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我国的语言研究也开启了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中国语言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中国语文》复刊，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刊物的中心转到语言本体研究上来。这一时期，《方言》（1979）、《民族语文》（1979）、《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语文研究》（1980）、《语言研究》（1981）、《修辞学习》（1982）等刊物相继创刊，标志着语言研究各个门类都有了成熟的成果和相应的园地。中国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旨在团结全国语言学工作者，发展和繁荣我国语言科学。在此前后，多种分支学科的全国性组织相继成立，如中国古文字研究会（1978）、中国民族语言学会（1979）、中国音韵学研究会（1980）、中国修辞学会（1980）、中国训诂学研究会（1981）、汉语方言学会（1981）等，带动着语言学各分支领域的同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共同推动学科的发展。
一、解放思想，
回归学术自身的逻辑
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间，语言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但一度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语言研究受到严重破坏。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就是回到尊重语言事实，尊重科学规律的道路上。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语言研究方法论的方向标。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辈学者王力、吕叔湘就在冷静辨析国外语言学方法基础上，果断抛弃了机械模仿拉丁语法的做法，探索出了一条注重汉语特点的研究道路。50年代初期，在“以俄为师”风潮影响下，汉语学界用了很大精力比照俄语的特点反观汉语，开展了词类问题、主宾语问题和单复句问题的大讨论，中断了注重用法的良好传统。60年代吕叔湘、朱德熙等学者积极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探索汉语句法结构的发现程序，这种探索刚刚开始就被迫中断。改革开放后，学者们总结汉语研究半个多世纪的得失，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语言描写方法的适用性，语言事实的忠实描写和结构分析成为学界主流。这一时期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成果，首先是恢复了汉语用法的描写，成就了以《现代汉语八百词》为代表的几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句法结构的理性分析达到了新的高度，语音学中的音位分析、词汇学中的构词法研究，甚至古汉语的句法研究，都烙上了浓重的结构主义印记。这些研究特色，一方面跟20世纪国际学术界居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合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注重虚词、注重句式研究传统的萃取和升华。
汉语方言研究工作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步展开，以市县为调查点的汉语方言普查取得了不少成果。改革开放以后，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更大进展，广泛的调查研究，不仅形成了一大批方言志，也为汉语方言的分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内有汉语方言分区图17幅。我国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表现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个方言区分布的情况，各种方言的主要特征，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汉语方言分区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价值，以及《方言》杂志上的方言事实描写与专题讨论，都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反映语言研究综合成果的《现代汉语词典》在20个世纪60年代已具雏形，“文化大革命”提出“要把封、资、修词汇赶出词典”等荒唐主张，《现代汉语词典》被扣上“客观主义”、“尊儒反法”、“大肆颂扬孔孟之道”的帽子，也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才使这部汉语文化生活中至为重要的基本辞书，能够以客观忠实反映语言事实的面貌正式面世。
二、打开视野，
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汉语
汉语研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有几次模仿拉丁语法、模仿英语语法的不成功尝试，50年代又为过多关注俄语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汉语学者与普通语言学对话的信心。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国际上语言学理论发展最快的时期，几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都在这时形成，尽管学术理念各异，但都突破了以往基于印欧语构建语言理论的做法，寻求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的深层次共性。80年代末90年代初，汉语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重要走向，开始关注国外语言学理论最新动向。沈家煊指出：如果把一种语言的个性当作共性来描写，这样的描写是不充分的描写；如果把语言的共性当作一种语言的个性来描写，这样的描写是不经济的描写。“把汉语置于世界语言变异的范围内来研究，这应当成为我们的一个研究方向。”了解了世界语言的共性和变异面貌，可以更深刻地揭示汉语的特点。这种意识在90年代逐渐成为汉语语言学界的共识。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全面展开，国外语言学的重要学说相继引入汉语研究。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已经告别结构主义的描写主义语言学，侧重点由语言描写转向语言解释，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美国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了。其主张者认为，整个语言中的句子虽然是无穷多的，但所有句子都是由一些有限的句子按照明确的规则投射而成的。他们相信一些本质上相同的句法原则在所有语言中都起作用，所不同的是各个语言所取的参项略有差别，所以也叫“原则加参项”理论。这种理念给了一部分汉语研究者以很大的鼓舞，在西方学者设置的几个重要议题上，如空范畴问题、疑问形式问题、反身代词等方面对西方学者的理论假说做了验证和补正的工作。与形式主义语言学学术理念不同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也很快引入汉语，这两种学说比较尊重语言事实，从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和人的一般认知特点去解释语言规律，相信世界上各种语言的使用者只是在交际需求和认知心理上具有共性，具体到每种个别的语言，则有自己的形式选择。汉语基本不受形态的约束，认知和交际功能的作用体现得更为直接，认知功能语言学的思想在汉语研究中很快就结出丰硕的果实，诸如汉语名词的指称问题、汉语句子的信息结构问题、汉语的语体语法问题，都是涉及汉语根本性的大问题。这种研究取向持动态的和多样性的语言观，在汉语应用中如鱼得水。汉语具有浩繁的历史文献、丰富的方言资源，历史语言学的语法化方法和语言类型学的方法使汉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都有了很大推进。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日深，国内学术思想也就日益活跃，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学科体系日益健全。语音学从结构主义音位学走向生成音系学，尤其是非线性音系学与汉语特点的结合，揭示出汉语音节的类型学价值；汉语方言研究从静态的平面描写发展到历史层次分析，对语音的历史发展和字源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汉藏语比较方法为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和汉语与亲属语言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参照。世纪之交，中国语言学真正走向了世界。
三、树立自信，
重塑汉语的文化价值
早在1986年，陆俭明教授就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现在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大都是从对印欧语的研究中得出的，如果是从汉藏语得出的，又将会是一个什么面貌？二是，我国传统语言学只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唯独没有语法，为什么我们的先辈不注重语法的研究？这跟汉语的特点是否有关？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汉语的语言学研究全方位融入世界学术主流，在学术体系的逻辑化和学科体系的系统化方面成效显著，同时也不自觉地融进了西方学术的话语体系，早年学术前辈那些清醒的远见卓识，也很少被重新提起了。真正有使命感的语言学者，不论走得多远，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70年代，吕叔湘先生在谈到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时，就强调不能用有形态语言的语法来说明汉语，“假如一心要找个方的，就可能看不见圆的。”80年代，朱德熙先生进一步指出：汉语缺乏形态是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事实，只有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比较，才能看清这个简单的现象背后的深刻的含义。他所发现的深刻的含义主要是两点：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大胆的提法和论断，已经可以说是向西方语言学的话语体系提出了挑战。
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主要就是汉语动词都能当名词用的问题，于是沈家煊得出一个自自然然的推导：汉语动词和名词不是对立的范畴，而是包含关系，名词包含动词。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就意味着词组里的组合方式都会表现在句子层面，句子层面的组合关系也可以出现在词组里，我们也就逐渐看清一个事实：汉语的句法结构并不像西方语言那样特别依赖论元结构。沈家煊发现，范畴之间是对立的还是包含的，这不仅是西方语言和中国汉语之间的根本不同，也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根本不同。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讲的是人生于天，天包含人；“体用不二”讲的是体在用中，用包含体；“有生于无”讲的是无包含有；“物犹事也”讲的是物包含事。朱晓农把汉语最基本的语法原理总结为同构、对比、适境三条，既是朱德熙关于汉语语法构造原则论断的提升，又是中国思维方式和日常逻辑的感悟。这两项重要结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语言学进程的典型写照：由思想解放开始，大胆探索汉语事实的最合理描写手段；融入世界，用人类语言的一般规律看汉语的基本范畴和基本逻辑；走回中国，从文化传统揭示汉语的实质，反过来为更深刻认识传统文化，更全面认识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中国学者独特的贡献。应该说，新时代的汉语语言学，已经初步形成了鲁迅所勾画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图景。中国语言学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里率先“小康”的学科，也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走向富强的引领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黄琲 排版编辑：黄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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