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王寅 世图语言学

　　有几句名言，第一句是罗宾斯（R.H. Robins）在《语言学简史》（1967）中说的：Philosophy is the cradle of linguistics，“语言学是从哲学的摇篮里摇出来的”。那么不学习哲学，恐怕语言学很难做得很深。第二句是钱冠连先生一直在勉励的：汉语界和外语界一定要加强哲学方面的培训。第三句是哲学界季国清先生说的。季国清写过一篇文章《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1999），“中国外语界，包括汉语界，语言学研究的最大遗憾来自对哲学成果的麻木和冷淡”。我觉得这句话很中肯。他问过我，语言学界多少人念过德里达（J. Derrida），多少人念过哈贝尔马斯（J. Habermas）？如果不从后现代哲学的前沿看待语言理论，那么我们的步伐要大大落后于西方。胡壮麟先生就是一个表率，他从功能语言学最近做到认知语言学，近年来还做到了语言哲学。胡先生八十岁的人了，还在不停地与时俱进。对我们这些后生来讲，更是一个促进。

　　我们应该赶快进入哲学层面来思考语言理论。沿着这一思路，我今天想讲五个方面。

　　第一，西方哲学的三个转向，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后现代哲学”。哲学界的王治河先生、文学界的赵一凡先生都有大量研究，而语言学界的相关研究仿佛还是个空白。最近，我和哲学界的朋友，与钱冠连老师商量，提出了“哲学的第四个转向”，也就是后现代哲学人本精神的转向。在这个新的精神、新的大潮、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们做语言研究的而言，提出了应该怎么与时俱进的问题。

  第二，认知语言学恰恰就是这第四个转向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并不是语言学界单独冒出来的，是吸取了多学科的成果，迎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应运而生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真正体会到认知语言学的前沿意义。认知语言学的前沿意义，不仅是提出来的几个理论、原型范畴、ICM（理想化认知模式），更紧要的是反应了后现代人本精神。

  第三，我对持有激进人本观的德里达和哈贝尔马斯的一些观点和模型进行了修补，提出了一个“SOS理解模型”（王寅2003），文章发表在社科院的《哲学动态》上。哲学界的一些朋友，也看到了这篇文章。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理论，不能光跟在老外后面跑，总归要做一点自己的事情。

　　我们当今到底处于什么时代？这是值得思考的。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出现了无旋律音乐。有一个钢琴家跑到台上去，在钢琴旁坐了4分30秒，啥也没弹。结果下面的观众鼓掌啊，伟大的作品！不朽的作品！因为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流行歌曲《一封家书》里面都是大白话。过去我们的歌词很优美，现在大白话全进歌词了。连“此致敬礼”、“哪一年哪一天”都唱出来了。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里，“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是，这些无疑在告诉我们——后现代时代到了。我就是要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让你在这些搞笑中体现一种人本关怀。所以赵本山讲，我的作品就是让大家笑。我们生活了嘛，人本关怀了嘛，过年了就要笑嘛。大家笑了就舒畅了嘛，舒畅了就和谐了嘛。绘画也是这样，什么抽象派、印象派……找个大狗熊来，涂涂颜色。画展的时候，搞个大白板挂在那里。啊，不朽的艺术！你看吧，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你去想吧！

　　再看电视剧《亮剑》。过去样板戏里的正面形象都是“高大全”，今天大家看到的荧幕上的主角都是有缺点的。那个李云龙，彭德怀要枪毙他好几次，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国民党的形象也换了。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国民党士兵扛着个枪，额头上贴个十字膏药，从小就留下了这样一个反动派的形象。那么今天大家看到的，荧幕上的国民党打日本鬼子也很勇敢。这些影片之所以能够出来，背后有一个重大原因，中宣部不停地把后现代哲学家请进中南海讲世界形势。在后现代哲学的指导下思想才能解放，这些影视作品才能出来，否则还是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艺思想为创作指导。小说、诗歌的新式样，包括现在网上的新闻体、私奔体、咆哮体、甄嬛体不停地出现。我的一个硕士生，今年统计了网上的304种 “网络体”，这就是修辞学、文体学要关注的当前情况。

　　那么文学早已进入后现代，文学作品要翻译，翻译也进入了后现代，就落下个语言学还没有进入。语言学界很少有人读德里达、哈贝尔马斯，值得我们深思。该补的课，我们应该补，因为我们的义务就是把学生带到前沿。立足于前沿讲话，他们才能更前沿。当前的形势是大家都在谈多元，“百家共鸣”，李葆嘉在《答谢辞》里也讲了。实际上，我老想重提《盲人摸象》的故事。我觉得，我们都在做盲人摸象的事，都是在搞某一个侧面。基于某一个理论，根据某几种语言现象，说出语言的某一个特征，而不可能有一个理论把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囊括其中。所以说“真理有时候不在某些理论之内，而在不同理论之间”，这是胡壮麟（2012）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

回顾一下这几十年改革开放走过的历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真理大讨论，实际上就是对真理观的反思，这个哲学问题背后隐含的就是要否定个人崇拜。八九十年代提出的“理解万岁、换位思考”，其实是西方后现代加达默尔（H. Gadamer）的阐释学（Hermeneutics）原理在中国的应用。到了今天的人文关怀、和谐社会，现在有人写了文章，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格莱斯（P. 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是对“斗争哲学”的反思。社会的和谐不一定是靠斗争“斗”出来的，更重要的是靠合作“合”出来的。我们今天在讲人文关怀，要关心个体，关心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正是在沿着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想与时俱进。因此，西方哲学不仅有三个转向，更重要的是有第四个转向。下面这张简表很清楚。

　　语言学界的同仁没有必要怕学哲学。我们的哲学功底都很好，又学了语义学、语用学，这都是哲学的问题。稍微疏通一下，我们的境界会更高，视野会更大，学科会跨得更多。

　　关于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在中国一直是误导。我一直在呼吁教育部赶快改写哲学教材。这些老教材，我们从中学就开始念，四十年前的事了，什么形而上学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我们的孩子们现在还在这样背。倘若我们孩子的孩子再这样背下去，我觉得教育部对不住中国后代。因为，形而上学的本义就是客观世界存在客观真理。这个“形”就是本质，把它找出来，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教材上讲的“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那是马克思说的黑格尔哲学里面的“形而上”，以至于中国人话语中的“形而上”也成了贬义词。这是对西方哲学的不公正，或许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无知。这种观点是从前苏联人那里抄出来的，前苏联都倒了二十多年了，我们的教材还不改，对得住后生吗？

　　所谓形而上学，就是本质至上。找本质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感性，一是通过理性。西方哲学的第一个阶段，以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第二个阶段，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语言论即分析哲学。这些都是客观主义哲学（Objectivism）。所谓客观主义哲学就是形而上，承认客观外界存在客观真理。过去我们这样认为，如今基本上不这样讲了，因为经过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培训了。跟客观主义哲学相对应的是非客观主义哲学（non-Objectivism），也就是客观外界不存在客观真理。如果有客观真理，你把它找出来，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惜，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客观真理。所以说，应该从人本角度看真理，从人本角度看本质。同样，从人本角度看语言、看语言学，才会有整体的提升，我们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视野才会有全面拓展。

　　讲到本体论，但愿哲学界都明白什么叫being，希腊语叫ont，即本体。中国哲学界写书的，没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很简单，比如This is a cup，老百姓关心的是表语cup。当你判断它是cup时，所有杯子的本质就隐含在is当中。杯子的本质蕴含在is中，你才能用is判断它是杯子。常人关注的是表语cup，而哲学关注的是is。这个“是”就是表语cup的本质所体现，研究being就是ontology。本体论在哲学界译成“是论、有论、存在论”等名称，后来我干脆根据读音，把being译作“毕因论”，“毕竟、原因”的意思。哲学界有朋友也蛮喜欢这个翻译的，给“是论、有论、存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翻译思路。

　　3、体验人文观和达成共识

　　语言论哲学的后面是后现代哲学，就是欧美解释学派、人本哲学，就是德里达、哈贝尔马斯的激进人文观。基于体验哲学，我对后现代激进人文观做了反思，提出了SOS理解模型，两个S是两个主体，中间面对着一个客体O。根据体验哲学，客体决定主体的认识，那么我们主体之间必然有共通的东西，这就是体验普遍观，而不是乔姆斯基的天赋普遍观。过去的哲学，要么研究客体，即本体论的O，把主体撇开；要么研究认识论，光讲认识论的S，把主体强加于客体。要么研究S和O的互动；要么把O去掉，只剩下S与S。SOS理解模型就是说，主体和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那就是真理，这种共识就是主体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

基于以上所考，我提出了“体验人文观”。第一位的是体验经验，物质决定精神，靠身体经验，但是要讲人文的因素。语言中到处都有体验的东西，到处都有人文的东西，也就是语言反映的是主观和客观的东西，不可能单纯描写客观。举两个例子。比如说A week consists seven days（一个星期有七天）。客观外界不存在一个星期有七天，这是人为规定的。根据《圣经》，上帝干了六天活，第七天是sundays就不干了，然后才有了这样的规定。再看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太阳升起在东方）。我原来教本科语法时，一讲到一般现在时表示客观真理，张嘴来的就是这个例子。因为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薄冰的《英语语法手册》都是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这是个“假话”，客观外界有东南西北吗？没有，是我们人为划定的。再说，太阳是自己升起来的嘛？不是，是地球自转转出来的。一句假话作为真话，讲了几百年。那么，摆在家里的就是家花，摆在外面就是野花？花还是花，不管在哪里它都一样。是人把自己放进来作为参照点，才有这样的说法。因此，这都是地球村的偏见。我们仅仅是“蝌蚪”，连“井底之蛙”都称不上。

　　那么再看，反映外界事实的通常有陈述句，而语言当中有大量的否定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表示人的需要、人的愿望、人的功能，客观外界找不到这些东西。导游的一句话“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却道出了后现代的真谛。就是靠编造啊！什么仙女峰，跑去看看，荒山秃岭。我在桂林讲学时说，伏波山、叠彩岩、象鼻山、斗鸡山……都是人编出来的，把人的美好愿望加在客观外界上。地球的赤道、经纬度、南北极，都是人在地图上画出来的。天上的仙女星座、狮子星座，也都是人为的。“惟人参之”，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就讲到了人本主义语言观的问题，荀子在《正名篇》中更是讲了语言的人本性问题。中国的这些古代语言学家的思想，恰恰就是对现代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很好阐释。

　　4、语言象似性与语言教学

　　康德（1789）有句名言：We see the thing, but the, but we are（We see things not as they are but as we are），这句话英文很好理解，译成汉语太难解释了。“我们看事情，不像事情本身那样，而是我们把它看是什么就是什么”。过去批判主观唯心主义，今天看来这是极左思潮。几十年以后，马克思仿用在《经济哲学手稿》（1844）中讲到：What is nature? Nature is humanized nature（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马克思是批康德的，没有公开承认仿用康德的观点。如果沿着康德的观点，那么就可以提出——What is language？Obviously language can be redefined humanized language（语言是什么？显而易见，语言可重新定义为人化了的语言）。人化的语言只有从人本的角度、人的角度来看，才能获得真谛。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乔姆斯基和索绪尔犯了大错误。他们关起门来打语言，想要找到语言的本质是做不到的。因此，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就是现实—认知—语言。那么语言从哪里来呢？来自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识加工。这个体验和加工可以客观一点，也可以主观一点，因此语言中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过去讲符号的任意性，那是不考虑人的因素，是把语言和现实直接挂钩了。索绪尔没有把现实说成“现实”，说成concept（概念），语言也没有说成“语言”，说成sound-image（音响形象），因为他要关门。在索绪尔框架下，符号的任意观是可以成立的。因此讲到任意性，要加上括号附注：在结构主义理论下是成立的，而在功能和认知当中是不成立的。如果功能学派的人还讲任意性，就是学派的观点没有理清。一定要在学派的观点里面讲观点，功能和认知是对索绪尔的批判，那么象似性必然是对任意性的挑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我们只讲象似性。“象”是什么？象是人脑的认知方式。譬如说，降调表示肯定，你向下蹲重心就会低了，低了就表示稳定；你向上就不稳定了，升调就表示疑问了。从身体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降调表肯定、升调表疑问，为我们的语言研究开辟了新方向。1988年4月14号《光明日报》第三版，李世中有篇文章讲到汉语四声与意义有关系。比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Metaphor We Live By）提出的象似性原理晚了几年，或许是不谋而合，或许是有谋而合。表示向上的动作应是第一声、第二声，“飞、扬、飘、翱”是上声，弄个降调fèi，就掉下来了。表示用劲的动作应是第四声，“揍”你一下，“踹”你一脚，“搧”你两巴掌，没有第四声哪里来的劲？当然汉语的声调太复杂了，但不影响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是成立的。因为语言起源于模仿，这是大家基本接受的。为什么汉语的有些字有两个声调？比如：说（shuō）—说（suì）、难（nán）—难（nàn）、好（hǎo）—好（hào），有了劲就来动作了。这些解释放在语言课堂上，我们马上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认知语言学不是纯理论演算，不像乔姆斯基理论那样，我们可以马上解决教学当中的若干问题。汉语中有那么多的象声词和语音象征，英文中大的量单词也都是这样。过去讲符号的任意性，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认知语言学恰恰就在这时应运而生，为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送来了一阵春风。

　　西方语言学主要经过了六个过程：第一个语文学，第二个历史比较，第三个结构主义，第四个功能主义，第五个TG（转换生成语法），第六个CL（认知语言学）。一个学派是对另一个学派的批判和成长。国内外若干做索绪尔研究的，并没有真正理解索绪尔“哥白尼革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很少从语言哲学之处挖出索绪尔的伟大之所在。实际上，索绪尔地地道道地是一个语言哲学家，必须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索绪尔才能看到本质。

上个月，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二届中西语言哲学高层论坛暨纪念索绪尔逝世100周年”，冯志伟老师参加了，应该是代表了国内当前的前沿。我们把很多语言哲学界的朋友请来了发言，把李葆嘉先生请来了发言，外语界也有发言的。我们达成共识，应该从语言哲学角度谈索绪尔。请看下图：

　　索绪尔对语言交际系统层层二分，一刀一刀切下去，“言语、外部、历时、实体”这四个切出去了，剩下的就是语言的形式。语言的交际功能就被排除了，语言成了凌驾在人之上的一个形式系统。这是“关起门来打语言”，索绪尔的思想就是“关门”。关起门来，语言就是一个自我成立的、自我运转的形式系统。形式就是关系，关系就是最后的两刀：能指—所指、组合—聚合。索绪尔六刀切下去，形式关系就清楚了。索绪尔的观点影响了一批人，乔姆斯基关门打句法，系统功能关门打语篇（1976年从语言内部的连结词语谈语篇连贯），德里达关门打哲学，社会学关门打社会关系，等等。因此，20世纪人文学科研究的核心思想就是“关门”。

在后现代哲学的视野下，重新审视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我们会有一个更高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