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整体性、根本性的观点，任何的理论家甚至是普通人都有他的世界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确且系统地阐述他的世界观。从古希腊开始，对世界观的阐述始终都是哲学的职能，当然由于科学的不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哲学在世界观之外还必须得承担起对世界的具体性质与联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在过去的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而对于一种革命性的事物的理解首先有赖于对其革命对象进行理解，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首先需要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一个概观。            

          

　　“哲学缺乏别的科学所享有的一种优越性：哲学不似别的科学可以假定表象所直接接受为其对象，或者可以假定在认识的开端和进程里有一种现成的认识方法。”[1]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讲说，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功能和任务都不是现成的，它们是哲学家或者哲学研究者对于与哲学活动有关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这也就是哲学观，它本身就构成了不同哲学的内容，只有在哲学体系中才能充分的阐述和展现。哲学观实际上都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立场之上，是哲学对自身的反思性观点，因而对哲学史的讨论同时也是对哲学观发展演变的讨论。            

          

[1] 黑格尔:《小逻辑》，转引自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73页。            

          

　　2、前柏拉图哲学                        

          

　　柏拉图之前的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开端，哲学由此开始形成。从最早的哲学家群体——爱奥尼亚学派——起，世界的本原成为了哲学的核心问题。            

         

　　“那些最早的哲学研究者们，大都把物质性的本原当作万物的本原。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们构成的，都首先从它们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因此他们认为，既然那样一种本体是常存的，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产生和消灭了；……因为一定有某种本体存在，这本体可能只有一个，也就可能不止一个，别的东西都是从本体产生出来的，本体是长存的。至于本体有多少，属于哪一种，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由此看出，本原在古希腊哲学中具有万物流变中的持恒者，纷杂繁多中的统一者、万物存在的根本根据这样的意义，而且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引文之前的论述，本原还有存在序列中的具有神圣性的最高等级的意义。           

           

　　例如，“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泰利士就把水看成本原” ，其意思也就是万物生于水，灭于水，水是万物内在的根据，也就是万物产生、变化、消亡的根据，水改变其形态，但却不使自身消灭。            

          

　　对本原的探讨标志着哲学开始从宗教和神话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新的思维方式，人类开始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世界——尽管哲学总是与神话并行或交织在一起。宗教和神话对世界的解释中，世界处处展现着人格化的神的意志，在希腊神话中，从自然的风雨雷电到社会的战争农业，一切都有神摆布，而神实际上也是具有人的形象、性格的（有些是人、兽组合而成）。而这种解释往往阻碍着对世界发展运动的规律的认识，因为既然一切都是神的意志，而人格化的神的意志又不可捉摸，那么对世界规律的认识就成了悖论。            

           

　　“自然”观念的逐渐确立是哲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换句话说，这时的哲学家开始用自然本身而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解释世界，认为世界中存在着非意志的秩序，而那时的哲学肩负起了对这种秩序的探索。他们不仅探索世界的本原，还研究世界运动的根据，探究自然现象的规律和原因，而这些对世界的解释逐渐的拜托了神的意志，而是从现实世界本身解释世界。            

           

　　人类的所有文明包括古希腊文明在内，最初的意识形式都是被宗教主导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起初，人类受着自然界的摆布，而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却十分局限，因而自然在人类面前是作为异己的力量出现的，人类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在自然界，用人格神来解释自然，宗教由此产生。            

           

　　当然从人类开始发展演变以来，人类的技术和知识就一直在积累。他们积累了改造环境的农业、建筑、捕猎、制器等种种技术，积累了对于社会和自然的种种知识，尤其是博物学方面的和气候、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他们尝试用巫术对世界进行改造，而这一切建立在宗教和神话的世界观上。例如古希腊的一切具体知识都依靠神话的世界观将其形成整体并为其赋予意义。            

          

　　古希腊由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工商业于公元前8世纪开始兴起，航海贸易使他们积累了更加丰富的自然知识，而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使他们获得了数学等种种知识，并且使他们遇到了宗教的碰撞。因此，希腊的智识阶层开始反思、批判宗教，“自然”的观念开始产生。            

           

　　同时小国寡民以及工商业奴隶主的兴起造就了以雅典为代表的一系列民主制城邦。城邦的政治生活倚重公开辩论，严格证明的思想和形式逻辑开始产生，这也是西方哲学、数学以及后来的科学独树一帜的传统。            

          

　　从爱奥尼亚学派开始，直到柏拉图，都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形成期，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开始确立，尽管是以不完善的形式出现的。“米利都学派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就，而是因为它所尝试的东西。”             

　　3、柏拉图哲学                        

          

　　柏拉图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个高峰，也是西方形而上学基者。            

           

　　“他主张定义的对象不是感性事物，而是另外一类东西，任何感官对象都不能有一个普遍的定义，因为它们都是变化无常的。他把这另外一类东西称为理念，认为感性事物都是按理念来命名的，因理念而得名的，因为众多的事物之所以存在，是靠分有与它的同名的理念。”             

           

　　对感性领域和理念领域的划分,实际上也就是对现象领域和本质领域的一种划分，这种划分开启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这种传统的实质就是追求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虽然诸多形而上学家都认为本质对现象有决定作用，但是现象与本质存在着断裂。也就是说本质与现象不是合一而连通的，本质的存在及其性质不是经由现象分析得到，而是通过思辨获得的永恒真理。因而，形而上学也追求永恒的真理，当然所谓真理不仅仅是一般的知识，而是关于实体也就是世界整体的知识。形而上学追求自己的真理的方法就其本性来说只能是思辨的，因为通过现象进行认识的方法从柏拉图起就被宣布为是不可靠因而也是不合法的。            

          

　　就柏拉图的哲学来说，柏拉图认为，“人应当通过理性，把纷然杂陈的感官知觉集纳成一个统一体，从而认识理念。这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到我们的灵魂随着神灵游历时所见到的一切；……” 也就是说作为本质和最根本实体的理念其本身就具有实在性，而不是与现象合为现实而存在，而且实际上通过现象并不能完全分析出理念的存在，而柏拉图将这种思辨理性的构建称为回忆。            

           

　　而由柏拉图开启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本质主义，“为存在者提供根据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特性乃在于，形而上学从在场者出发去表象在其在场状态中的在场者，并因此从其根据而来把它展示为有根据的在场者。” 而这个根据就是本质，从开始探讨世界的本原（αρχη）起，形而上学就“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的整体” ，并为它找到作为存在根据的本质。而且如上所述，这个本质自根本上是与现象被割裂开来的，由于现象不被信任，因而哲学家们都在纷纷努力寻找通向真正本质的坚实的思辨方法。            

           

　　形而上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基础主义，也就是要寻找认识绝对真理的出发点和方法的坚实不变的基础，由此出发进行逻辑推演，从获得绝对真理——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现代哲学的开启者笛卡尔的哲学就很好的展现了这一特征，“我在好多年以前就已经觉察到，我从早年以来，曾经把大量错误的意见当作真的加以接受，而我以后建立在一些这样不可靠的原则上的东西，也就是极其可疑、极不确实的；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断定，如果我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经久的东西，就必须在我一生中又一次严肃地把从前接受到心中的一切意见一齐去掉，重新从根本开始。”             

          

　　形而上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理性主义,也就是只利用理性去把握世界的真貌，力图排除感性对理性的影响，其前提就是认为理性可以脱离感性而发挥作用。如柏拉图认为达到真理的途径就是灵魂“……一步一步往上爬，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不用任何感性事物帮助，单凭理念就可以达到结论。” 同时，理性主义也把伦理、政治等问题都归结为理性认识问题，将感性排除到了哲学之外，因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实际上是一种排除了运动变化的世界观，真、善、美都是可以被理性认识的永恒真理，从不曾变化，而且一旦永恒真理被理性认识，人类的历史也就就此终结了。            

           

　　“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哲学开始起源直到柏拉图，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形成，此后的西方的哲学就始终沿着柏拉图开启的哲学观进行发展，其作为形而上学的本质却从未失去，一直绵延两千多年。            

           

　　形而上学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源于对世界的现实的认识也就是科学还太过年幼，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太过弱小，理论认识与实践领域还处在严重脱节的阶段，因而需要“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 当对现实的认识还不足以联系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只能追求用纯粹理性构建一个作为世界整体的根据的本质。            

　　4、中世纪哲学及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                        

          

　　到了中世纪，哲学成为了神学的“奴仆”，“除了哲学理论以外，为了拯救人类，必须有一种上帝启示的学问。……因为人都应该皈依上帝，皈依一个理智所不能理解的目的” 而这个不同于哲学的学问就是神学，而且“神学高于其他学科”，并“把它们看作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 。            

          

　　也就是说在思辨之外，启示也成为了认识永恒真理的方法，而且成为了高于理性思辨的方法。然而这除了暴露了通过理性思辨认识永恒真理这样的企图本身的无力外，并没有更加接近现实一步，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形而上学，只是作为形而上学主要该方法的臆想被更加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在这种哲学中，形而上学为存在寻找的根据无疑成了上帝,“上帝就是最初的动力因” 。这时的哲学被称为经院哲学，也就在于这时的哲学只是为了解经而存在，而其方法则是纯粹思辨和对圣经进行解释。            

           

　　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航海运动、商业革命、科学革命，直至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这些大变革的影响下，哲学也随之而发展。首先上帝的地位不再崇高而不可触及。首先文艺复兴中自然神学出现，自然和圣经成为了同等的通向上帝的阶梯；然后是科学革命后自然神论的出现，上帝成为了一经创造世界并赋予其规律便不再干预自然真正的第一推动力；最后是泛神论、理神论、唯物论等一系列重创宗教的哲学理论出现，使得宗教最终不再是至高而不可批判的对象。                       

　　“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着哲学的最高问题，像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的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刺激了手工业领域的发展，对技术革新的要求开始要求智识阶层开始转向技术领域及经验科学的研究，科学开始指向实用。这有力地推动了科学革命的爆发，而科学革命中新的科学体系对自然界的运动发展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解释和预测，这些伟大的成就使得哲学家们不得不在理性思辨的同时关注经验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哲学逐渐的转向了为自然科学需找坚实基础，也就是确定牛顿体系是否是自然的永恒真理，哪些真理随时可以确信的，哪些是要怀疑的。            

          

　　这样，哲学家们就分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派。由笛卡尔开启的欧陆唯理论认为人类具有一些来自上帝的天赋观念，这些观念是绝对真理的基础，凭借此可以对世界的根据和现象进行完整、正确的认识：            

           

　　“感觉对于我们的一切现实认识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足以向我们提供全部认识，因为感觉永远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例子，亦即特殊的或个别的真理。然而印证一个一般真理的全部例子，尽管数目很多，也不足以建立这个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因为因此便说，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将来也会发生。”             

           

　　正是因为形而上学的本质要求为真理奠定坚实的基础，要求为存在寻找一成不变的根据，而经验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因而唯理论者提出了天赋观念的理论，而这与从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的古代唯心论者是一致的。                       

　　而由培根开启的英国经验论强调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这与英国工场手工业发达以至于率先发生了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并成为了17世纪中期以后的科学中心有着直接的关系。现代科学是建立在对经验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的，而这种由伽利略奠定基础的科学思维方式与古代理性思辨的思维方式是直接对立的，走在时代前沿的英国成为了经验论的中心也是理所应当。            

          

　　然而经验论并没有超越形而上学，就像柏拉图对现象和本质进行了划分，经验论者对观念和事物进行了划分，他们认为，“我们的知识只限于我们的观念，而且不论在范围方面或完善程度方面都不能超出我们的观念。” 因而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下，既然我们的知识只能来自现象领域，而现象领域与本质领域又是断裂的，那么认识世界的本质就成了不可能，因而最终只能走向怀疑论，而休谟进一步将洛克的温和怀疑论发展成熟了。            

          

　　尽管经历了现代科学革命，然而直到十八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索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 ，对于自然的整体图景和历史发展还没有科学的描述，而十八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在这个时候也还没有显现出成效，因而形而上学还不可能根本完结。因而经验论实际上是作为形而上学在科学时代的变种出现的。                     

　　5、法国机械唯物论与德国古典唯心论                        

          

　　法国的机械唯物论是在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当时的百科全书派学者是主要的机械唯物论代表。他们的唯物论是与教会进行战斗的唯物论，他们“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1]            

          

　　由于18世纪的自然科学领域依然是力学一枝独秀，因而这时的唯物主义也只能是机械唯物主义。他们对物质的观念还只能是通过哲学思辨进行构建，他们甚至不能抽象出物质这个概念的定义，认为“应该把物质看成一大批东西，其中的一切不同的个体虽说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如广延、可分性、形状等，却不应该笼统地把它们列于一类，名之为一物。”[2]            

           

　　这时的科学知识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而形而上学的思辨还是伴随着这些唯物主义者们，而且与他们的世界观也是机械的，比如他们将一切物质的性质都归结于物质的机械性质，将一切发展变化都归结于机械运动，人也被看作一台“复杂的机器”[3]。总之，这时对现实的科学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展开，没有遍及整个自然和人类历史领域，因而哲学的思辨还不可能根本完结。            

         

　　18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古典中的学是形而上学最后也是最耀眼的闪光，它仿佛在垂死挣扎之时展现出了自己的全部光亮。康德是启蒙思想在德国哲学界的开启者，是英国经验论与欧陆唯理论的这种产物。他认为，“我们的先天理性知识只涉及现象，至于自在的事物本身，虽然就其自身来说是实在的，却是不能为我们所认识的。”[4]这个自在之物不过是把形而上学中的与现象割裂的根据宣布为不可认识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而他将现象描述成先天能力与实在经验的结合，也就是先验唯心论与经验实在论的结合，实质上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折中。                       

　　而在康德基础上，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过渡，形成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是形而上学历史上的最高峰，他不仅将以往的形而上学问题，还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纳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历史上最为恢弘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一体系是科学发展即将进入综合时代、世界的科学图景即将展现出来的预兆和表现，也是历经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的棺椁，只待它们的掘墓人出现，将它们全部埋葬。            

           

　　黑格尔将整个自然和人类社会全部纳入了绝对精神的发展之下，一切都是以那个形而上学本质——绝对精神——为根据的，而通向这绝对精神的道路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5]，也就是哲学思辨。            

        

　　然而这个时候“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发展”[6]的自然科学已经开始逐渐走向综合，社会科学也开始沿着自然科学的道路迎头赶上，哲学思辨即将从最后的苟延残喘的领域中退出，而这时马克思诞生了。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引自《马恩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2]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转引自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6页。            

[3]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转引自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4页。            

[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转引自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4页。            

[5] 黑格尔：《哲学全书》导言，转引自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74页。            

[6]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文载《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0页。            

 

　　6、马克思的变革与哲学的终结                        

           

　　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能量守恒定律、进化论、细胞学说、孟德尔遗传学说、经典电磁学理论、经典热力学理论、经典光学理论等一系列理论，将自然界的不同领域的学科打通，自然界的科学图景第一次被整体的描绘出来，自然界的历史被科学展现出来。            

          

　　“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            

           

　　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的头脑违背而上学训练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1]            

           

　　同时社会科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进展，以往人类社会中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诸如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形式的社会意识之间的联系，及它们与自然界的联系无法被人们认识，因而哲学家通过思辨臆造这种联系，意识仿佛成为了独立于社会并驱动整个社会的神秘的力量，马克思确立了历史领域的科学，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画卷可以被科学的描绘了，一切联系都成了现实的联系，而不在是臆造的联系，哲学也就从这个领域被驱除了。            

           

　　当整个世界的各方面及其整体联系都已经被科学的描述解释之后，那么去运用思辨的方法为它寻找形而上学的根据也就成了无意义之举。马克思对哲学进行的变革，就是不去寻找隐藏在现象背后并与之隔绝的本质，而是把与人类在实践中联结起来的现实的世界作为真正的世界，通过对现象的研究，探索其本质，并寻求本质与现象的联通的环节，而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科学，因而科学成为了反映整个世界的意识的形式。而这里探索的本质与现象是合一的，它们结合起来形成现实的世界。对本质的探索过程不再是理性思辨，而是对现实的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由现象到本质，再上升到对整个现实的认识。            

          

　　而世界作为为他的存在只是因为它与人类通过实践联结，它不再具有外于人类实践的超现实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2]                       

　　这样，我们要探究的不是那个可能的与人类相隔绝的物自体，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而是人类生活其中，与之相互作用的自然界。自然界是如此，人类社会也是这样。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3]                     

　　对社会的研究，对社会发展原因的追溯、对一个时代法的合理性的论证、对一个时代艺术价值的探讨等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象绝对精神这样的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出发，而是应该从社会实践的经验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在现实社会中寻找解答。 

                      

　　“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 ”[4]因而，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就是用关于与人类在实践中连结起来的现实的世界的世界观以及对世界的科学研究来取代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式被扬弃了。“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5]      

      

　　实际上，所谓哲学被扬弃了，就是说哲学所研究的内容，作为整体的世界，成为了世界观与科学的研究内容，而哲学这种意识形式被科学和科学世界观取代了，对现实的科学研究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思辨。这一变革并不是突发的，而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是科学逐步发展成熟的结果。 

                     

　　“早在希腊哲学时代，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这就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 

           

　　“哲学之发展为独立的诸科学——而诸科学之间却又愈来愈显著的沟通起来——乃是哲学的合法的完成。哲学在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它已经在社会地行动着的人类的科学方式中找到了他的位置。而这种科学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控制论的亦即技术的特性。追问现代技术的需要大概正在渐渐的熄灭，与之同步的是，技术更加明确地铸造和操纵着世界整体的现象和人在其中的地位。”[6]   

                 

　　而所谓科学的技术特性，也就是科学的实践特性，实践是科学的核心和基础。所谓实践，就是主体通过与客体的沟通认识、改造客体从而也展现并塑造主体本身的过程。而且人类的实践不是一个个人的实践，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包括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生活与斗争。因而科学的认识过程不是以往哲学家们所热衷的静观，而是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对现实的认识过程。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7]               

　　现实的世界正是在人的实践中与人类相连结的，它不是外于人类的、与人类无关的，人类即使认识论上的和实践中的主体，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类不再需要一个超历史、超现实的真理的判断依据，不需要奠定一个保证真理正确的基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8]                     

　　因而感性和理性都是认识的合法手段，人类通过感性的方式与世界相联系，而通过理性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单纯的理性思辨并不能人是现实的世界，所能得到的只是臆想。                     

　　这样，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理性主义都不再存在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终结了，新的世界观——关于通过实践的与人类相连结的现实世界的世界观——形成了。哲学被扬弃了，剩下的是世界观和科学。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引自《马恩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253页。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自《马恩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页。

[3]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费尔巴哈》，引自《马恩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页。 

[4] 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自《马恩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页。            

[5] 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自《马恩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6] 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自《马恩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7]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引自《马恩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页。          

[8]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引自《马恩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