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赵彦春 语言与翻译

　　“天牛”不是牛，“田鸡”不是鸡。如此说来，“天牛”之为“天牛”并不取决于“天”和“牛”，两者不构成“天牛”这一甲壳虫的词义，与其指称自然也是毫无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对“天牛”进行语义分析，那么其义素可分析为：[+触角；+甲虫]，其中没有“天”和“牛”的信息。“天”和“牛”从结构上讲是“天牛”这个词的构成成分，从意义上讲是这个词的理据。理据在语义分析中可以完全忽略，也必须忽略。此外，“天牛”的发音和音系结构也必须忽略；“天牛”在句子中能做什么成分也必须忽略。“田鸡”也一样，就不必分析了。由此可见，人类语言是模块性的，研究一个层面可以忽略有时也必须忽略其他层面——这就是所谓的悬置法则或“奥卡姆剃刀”。

　　“天牛”既然不是牛，“田鸡”既然不是鸡，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如此称呼它们呢？这与命名的经济性有关，而归根结底与我们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有关。当我们发现或发明一个新东西而需要命名时，我们往往求诸已有的词汇通过隐喻进行扩展或者重构。如果你联想一下有关计算机的词汇——“mouse”、 “screen”、 “virus”、 “internet”、“surf”之类，就知道这种命名法的普遍了，而且是跨语言的普遍。请看汉语的对应词“鼠标”、“显屏”、“病毒”、“互联网”、“冲浪”，哪个不涉及隐喻呢？对这种命名法，我们不能有任何不满，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是符合表征性要求的。你想，世界上光可辨颜色就有750万种，如果不借助现有词汇，而给每种颜色都指定一个独立的名字，那将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这样做，因为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隐喻的弹塑性造就语言的弹塑性，它架起一座联通有限与无限的桥梁。

　　如果说语言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隐喻，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把那称作为“天牛”的东西称作“天马”，把那称作“田鸡”的东西称作“田鸭”呢？这大概是初民首先在称作“天牛”的东西与牛之间建立了联系，在称作“田鸡”的东西与鸡之间建立了联系。这可以称作先入现象（pre-empt）。不同的语言可能有不同的先入现象，同样的东西可以引发不同的联想，比如汉语以“鸡皮疙瘩”作能喻，而英语却求诸“goose skin”。我们之所以如此这般命名，还归因于我们的隐喻化机制，而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表征性使然，当然再追问下去就是决定我们只能这样思维而不能那样思维的人择原理了。就隐喻化机制而言，最初的命名者一定感觉到了牛与天牛、鸡与田鸡之间的相似性，至少是某一点上的相似性，再加上它们常出没的地方，一个是高处，一个是田间，于是就如此命名了。当然，如果初民感到那甲壳虫与马相似，叫“天马”也不是不可。不过，我们还不能如此武断，就说天牛与牛相似、田鸡与鸡相似。也许相反呢，即牛与天牛相似，鸡与田鸡相似也不是不可能。到底谁跟谁相似，恐怕是没法考证的了。不管谁跟谁相似，隐喻的根本点就在于相似性，是能喻和所喻之间的张力所引发的相似性联想。我们不知道天牛与牛，田鸡与鸡，哪一个是能喻哪一个是所喻。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我们的符号世界里，词与词是彼此相连的，你很难说哪个词与哪个词没有联系。隐喻在词汇之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它把人类的语言系统编织成一个无边的大网。

　　如果天牛不是牛，田鸡不是鸡，那么依此类推，在“母亲是条河”中，母亲一定不是河。母亲之于河，犹如天牛之于牛、田鸡之于鸡。不同之处在于“天牛”之类是词汇层面的——处于语言系统，而“母亲是条河”之类是句子层面的——处于语言应用。在句子层面，隐喻还有其他句法形式，如“你坑人”。这句话的主项和谓项不是靠“是”来联系的，但隐喻机制却是一样的，都是能喻向所喻的投射以及源域特征向靶域的迁移。说“你坑人”，你肯定不是把人坑埋了。此外，话题并不一定都是叙述对象。在“母亲是条河”中，“母亲”为话题，“河”为能喻，这是典型的隐喻表达式。在“天牛”中，与“牛”相对应的话题是那种甲壳虫，而在“你坑人”中，“坑人”的话题是“你”，所喻不是“你”而是“损坏人”这一行为。话题与能喻绝不是同一关系，可能只是一点点相似关系。而这种相似关系，究其本质还是识解的，即在某人看来是相似的，而在别人看来可能根本不相似。从隐喻机制来看，应该没有不可以充当能喻的东西。大家随便联系吧：“他是一盏灯”、“他是一台电脑”、“他是一块石头”、“他是一堆狗屎”……一旦联系起来，我们就在话题和能喻之间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相似”的联系。当然，有些隐喻不是很好理解，如“女人是船”是什么意思呢？这隐喻之所以不好理解是因为缺少必要的语境，如果以“男人是岸”与之匹配，其意义马上就清楚了。

　　如果“天牛”是词，“母亲是条河”是句，那么词与句子所涉及的隐喻还是有区别的，“天牛”之类是固着了的（entrenched）、规约了的、词汇化了的，属于下文所说的死喻（dead metaphor），而“母亲是条河”是语言应用中即时产生的，而作为能喻的“河”固着为所喻“母亲”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当然，句子并非不能固着，而一旦固着它就不再是句子了，而已经词汇化，成了一个词位了，如“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就已经词汇化了，即我们已把它转化成一个表征特定意义的符号了。

　　“母亲是条河”中的话题和能喻都是以名词为形式的。但是，并非所有隐喻陈述的能喻都是名词，如上文所说的“坑人”这类例子特别多，再如“他鬼哭狼嚎”、“他小肚鸡肠”、“She barked into the dictaphone”、“I’d sing the song, as we snailed along”之类，这些句子中的能喻并不是名词而是动词。而在“They barkingly protested this ridiculous law”中，能喻又表现为副词了。能喻有也可以是VP结构的短语，如“吃豆腐”、“拍马屁”、“和稀泥”、“miss the mark”、“put on airs”等等。有时，隐喻只有在语境中才可识别，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类诗句，孤立地说是无所谓隐喻的。只有在语境中我们才知道：前者隐喻爱情，后者隐喻悲愁。由此可见，隐喻是一种机制，是一种运思方式。至于以什么形式表现倒是次要的了。依此看来，隐喻的很多定义和论述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替代观是片面的——“天牛”不涉及词的替代，修辞观也是片面的——“天牛”无所谓修辞。当然，这是暂时的推论，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论证。问题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古人所谓的“替代”或“修辞”。

　　人们通常把隐喻看作一种语言修辞现象，而且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在古希腊隐喻倍受修辞学家，尤其是哲学家的青睐，当然也有人把隐喻看做一种不严肃的用法。不少学者觉得古希腊的学者就是这样看待隐喻的了——一个辞格而已。不，在古希腊的辩证法（dialectics）里，隐喻不仅仅是论说的技巧，而且还是深深扎根于我们思想运作（modus operandi of thought）中的系列程序之中，这一点被理查兹（2001）称为体现于修辞的认知策略。（参见Formigari 2004）此外，古希腊的隐喻研究还包括词汇化等层面，这是亚里士多德隐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的研究者也许是出于功利因素，把修辞之外的论述故意地忘却了。好在欧美学术界关于隐喻的认知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再次兴起，而且几乎成了一种显学，这显学还波及到整个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对隐喻的狂热。只是，我们想提醒相关学者，别认为车轮就是你发明的，尽管你造的车轮可能高级得多。同时我们也须警醒：隐喻在当代研究中也有被夸大的危险。如果参照一下 “天牛”的语义成分分析对隐喻层面的悬置，就不至于把隐喻吹得过热了。当然，其应有的价值是绝不应该被淹没的。

　　我们简略回顾一下这股再次酝酿起来的隐喻热。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诠释学的重要代表利科（Ricoeur 1975）通过《活的隐喻》再次凸显了隐喻的重要性，并把它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奥尔托尼（Ortony 1979）则突破“隐喻”作为辞格的局限，把所有语言都看作是隐喻性质的。莱考夫与约翰逊（Lakff & Johnson 1980）则深入到概念层面，把隐喻看作人类概念得以形成的基础，甚至把它看作人类的生存之本——这就是其书名《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真正含义。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Derrida 1982）又把隐喻拉回语言，视之为整个语言系统的象征，说它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活动和表达方式。他的结论是：哪里有文字，哪里就有隐喻。到了90年代，认知语言学家对隐喻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和纵深挖掘，系统地刷新了传统的隐喻观念，其观点是：隐喻是我们认知、理解事物的重要模式和途径。

　　不管大师们如何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身边，且内在于我们。即便是作为辞格的隐喻也十分普遍。理查兹（Richards 1936: 980）曾说过，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据波里奥等人（Pollio, Barlow, Fine and Pollio 1997）估计，人们在自由交谈中平均每分钟使用4个（隐喻）辞格。如果将一些相关的语言创新用法计算在内，一个人一生平均要用2100多万个辞格。（参见束定芳1996） 这种统计还很难说是穷尽性的，因为判断语言是否创新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如果从历时的角度看，可以看作隐喻的词或表达式就不计其数了。比如一个很普通的词如英语的“cloud”本来就是隐喻。“cloud”源自“clūde”，本是“石头”之义。自然，在先民看来，天上的片片云朵就像地上的石头。如果把转喻（metonymy）也算作广义的隐喻，例子就更多了，比如“dollar”、“money”原来都是转喻。根据罗常培（1989：6），“dollar”由德语借入，原为“Joachimstaler”的缩写，而“Joachimstaler”则由“Joachimstal”（Joachim’s Dale）演变而来。16世纪曾在Joachim’s Dale这个山谷里铸币，因此人们就拿拟音词“dollar”做银币的名称。“money”则源于“Jūnō Monēta”。当初罗马人在此庙里设有造币厂，所以后来就用“Monēta”这个词代表“造币厂”（mint）和“钱币”（money）这两个意思——自然，“mint”与“money”是“Monēta”讹脱的结果。共时还和历时这两条轴线，充分说明隐喻的无所不在。难怪有些语言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甚至认为所有的词都可能源于隐喻。这一观点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语言就是表征的，即以一个表征另一个。从心理学角度看，许多学者认为，类推和隐喻式推理是所有认知活动的基础。（Hoffman & Honeck 1980: 6） 我们之所以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是基于逻辑上的思考，因为“类推”、“隐喻”与“都”、“所有”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类推”、“隐喻”必须基于先在的语言成分或认知成分，隐喻怎么可能覆盖所有的词呢？隐喻又怎么可能是所有认知活动的基础呢？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隐喻确实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而且是其思维的要素，表现于语言则是词汇生成和意义建构不可或缺的手段。不仅如此，当人们利用隐喻不断建构事物之间的关联时，就在观念上建构了一个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体”世界。总之，隐喻本身对现实的超越性为我们的语言创造性和思维创造性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但是，基于语言本体论、认识论和目的论的思考，我们对隐喻和隐喻研究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定位——我们虽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不宜把隐喻拔得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