卡的前两年，我上了大量课程，包括从初级到高级的三门统计学以及生命历程、社会分层、种族、老龄化、全球化，等等。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从社会学“小白”变成了一个“老油条”。

 

　　与此同时，我在教学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作为公立大学，北卡对博士教学有不低的要求。除了人口学方向的学生可以在人口研究中心当研究助理，其他学生都是前两年当助教，之后几年每学期都要靠走上讲台来维持生计。我在北卡教了三门课，而且是内容完全不同的课，分别是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量化研究方法。这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特别是量化方法，必须批改大量作业，每周还有上机和答疑时间，我第四年上学期的时间基本都花在授课和改卷子上了。

 

　　北卡四年，我还做过两件事。首先，从2006年到2007年，我在著名的英文社会学刊物《社会力》（Social Forces）当了一年的副主编。这个名头听起来也许有些吓人，但它其实反映了北卡独到的博士生培养机制。这份历史悠久的刊物创办于1922年，是《美国社会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之后的第二份美国社会学刊物。它由北卡主办，两位主编均为本系教授，分别负责论文和书评板块。系里每年都会选拔2-4名博士生担任副主编，其中一人专职负责书评。我被选上后，主编问我希望做哪一块，爱书如命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书评。这之后整整一年，从选书到选作者，这份刊物的书评栏目基本上都由我一个人操作（书评主编的工作主要是给我开的书单和人选开绿灯）。这份工作要求我对社会学各个分支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知道一本书及其作者的分量。为了保证书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书评栏目不接受投稿，所以我必须在出版社寄来的几大书架样书中精挑细选，然后向相关领域的专家约稿。这份工作占据了我不少时间，却在很大程度上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社会学“活字典”，我也是乐在其中。

 

　　另一件事却要苦涩得多。2005年，我接手翻译朱迪斯·巴特勒的女性主义名著《身体之重》。女性主义本非我研究领域，我在接手时却自以为是，以为凭借自己在社会理论方面的功底，几个月内就可以完成翻译。事实证明这是我犯过的最大错误，这本以晦涩而著称的书耗费了我五年的光阴，2010年交稿，2011年才出版。我在读中文学术译著时经常惊诧于译者的草率，甚至经常发现译者直接跳过难词、难句的现象。我自己在翻译时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权衡，从不敢怠慢任何一个句子，任何一个词。这本书的翻译我前后过了四遍。第一遍译完后，我自觉不满意，又抛开原译文彻底重译了一遍，然后对照原文逐字逐句修订，最后再加工了一遍译文。无数个晚上，我来回揣摩某一个句子甚至某一个词的译法，再在嘴里反复吟诵，经常整晚只译出一小段，中间的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虽然不能说五年时间全花在了这本书上，但若不是因为这本书，我可以早三年博士毕业，却绝不夸大。

 

　　北卡社会学系在美国足以跻身豪门之列，但它在学术取向上的保守却让我非常不舒服。如果要找一个以主流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人口学的系所，那就非它莫属了。由于多数学生的兴趣都是跟着教授的研究来，我是整个系几十名博士生中唯一一个做质性研究的，系里也多年没有开过质性研究方法的课程。我曾和一个美国同学吐槽，说这么大的一个系竟然没有一个学生做民族志，全是人口学。有一次，研究生命历程的泰斗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面临退休，系里公开招聘人选接替他的讲席教授职位。三位候选人先后来试讲，其中一位历史社会学新秀以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为题。我在底下听的时候就看到了身旁教授写在脸上的敌意，提问阶段更是火药味十足。报告结束后，我立刻知道这位教授没戏了。最后果然聘了一位人口学家。

 

　　尽管如此，既来之，则安之，我在北卡的前三年并没有过转学的念头。到了第四年，我一边教量化方法，一边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我在这时读了人类学家杜磊（Dru Gladney ）的几本书，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和库兹曼教授商量后，准备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也很快写完了开题报告。然而，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2006年11月，就在我准备博士论文开题答辩时，接连发生两件事，一件有关生活，另一件有关学业，让我动了转学的念头。我在一周的时间内完成了所有申请材料，最终在2007年秋季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人生的改变往往发生在短短几天之内。

　　哥伦比亚大学对我的吸引力主要在于查尔斯·蒂利。我至今仍认为他是社会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其实我本打算拒掉哥大全奖，投奔另一所大学，主要原因是担心年事已高的蒂利不再指导博士（我在申请过程中并没有联系他）。但当我先后收到蒂利和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发来的热情洋溢的电邮时，尤其是蒂利教授主动提出当我的导师时，虽然知道这在美国博士招生阶段并不罕见，还是大受鼓舞，决定到纽约继续自己的博士学业。

 

　　哥大和北卡社会学系的氛围大不相同。一方面，哥大博士生之间的互动比北卡少得多。北卡社会学系的核心位置是一间宽敞的计算机房，外面是一个厨房。除了供博士生随时上机，它更微妙的作用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哥大则没有类似机房，博士生散落在几个小办公室里。包括我在内的博士生很少用办公室，也很少去系里。看似差别微小，实则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哥大在管理上要比北卡宽松不少。在我入学的那一年，社会学系取消了历史悠久的博士资格考试，改以五项要求代替，包括写一篇文献综述、设计两门课程大纲（但不要求授课）、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并发言、向学术刊物投一次稿（但不要求发表）。

 

　　哥大社会学系还有一点与众不同：它要求博士生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完成相应的要求，并颁发两个硕士学位，分别是文科硕士和哲学硕士（M.Phil.）。（哥大有一个独立的一年制硕士项目，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顺便插一句，这里可以窥见美国文科博士为什么读个八九年是家常便饭——正常情况下，哥大社会学博士生要上整整三年的课，拿两个硕士学位，开始构思博士论文最早也要到第四年了。

 

　　我由于入学时已经在北卡拿了一个社会学硕士，哥大不要求我再拿文科硕士（但也相应地把我的奖学金减掉一年），给我减免了大部分学分要求，只需要上社会理论和方法论两门必修课。但我的狐狸性格在这时展现了出来——爱好广泛的我将博士论文完全抛在脑后，在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历史系、法学院、商学院甚至纽约城市大学和社会科学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又选了整整三年的课。如果从一开始就全心全意写博士论文，我的人生轨迹又会完全不同。

 

　　正是在这段时间，尤其是第一年，我对历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又受到蒂利教授的直接影响。蒂利本人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就是抗争政治和历史社会学，而他在我入学第一学期就主讲社会科学方法论这门必修课。在整个研究生期间，这门课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门课。我不仅每堂课都坐在离蒂利最近的位置上，生怕错过他的每一句话，而且课下和他有大量的讨论。我对因果机制的兴趣正是在这门课上萌发的。

 

　　2008年4月，蒂利教授因癌症去世，我一时觉得失去了主心骨。暑假过后的新学期，我面临换导师问题。当初选校时担心的问题发生了，在我感兴趣的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领域，哥大已经没有特别合适的导师人选了。正好在这时，我读了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的新书Richard Rorty: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hilosopher。这本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物传记，而是探讨美国哲学大师Richard Rorty的学术思想以及职业历程背后的社会形塑力。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社会学也可以这样做！我有了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并投入系里唯一研究过知识分子的吉尔·伊亚尔（Gil Eyal）门下。虽然伊亚尔当时的研究课题已经转向美国自闭症的大爆发，他早年对东欧（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的研究却充满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我的朋友吕鹏曾翻译过他和他的老师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以及同门合著的《无需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该书是研究东欧转型的上乘之作。

 

　　三、选题

 

　　转眼到了第三年，经过一年多的背景阅读，我顺利完成了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学的文献综述（部分内容曾以中文发表于2011年的《社会》杂志），该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了，而几年前在北卡构思的民族政治研究已经完全被我抛于脑后。我最初的打算是以经济学家杨小凯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杨小凯是自己出国前最怀敬意的华人经济学家，阅读过他的大量著作；另一方面，从“左”到“右”，从狂热的造反派到虔诚的基督徒，杨小凯的传奇经历似乎可以折射出中国社会变迁的许多方面。然而，这一想法立刻被新的导师否决了。伊亚尔直截了当地对格罗斯的研究路径表示不赞同，认为社会学不能只研究某一个人，而必须研究一个群体。我虽然心有不甘，却并没有坚持。经过几个星期的反复取舍，我决定以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

 

　　我在90年代末读大学时就对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有所兴趣，但只限于初步的了解。虽自认为关心时政、忧国忧民，我对政治和思想界的关注并没有超出一般文科学生的程度。到了美国之后，我从网络上经常感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左右对立，但自己生性不喜争论，所以对“中国向何处去”这类宏大议题只是远远地观望而已。应当说，我之所以研究中国思想界，出发点并不是政治关怀，而是学术旨趣。这其实也和我的自我审视有关。我在不同阶段曾经分别痴迷于马克思和哈耶克，甚至基督教思想（以及前面提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我的这些思想倾向来自何处？我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我自己也好奇不已。推展开来，为什么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为什么哈耶克在中国的追随者明显多于西方社会？一个人是如何成为“左派”或“右派”的？中国语境下的左派和右派又是如何形成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实在是有意思。我在一个月内就写完了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并于2010年5月顺利答辩。在答辩会上，导师直接说：“你已经准备成熟了，夏天可以去中国做一年的田野研究了。”这让原本以为还要花一年时间做理论准备的我颇感意外。但既然导师开口，我就收拾行装，在夏天回到老家，并于10月份北上，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单间，开始了近一年的田野工作。

 

 

　　虽然我的田野研究包含参与式观察的内容（我参加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私人聚会，听了大量讲座，还去乌有之乡书店“探过底”），但这一年最主要的工作是访谈。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7月，我访谈了六七十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作为参照，我也采访了10位左右的左翼知识分子。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详述我的样本选取和访谈设计了。

 

　　记得郦菁（《博士论文》专栏第35期分享嘉宾，石头注）曾谈到她在北京采访经济学家时所遇到的挫折，我的经历却颇为不同。我基本是从网上找到访谈对象的电子邮箱（也因此练就了一身网络搜索名人电子邮箱的本领），直接给他们发电邮自我介绍并约访谈，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任何中间人协助。虽然有一些人不予理睬，也有个别人直接拒绝，但绝大部分联系对象都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访谈约请。

 

　　当然，我的访谈对象五花八门，经济学家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但张维迎、茅于轼等大牌学者的平易近人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我注意到一点，总体而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开放度比新左派（或者外人眼中的新左派）要高不少，石沉大海的情况往往发生在知名的新左派知识分子身上。这里并没有任何价值判断之意。事实上，我遇到的最没有架子、最彬彬有礼的访谈对象之一就是被很多人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汪晖，而架子最大的三个人中有两位都自称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访谈过程之顺利甚至出乎我的意料。不知是不是我相貌老实的缘故，大部分访谈对象都侃侃而谈，许多访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长的一次访谈从下午五点一直进行到凌晨一点。

 

　　带着满满的访谈资料，我在2011年9月回到了纽约。对于已经有了博士论文基本框架的我来说，此时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两年内完成博士论文似乎手到擒来。但就在这时，我就像一个晃过所有对手的球员，在离空门近在咫尺时，却再也无力迈出临门那最后一脚。此前一直效率很高的我，在这之后四年半的时间里却没有为博士论文写出一个字。对于美国的文科博士生来说，最深的体会可能就是岁月飞逝。十年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时常想，那些被判刑10年的人其实也没那么煎熬，我自己的10年不就这么过来了吗？其实我这几年并非一点事都没做，但做的都是和博士论文无关的事：发表了若干篇中英文论文，和朋友合作进行了一项历史社会学家访谈项目，并在哥大开设了一门本科课程。我的朋友刘骥曾说拖延是逃避的表现，现在看来确实如此。每天打开电脑，想起博士论文就心烦意乱，于是忙起了其他事情。不仅如此，我总是以准备不足给自己找借口，不停看相关资料，脑子里一遍一遍想论文如何写，却始终不愿动笔。系里的明星教授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曾在新生入学时提醒我们文献阅读一定要适可而止，现在看来真是深刻的真理。

　　五、翻译

　　除了上面说的，我这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两件事还是翻译。我在译完巴特勒之后，曾告诫自己再也不做翻译。但在国内做访谈期间，住在中关村图书大厦旁边的我买了不少译著，其中就包括蒂利的几本书。这几本书的翻译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我于是主动联系出版社，将蒂利的《为什么？》和《功与过》翻译了出来。前者已经于2014年正式出版，后者由于出版社原因至今不见天日。这两本书的翻译又花去我大概两年的完整时间，每本书的译稿都被我逐字逐句至少过了三遍。写到这里，我实在羡慕那些一年能翻译好几本大部头的人。另外，我还和朋友合译了两本书，一本属于政治学领域，另一本则是哲学专著。这些都是我不务正业的成果。

 

　　由于各种机缘，我还主编了三套译丛，分别是《剑与犁》译丛、《历史-社会科学译丛》和《米尔斯文集》。虽然从今年起才将陆续面世，这三套书却运作了好几年。无论是书目的选定、译者的选择和译稿的审校，我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从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不做挂名主编，而要亲自审校每一本书，确保每一本书的翻译质量。这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却是个无底洞。以其中一本书为例，译者很快完成了翻译，但在校对过程中，我的完美主义强迫症一发不可收拾，花了一年多时间彻底重译了整本书。这可是临毕业前的整整一年多啊！记得201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赤膊上阵，一边挥汗如雨做翻译，一边不断指责自己愚蠢至极。

 

 

　　2016年2月，导师给我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我在6月30日必须答辩。我又花了两个月将各种翻译收尾，终于在4月中旬抛开一切杂务，不接任何电话，退出一切微信群，开始了迟到的博士论文写作。在这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我写完了正文超过10万字的博士论文，写完后忽然发现自己眼睛已经老花，白发也疯狂地长了出来。毕竟酝酿了好几年，每一章的内容都已烂熟于心，所以真到了逼自己写的时候，并不会花太多时间。尽管如此，顶着巨大的压力，我每天晚上坐在电脑前，一边掐着指头算截止期，一边使劲回忆脑中想了好几年但一直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每天晚上独守孤灯，要不是有肖邦的钢琴曲陪伴，真觉得自己会精神崩溃。这两个半月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过。其实，直到这时，我还是没有学会如何掌握时间。由于每天都有大量时间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开始以看闲书来解脱。我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购买并阅读了几十本哲学著作，算下来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间竟然超过论文写作。写完论文，顺利答辩，我却没有丝毫的快意，只感到阵阵沮丧。如果几年前就抓紧，论文的质量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己也早在某个地方任教，老妈也可以来参加毕业典礼了。

 

　　本该就此打住，相信朋友们都能看出我想传递的信息。但还是向年轻朋友简单说几点吧。第一，学术这条贼船是一辈子的事，它会从头到尾笼罩你的整个生活，请慎重选项。第二，尽管如此，没有生活，博士学习和以后的生活会非常悲惨，所以要有爱好，并要善待亲友。第三，美国文科博士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决定你最终成败的不是学术天赋，而是性格和心态。第四，做学问贵在收心养性、趁热打铁。如果学术圈只有刺猬，那会非常可悲和无味；但在成为狐狸之前，请先逼迫自己做好刺猬。第五，没有写成文字的思想是最廉价的。

 

原创 李钧鹏 学术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