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范武邱 信萧萧 当代外语研究
摘要:本文将国内(1990~2016年)研究外交语言的390篇论文分成八类进行考察，对我国外交语言研究的概况作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表明，发文占比前三的类别为外交语言的“语用现象研究”、“翻译策略研究”、“口译研究”；研究主题呈多元化趋势，如“非典型”外交语言的研究业已起步。此外，文章总结了外交语言研究八个子类别各自的特点，并扼要综述了各子类的研究成果。最后，对我国外交语言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对我国外交语言的研究及外交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1.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世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载体，外交语言，正如Nicholson（1950）所言，是能够使外交官措辞犀利而又不失谨慎和文雅的“外交辞令”，是体现一国对外政策和捍卫一国利益的语言工具，对于外交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外交研究者已经公认外交学作为交叉学科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以及国际法等学科密不可分（金正昆 2004），但是对外交语言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语言在外交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外交语言的研究是外交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郭鸿、彭晓东 1999）。鉴于此，本文对国内(1990~2016年)外交语言研究的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旨在勾勒中国外交语言研究概貌，指出其未来趋势，并提出发展建议。
2. 数据特征
截至2016年12月31日，笔者共收集到国内外交语言研究的文章390篇，其中期刊论文217篇、博士论文两篇、硕士论文170篇、会议论文一篇。现对其进行了分主题的整理调查，各类数字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近30年来，外交语言研究的论文数量呈递增趋势。然而，从其分布的时段来看，21世纪以前，国内对外交语言的研究甚少，1999年前的十年间发表的论文只有五篇，且多数（四篇）都集中于对外交语言的概念界定、特点概括等。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外交活动频繁，外交语言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前一个十年相比，新世纪头五年的外交语言研究论文数量增长近2.6倍；2005年后外交语言研究进入了较为繁盛的时期，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看，2005年后的十几年间发表的数量达到了367篇，占总数的94.10%。可见，国内学界对外交语言进行研究主要是近十年的事，取得了较大成绩，且有渐强之势，值得认可。
此外，从外交语言研究的主题分布来看（见图2），主要集中在“语用现象研究”、“外交翻译策略研究”和“外交口译研究”，这三类主题的论文数量总计占全部论文的84.11%。除以上三类主题以外，其次关注的是“总括性研究(外交语言的概念、特点、综述等)”和“比较研究”。发文量后三位的主题是“外交翻译教学”、“外交翻译管理”与“外交翻译技术”。从近30年的历时数据来看，近年来外交语言研究呈现以下三大数据特征：
（1） 外交语言的翻译策略研究与口译研究论文分别占总数的21.03%和19.49%，且总体均处于上升趋势（见图1），反映出翻译学界对促进外交事业发展和中国特色文化“走出去”的关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自从2008年起，“外交翻译策略研究”中涌现了一批“非典型”外交语言的研究，这与2008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不折腾”一词不无关系，也从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外交语言一改以往的“一成不变”的形象，“千变万化”地活跃在外交活动中，展现我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日益剧增的国力。
1990~2016年论文研究主题论文按研究主题总量各主题所占比例1990~2016年外交语言研究论文按主题各阶段数量（为便于显示，将每五年作为一个时间段，因2017年尚未结束，故暂未列入）
（2） 外交语言的其他研究主题的论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见图1）：外交语言的“总括性研究”和“比较研究”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且近五年的占比与前五年相比增幅较大，说明研究者们开始注重基于外交语言特点的多语料对比研究；外交语言的“翻译管理”与“翻译教学”研究论文，21世纪初取得了零的突破，然而其研究数量和深度还远远不足，相关论文分别仅有两篇和六篇，这说明其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外交语言的“翻译技术”研究起步晚，且严重缺失，有待全面展开。
（3） 外交语言的语用现象研究近十年发展迅速，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显著。2005后的论文数（162篇）是前十年的近23倍。这说明研究者对外交语言的语用分析越来越多，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大，不再局限于外交模糊语、委婉语的研究，还涉及外交语言的冗余信息、介入资源、概念隐喻、虚拟现象等语用策略的探讨。这可能与外交语言的政治性和实用性密切相关。
3. 成果撮要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对这些论文的阅读，笔者将这390篇论文分为八类：总括性研究、外交翻译策略研究、外交翻译教学研究、外交翻译管理研究、外交翻译技术研究、外交口译研究、比较研究和语用现象研究（各类论文数量占比等见图2），并对重点论文进行定性评述，旨在了解外交语言研究的现状以及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以期对外交语言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3.1总括性研究
本文将对外交语言的概念界定、特点分析、杂谈及综述等归入此类。这些论文中既有对外交语言的特点和功能的总体论述，也有涉及具体的理论视角的探讨。
郭鸿（1990,1992,1993）率先对外交语言进行了界定，并根据雅各布森的理论将外交语言分成了具有不同语言功能的八个类别，此外，他还总结出外交语言的基本特征，如审慎、准确、正式、保守、形式化、客气、礼貌、较多使用非人称并且较为易懂。
郭立秋和王红利（2002)探讨了外交语言的概念、含义及特征，在深入分析讨论若干实例的基础上，总结出外交语言的精确性与模糊性辩证统一的语言特征。
李战子和胡圣炜（2009）从功能语言学视角对汉英外交文献中名词化、特定的评价范畴、否定的使用、特定动词的使用等语言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外交语言的形态与它所要实现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
3.2外交翻译策略研究
在此，笔者仅将重心为探讨翻译策略或技巧的论文归结到“翻译策略研究”这一类。该类论文包括82篇之多，其中，研究者们既从总体上探讨了外交语言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归化和异化），也从微观上探讨了外交语言中一些细节的翻译策略，比如“非典型”外交新词、外交模糊语、委婉语、军事外交英语、外交歧义等。所用理论涉及新修辞学受众理论、语域理论、目的论、批评话语理论、语用学的关联论及言语行为理论等。
杨明星（2012）以“不折腾”的译法为例，探讨了“政治等效”理论框架下外交语言的翻译策略。文章对“非典型”的外交新词，即“不折腾”的现有译法进行了全面评估和解读，并与香港城市大学朱纯深和张峻峰（2011）的“零翻译”的概念进行商榷，提出了“不折腾”的翻译方法，总结出了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的翻译策略。文章最后指出，“‘政治等效’翻译观的三大特点，即政治性、动态性和平衡性，是研判和解读政治术语翻译质量和效果的重要标准。”
由此，杨明星（2014）在探讨外交新词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时，仍提出了政治等效的原则。此外，鉴于中国外交新词的民族性和翻译现状，在翻译外交新词时还应遵循译名统一、专业表达和约定俗成的原则。然而，要想翻译好中国外交新词，还必须处理好上述四大原则的关系，即“一般来说，这些原则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最理想的译文是符合以上所有原则；但当翻译原则之间出现冲突、一个新词翻译无法满足以上所有原则时，政治等效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其他原则必须做出让步和牺牲。”
张霞（2006）从外交模糊语的概念界定和语用功能分析出发，即加强语言的灵活性、提高表达的有效性以及实现特殊的交际目的，探讨了外交辞令中模糊的生成机制和相应的翻译策略。文章归纳出：“外交辞令中模糊的生成机制分为修辞性模糊和非修辞性模糊；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策略也大体适用于外交辞令模糊性的翻译，即精确译模糊、模糊译模糊、模糊译精确，不过，在‘模糊度’的合理把握上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有时候需译者对‘模糊性’灵活进行‘量’的增减。”王璞（2015）则从外交官和口译员两个主体出发，以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以及面子理论为理论框架，结合具体实例探讨了外交模糊语言的汉-法翻译策略。
3.3外交翻译教学研究
该类论文涉及外交语言的翻译教材、师资培训和翻译培训等方面的研究，然而，笔者目前搜索到此类研究文章只有六篇，这难免令人担忧，因为外交语言的翻译教学是外交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何群（2001）从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方式诸方面讨论外交学院高级英语外交外事翻译的培养,并就如何促进外交外事翻译教学的改革提出了新思路，即在高级外交外事翻译培养模式的基础上，与外交部翻译室合作,进行教学单位与一线单位“强强联合”培养高级外交外事翻译的新探索。
范守义（2004）就高级翻译培训分享了一些经验：以翻译技能训练为核心、以知识课程为辅助、以多种形式活动为实践的高翻培训项目体系；建立综合性翻译技能教程体系；形成翻译笔译和口译教师队伍；与外交部翻译室和新闻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与社会教学力量联系,邀请专家为学生开办各类讲座；加强高级口译课和笔译课的训练；开展合作翻译以及合作高级翻译培训。
3.4外交翻译管理与翻译技术研究
外交语言的翻译管理和翻译技术研究总体而言尚处于摸索阶段，其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这将阻碍外交翻译事业的自动化和规模化发展，进而影响外交活动。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仍有学者做了大胆尝试，为外交翻译事业献力。
徐亚男（2000）基于对外交翻译的两个特点的分析，即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和用词分寸的把握，对外交译员的政治素质提出了要求：“站稳立场、理解政策、提高政策水平、埋头苦干、认真严谨、严守国家机密、严守外事纪律、具有良好的翻译道德。”
杨明星和闫达（2013)以跨学科的视野，借助“统计机器翻译模型”理论及其原型（Koehn 2010），结合外交翻译的特点和外交翻译的“政治等效”原理，建立了外交机辅翻译模型，并介绍了模型运行流程和特点。此外，文章指出，为了实现外交机辅翻译的“政治等效”，必须完善外交翻译语料库的建设以及嵌入人工参与，在全球化背景下和网络时代下，外交翻译实践的信息化建设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孙毅等（2016）从项目管理理论的角度出发，悉数了外交新闻翻译项目的运作流程,指出了翻译项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意见。
3.5外交口译研究
该类研究共76篇（占19.49%)，主要涉及外交语言的口译理论、口译策略、译员角色、口译教学等研究主题。学者们既从宏观上对外交语言的历史、特征、译员角色、口译策略以及译员培训进行了综述，也从微观上对外交语言中的模糊语、委婉语、中式英语、汉语文化专有项等进行了探讨。口译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有所增强，涉及的理论视角有目的论、生态翻译学、翻译适应选择论、功能翻译理轮、概念合成理论、释意理论、语用学中的关联顺应理论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还对实证研究日益重视，论文采用语料库方法、文献研究法及多维度语体分析模式等研究方法。
任小萍（2000）对影响外交口译灵活度的因素以及外交口译的翻译单位进行了着重阐释。文章指出，影响外交口译灵活度的因素有主题的严肃性、内容的政策性、语言的敏感性、主题的互通性以及受众的知识水平等，从而决定了外交口译属于低度灵活，其主要体现在翻译单位的确定上，即分别以词、词组和句子为核心的翻译单位。
邱枫（2012）借助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以外交口译中模糊信息的处理问题进行实例研究，提出了“关联-顺应口译模型”以及五种解决对策，即对应法、阐明法、增译法、泛化法及减译法。
卢圣红（2016）则从语用学切入，对外交口译中模糊语言的主要语用功能及其口译技巧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了强调是外交模糊语最常见的语用功能，而直译是最常用的口译技巧。
3.6比较研究
凡是重心在比较分析外交语言异同的文章皆归于此类（共16篇，占4.10%），是外交语言研究中占比相对较少的领域。其中只有英汉语对的比较研究，这表明研究者尚未开始关注英汉外交语言比较以外的比较研究。论文比较的视角包括不同时期的外交语言特点、不同国家的外交模糊语、警告语、概念隐喻、闪避回答等因素。所用理论涉及顺应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面子理论等语用理论、评价理论、概念隐喻理论等。
董蕙（2013）以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为理论框架，通过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对模糊语在中英两种语言的外交环境中使用的异同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模糊语在中英外交语言中都大量存在，但在合作原则的违反、礼貌原则的遵守以及功能的实现方面存在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文化差异、语言特色、两国不同的国际影响力及外交目的和国际环境的差异。
郭静（2011）从维索尔伦的顺应论视角对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中闪避回答的异同进行了尝试性研究，文章指出“中美发言人使用不同的闪避策略，即中国发言人倾向于使用暗示闪避策略，美国发言人更倾向于使用明示闪避策略，尤其是‘直接拒绝回答’的策略”。此外，还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索，发现高低语境文化、传统的修辞哲学思想、宗教起源、面子理论和思维方式等这些因素都可以解释其不同。
3.7语用现象研究
该类论文共170篇（侧重语用现象的翻译策略以及口译研究的论文，分别归到了“翻译策略研究”和“口译研究”)，占外交语言研究总数的43.59%。由图3可知，其中，模糊语研究共107篇，占语用现象研究的62.95%，占论文总数的27.44%，此数据显示从语用学角度展开的外交模糊语的研究依然是研究的热点。论文涉及的语用学现象有外交模糊语、外交委婉语、外交恭维语、其他(包括概念隐喻、冗余信息、谨慎性保留陈述、外交评论话语、虚拟现象、言语警告、互文现象等)。所用理论视角包括语用学中的顺应论、关联论、合作礼貌原则以及面子理论、目的论、认知语言学中的合成空间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释意理论、批评性话语等，体现了一定的跨学科视野。
吴勇（2003）探讨了外交辞令中的模糊策略及其功能，指出在外交领域要用好模糊策略，关键是要准确掌握模糊度，并在具体运用中统筹考虑，灵活运用，注重综合效果。张霞（2008）通过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提出模糊语言在外交辞令中，实现礼貌待人、创造和谐气氛以及达到某种交际目标的两种生成机制，即修辞性模糊和非修辞性模糊。李月英（2009）在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指导下，对外交辞令中模糊语言及其功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定性分析。李瑞（2012）尝试在合成空间理论的框架下对外交模糊语的特征及意义进行认知解析，发现合成空间理论为正确理解外交模糊语的意义建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从而更好地领会其真正内涵。
吴长旗（2004）运用五篇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通过整理和分析，得出有时一个委婉语可以同时违反合作原则的两个次则。余同芳（2010）在面子理论指导下，通过对外交话语中的恭维语现象及其在外交活动中的语用功能进行分析，指出“外交话语中的恭维语是为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和适应不断变化的交际环境而进行言语选择的过程。”
李战子和庞超伟（2011）基于中外媒体对奥巴马访华的六篇述评，揭示外交评论话语使用元语言和话语分析元素，探讨话语分析的元理论角色对话语意义建构所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外交话语分析模式。曾辰（2013）在语料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言语交际学对外交语言中的冗余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发现冗余信息在外交语言中的使用动机，即国家利益原则、凸显原则、保密原则和幽默原则。
4. 问题与反思
总而言之，外交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研究数量持续增长，研究主题逐渐多元化，研究深度有所拓展，但仍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对此，笔者提出了如下建议。
（1） 加强对“非典型”外交语言的规范化研究。我国外交语言，囿于其政治敏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形式上往往呈现模式化，强调礼貌和得体。然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国际地位的逐年提升，一批“非典型”的外交语言应运而生，其语言形式更加灵活，用词上也更加个性甚至“任性”，有意接近民间话语和网络用语，以显示其与时代变化、社会进步之间的紧密关系。如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提出政治关键词“不折腾”；2014年3月2日，在全国两会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吕新华就曾因用网络流行语“你懂的”答问被点赞；2014年4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奥巴马亚太之行没有来中国，或意在针对中国”如是说“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2015年3月2日，吕新华回答记者提问的反腐问题时，套用一个网络热词，叫大家都很“任性”，还谈到腐败没有“铁帽子王”等。然而，面对接踵而至的“非典型”的、“另类”的外交新词，有些研究者略显“任性”，相关的规范化研究却没有跟上步伐，仍很欠缺。研究发现，相关的论文仅27篇(占总数的6.92%)，且大多局限于对“不折腾”一词英译策略的探讨，论者见仁见智，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且研究重复，学术含量不一。由此，未来的外交语言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大力加强对“非典型”外交语言的规范化研究，此外，国家相关部门以及国内外专家应尽快成立“中国外交术语翻译协会”，定期发布中国“非典型”外交新词的权威译本。
（2） 加强系统性和实证性研究。总括性研究的大多数论文仍局限于对外交语言的“介绍”层面，缺乏深层次和系统的研究，翻译策略和口译研究的论文，虽然理论意识有所增强，但多数仍以经验总结为主，缺乏实证研究，导致研究结果缺乏说服力。鉴于此，研究者应加强有关目的语读者接受度的研究，如采用问卷调查、个别采访、实验法等，以考察不同译文在目的语国家传递的有效性。
（3） 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多数研究者选取例子存在较大程度的任意性、随机性、盲目性和重复性，缺乏方法论意识。研究者应重视对研究方法的运用，如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抽样分析、调查研究、历时与共时研究方法等，从而加强统计分析，提高论文学术含量。
（4） 开展跨学科的系统研究。笔者对文献分析发现，多数论文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技巧性研究，跨学科研究仍然较少，且虽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有所增强，但所用理论多局限于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和交叉研究偏少。学科专业性之间有着必要的边界，但也有着共同的兴趣（Bowker et al. 1998）。研究者应借鉴不同学科，如认知心理学、翻译学、哲学、语料库语言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推进研究方法更加多样有效。此外，研究者还可以将多个理论结合起来展开系统研究。
（5） 加强外交语言的翻译教学、翻译管理和翻译技术研究。数据统计发现，这三类研究论文总共九篇，占论文总数的2.31%，可谓鳞次栉比，仍是外交语言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了适应外交语言翻译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应加强外交语言的翻译教材、师资培训以及职业译员的翻译培训等方面的研究。外交语言“翻译管理”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应行业规范和市场管理机制需要健全。另外，翻译技术研究主题单一，仅有一篇“机辅翻译”，研究者应加强外交语言的机器翻译和语料库翻译，以形成跨学科的科研团队，更好地完成日益剧增的外交翻译任务。
（6） 加强多语对的比较和翻译研究。由数据特征可知，外交语言的比较研究仍占比偏少，而且相关的论文仅限于英汉语语对的比较。由此可见，我国现在的外交语言研究中基于英-汉以外语对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然而这种单一语种的现状难以满足我国对外交流的多语化和多元化的发展需求，汉语与其他非英语语种之间的比较和翻译研究需要大力加强。
（7） 开展多主题研究，提高论文质量。研究发现，外交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语用现象的研究（占43.59%），其中模糊语的研究又占大多数，这些数据显示出外交语言的研究出现了“扎堆”现象，并且相关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复与趋同。此外，从论文发表的期刊层次上看，刊载于“核心期刊”的论文仅有32篇，占论文总数的8.21%。由此可见，论文质量不尽相同，学术含量参差不齐，有待规范提高。
5. 结语
外交语言是一门很特殊的学问，我们应学会识别和应对（金桂华 2003）。本文基于对1990~2016年间我国外交语言研究的梳理和回顾，归纳总结了外交语言的八个子类别的特点，综述阐释了重点论文内容，发现我国外交语言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论文数量逐年上升，研究主题和视角不断多元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表现在外交语言的“语用现象研究”、“翻译策略研究”和“口译研究”方面；“翻译策略研究”的论文中也出现了“非典型”外交语言的相关研究；“语用现象研究”的视角呈多元化趋势，不再仅限于模糊语、委婉语等。此外，笔者以此为参照考察了当前我国外交语言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发现无论是从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上看，其中还存在不足，仍有许多领域有待探索和开发。从研究主题来看，外交语言研究存在“扎堆”现象，新兴的“非典型”外交语言研究、“翻译教学”、“翻译管理”和“翻译技术”研究仍鲜有人问津。研究方法上，实证性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还有待加强。进而，本文以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提出对我国外交语言研究深入发展的思考和建议。未来我国学界应当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对“非典型”外交新词的规范化研究，外交语言的翻译教学、翻译管理和翻译技术方面的系统性和实证性研究，多语语料的对比及翻译研究，注重跨学科科学方法的运用，提高论文质量。外交语言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任重而道远，希望本文能够对外交语言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
编者注：本文原文节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4期
责编：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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