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丽君 , 王祖嫘  世图语言学

 

 

　　作为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外学者在话语标记研究领域远远地处于领先位置。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句法/语义，语义/语用，认知/语用几个角度进行的（冉永平，2000）。另一方面从研究视角来看，余利青（2008）认为话语标记研究可分为三大类别，即句法结构类，语用连贯类和认知语用类，思路大体一致，时间互有交叉，为了理清发展脉络，我们将主要按照时间脉络，同时以考察角度的不同为线索加以整理和分析。

　　1953年Randolph Quirk在一次讲座中首次提到口语中的一些修饰语，”you know”,”well”等，这些讨论被看做最早有关话语标记的论述，但是作者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探讨。七十年代话语标记研究开始在各个领域逐渐兴起，Labov等人根据Rhoda提出的问题对英文中极为常见的话语标记词”well”的句法功能进行了简短的阐释（Labov&Fanshel,1977）,这被认为是关于英语话语标记较早的论述(Fraser,1999).此后Levinson注意到了这个重要的语用现象的语用功能，认为它“指示了言语和前面话语之间的关系……并对之前话语的某个部分作出回应或延续”（Fraser,1999），但是亦没有作出进一步的阐述。

　　进入八十年代，话语标记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被称为“黄金发展阶段”（黄大网，2001）。这一时期从句法/语用角度进行的话语标记研究，主要面向其语法分布、句法功能等独立的性质而进行的。其中，Zwicky(1985)较早从句法/语用角度对话语标记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一类“独立的语法类”的句法特征和语用功能，并将他们称为话语标记。

　　同一时期，Östman(1981)和Schourup(1983)等人率先从语义-语用功能的角度对话语标记进行了阐述。Östman将”you know”一类的话语标记语称为“语用小品词”，指出它们具有三方面的作用：话语标记和组织、相互应对性标记和态度标记。而Schourup则指出，“普通话语小品词”( common discourse particles)可以向听话人表示说话人在话语生成前和话语生成时思维过程的某种联系，并通过话语小品词将这种思维关系在话语中表现出来。这已经与现今我们对话语标记作为一种语用机制的认识十分相近。

　　1987年，随着Schiffrin的《话语标记》一书问世，西方话语标记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的研究对于语义/语用角度的研究也作出了重大推进。在此书中，Schiffrin着重围绕这一概念探讨了一系列核心问题：话语标记对话语连贯起什么作用？它的意义和功能何在等等。Schiffrin探讨的是广义的话语标记，她认为一些超语言特征(paralinguistic features),手势语等都属于话语标记的范畴。她针对oh,well,and,but等十一个英语中最常见的话语标记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着重关注它们是如何增进语篇连贯的。书中提出，话语标记中有一些能够连接语义事实，而其他的一些则能在逻辑层面和/或语用层面上连接语句，很明显这一研究已经超出句法和语义分析，导向了语用层面。语义/语用角度的分析研究，始终是建立在连贯理论基础上的，因而Schiffrin研究的重要特点就是她针对话语标记对话语连贯所起的作用的研究。

　　进入九十年代，Fraser从句法-语用角度提出了新的研究路子。他不同意Schiffrin对话语标记的界定，也不认为话语标记只指明语句关系，而是认为它的核心意义是程序性意义，能够引导听话者对前后关系进行识别和理解，而不是为了表达话语标记本身的语义内容或命题意义。

　　此后，Blakemore（1987，,1992）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即认知/语用视角。她将话语标记称为“话语联系语”(discourse connectives)，并从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框架出发，试图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解释话语标记的认知心理依据，这无疑是对话语标记作为一种语言机制的认识的深化。事实上，认知/语用角度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关联理论基础上的（刘丽艳2011），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有一个总的目标，即在认知过程中总是力图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为此，说话人会利用各种语言机制来制约听话人对话语关联性的寻找，而话语标记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语言机制。

　　此外还有一条研究路子是建立在语篇连贯研究的基础上的，以Hobbs(1985),Sanders et al(1992)等人为代表，它与其他研究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认为话语标记作为一个语言实体（linguistic entity），应当作为研究的第一要素，而它们对于语篇解读的影响则是第二位的。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影响话语标记研究的重要学者及其思想和著作。总体上来看，国外话语标记研究趋向于更加全面和深入，近二十年来集中涌现出的一系列相关作品，说明了话语标记已经成为了许多语用学和话语分析学者关注的焦点。近些年来，人们从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角度对话语标记进行跨面研究，也将话语标记研究带入了教学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可以看到的是，话语标记研究仍缺乏统一的系统理论，不仅对话语标记的界定、功能和理据等基本问题尚无定论，连命名都是一团糟（Fraser,2004），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中，以Schiffrin为代表的“连贯派”和Blakemore为代表的“关联派”基本上成为了话语标记研究所采用的主要理论框架（许家金，2009）。连贯理论和关联理论都认为话语标记具有制约作用和对话语理解的促进作用，但是连贯理论认为它们制约的是听话者理解话语时需要识别的、表达连贯关系的关系命题；而关联理论则是从更大范围的语篇和话语环境来考察话语标记的作用，它认为话语标记是说话人为了保证听话人能正确地理解话语信息和付出较少的努力，把听话人引向说话人所期待的语境和语境效果。本章主要以这两派的观点为基础，把话语标记看做外语课堂教学的策略体现，着重观察教师话语标记在课堂教学语境中的功能和使用规律。

 

 

　　相比于国外，国内对话语标记的研究还相当滞后。然而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并不比西方晚，实际上，早在《马氏文通》一书当中，马建忠先生就已经注意到了类似于话语标记的一些“虚字”，此后吕叔湘、朱德熙（1952），刘世儒(1956)，黄伯荣、廖序东（1981）等人都从句法、语义的角度对“独立成分”或“插入语”这一非常近似于话语标记的概念进行了共时的静态描写。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外话语标记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和国内研究的逐渐深入，许多国内学者也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对话语标记进行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可分为以下这些方面。

　　1、对国外理论的引进和述评

　　作为国内研究话语标记的先驱，冉永平先生2000年的《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一文对三十年来国外话语标记研究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总结出了其发展的三阶段，他认为话语标记研究已经从“句法/语义-语用”为核心的分析逐步转向了“语用-认知”研究，这一观点此后被国内多数话语标记研究者接受。此外黄大网（2001）的《话语标记研究综述》、谢世坚（2009）的《话语标记语研究综述》等也有较大影响。

　　许多学者以英语作为研究语言，探讨了话语标记与语用制约（何自然、冉永平1999），话语标记与语用照应（何自然、莫爱屏2002），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分析（于国栋、吴亚欣，2003），话语标记与语用推理（李勇忠，李春华，2004），话语标记的关联认知问题（莫爱屏，2004），从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文本来探讨话语标记与元语用策略关系（李健雪，2004），从认知语用的角度诠释话语标记（王扬，2005），话语标记和语义/语用层面（冯光武，2005），话语标记及其语篇联结功能（梁惠梅，2007）等问题。王淑莉（2008）的优秀硕士论文从语言修辞的角度对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进行了研究，这也是目前仅有的从修辞学角度进行话语标记研究的文章。以上这些论著很大意义上丰富了我国话语标记研究的理论体系，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理论研究也是基于英语语言的。

　　2、对话语标记的综合性、实证性研究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大量涌现对话语标记的综合性、实证性研究，这些研究不再拘泥于理论本身，而是着重分析话语标记，特别是汉语话语标记的一些质性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年的硕博士毕业论文中，比如刘丽艳（2005）《口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胡亚南（2005）《汉语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意识分析》，李秀明（2006）《汉语元话语标记研究》，于海飞（2006）《话轮转换中的话语标记研究》等。这一批文章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对于话语标记研究的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从各个角度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值得高兴的是，在汉语话语标记尚未建立系统理论框架的情况下，刘丽艳对于汉语话语标记的一系列较为全面的研究已经集结成《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一书并于2011年出版，这对于推动汉语话语标记理论建设和实践都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尝试。

　　3、对具体话语标记的分析和描写

　　对具体话语标记的个案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英语中，如y’know,Imean,and等，此外也有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等的一些研究。近些年在国际语用学核心期刊上也有一些台湾和海外华裔学者对汉语的话语标记进行的研究，一般以英文发表。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汉语及汉语方言中常用话语标记的文章，如方梅对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研究（2000），北京话中的指示词“这”，“那”的语法化问题研究（2002），李咸菊（2008）的博士论文对于北京口语常用话语标记的研究，张旺熹对人称代词类话语标记的研究（2009），吴丽君等对汉语常用插入语句式的研究（2010），许家金对青少年口语话语标记的研究（2010），以及个别常用话语标记“就是”（张谊生2002），“完了”（高增霞，2004）“回头”（高增霞，2004），“是不是”、“是吧”（李咸菊2009）的研究，“我说”类话语标记的来源（李宗江，2010）等等，不仅引入了国外的先进理论，更考虑到了汉语语言使用的习惯和特点。值得一提的是，熊子瑜、林茂灿（2004）还对汉语话语标记词“啊”的韵律特征进行分析以辅助话语功能研究，体现了我国学者将话语标记分析和语言信息处理相结合的理念。

　　4、话语标记在语言教学领域的研究

　　（1）英语教学界的研究

　　作为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我国学者始终在努力将语用学理论应用到二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的实践。随着话语标记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也开始从外语教学的领域来关注话语标记。如李巧兰《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语语用石化现象初探》（2004），王立非、祝卫华《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研究》（2005），黄倩、文晓华《语言教学环境中的话语标记语研究》（2006），王雪玉《中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中对比性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调查》（2007）等等。其中王、祝二人基于中国学生的英语口语语料和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中的口语子库对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的话语标记进行定量研究，对英语口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以上这些研究选取话语标记在英语教学中的某一问题或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具有一定针对性的结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调查规模较小，讨论的问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

　　（2）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期刊网CNKI中输入“对外汉语”和“话语标记”的关键词，得到的结果不足十篇，且主要集中于外国留学生话语标记习得方面，如白娟、贾放《汉语元语用标记语功能分析与留学生口头交际训练》（2006），姜丹丹《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插入语研究》（2010）等。马宁（2010）的硕士论文《对外汉语课堂话轮转换中的语用标记研究》从话轮转换的角度，对对外汉语课堂师生会话互动中的话语标记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是目前国内对外汉语课堂话语标记研究领域能够找到的唯一一篇论文，具有开创价值。但是这篇论文样本较小，讨论集中于师生之间话轮转换的领域内，没有具体关注到教师的课堂语言，在结论部分也缺乏对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话语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3）国内话语标记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纵观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1）在理论体系上，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理论并与汉语相结合为主，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系统；（2）在研究对象上，对英语和汉语话语标记本体研究较多，对语言教学中的话语标记研究较少；在语言教学领域中，对中国学生的外语话语标记习得研究较多，对外国学生汉语话语标记的研究较少；对口语习得的特征研究较多，对教师话语标记输入的研究较少；对话语标记习得偏误研究较多，对习得机制及其内在心理依据研究较少。（3）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话语标记相关研究多出自近年来的一批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研究人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系统和专门的研究领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话语标记已经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还存在许多不足，如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不够系统全面，在我们关注的语言教学领域内研究成果寥寥等等，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选自《对外汉语教师课堂话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