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语用学视角下人际关系管理的人情原则

冉永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摘要： 基于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人际语用学将面子、社交距离、权势等作为人际关系建构与管理的核心要素，“情”并提出了相关的人际修辞理论、人际关系管理模式等，却没有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及其语用功能，汉语文化语境下的 “人情”“情面” 等也一直被语用学所忽略。本文从人际语用学的视角，探究人情对人际关系管理的建构作用及其互惠性特征，提出汉语文化语境下的 “人情原则”，并认为它是日常人际交往中需要遵循的一个语用原则，借此阐释汉语文化语境下具有本土化属性的人际语用观。

　　关键词：人情原则；互惠性；人际语用学；关系管理；汉语文化语境

　　作者简介：冉永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话语研究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际语用能力研究”（16JJD74007）

　　文献来源：冉永平.人际语用学视角下人际关系管理的人情原则[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4):44-53+65.

　　1.引言

　　人际语用学既研究交际动态语境下人际关系的建构、维护、提升等语用表现及其人际关系的正面效应（如礼貌表现、面子维护、冲突调解、和谐关系等），也探究人际关系的破坏、恶化等语用表现及其人际关系的负面效应（如面子威胁、不礼貌、冲突加剧等）。它是当代语用学发展的重要分支与研究转向（Locher 2015； Locher ＆ Graham 2010），其显著特征是，从 Lakoff （1973）、Leech （1983）、Brown ＆ Levinson（1987）等所主导的礼貌与面子研究转向对人际冲突、人际关系威胁等不和谐现象的重视，尤其是如何实现不和谐语境下的关系管理。按照 Locher ＆ Graham（2010）、Locher ＆ Watts （2005）、Spencer-Oatey （2008）等的人际语用观，言语互动及其语言与策略选择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与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即语言使用的功能就是实现“人际关系的有效管理”（Spencer-Oatey 2002：529）。为此，情感、情分等影响人际关系的“情”因素逐渐受到重视，并成为当代人际语用学关注的新问题。不仅如此，针对人际关系的动态建构与管理，我们应该重视相关问题研究的“本土视角”（grassroots perspective）（Carbaugh ＆ van Over 2013），探究交际者所依附的本土因素对人际关系的动态影响，比如汉语文化语境下人情、情面、面子等互动作用下的人际语用关系。然而，基于“人情”的语用学研究几乎是空缺，主要源于我国的语用学研究长期以来过多依赖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人际修辞理论、人际语用理论范式等，如面子论、礼貌论以及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语言顺应论等，没有重视汉语交际者所依附的本土化因素，为此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下的语用学理论、语用原则等的创新严重不足，这样的人际语用问题探究存在明显缺陷。钱冠连（2001，2002）也指出，我们应该重视语用学研究中的社会人文因素，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等对语用原则、策略选择以及交际成功的影响，才能建立汉语文化语用学。本研究尝试探究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情实践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制约作用，提出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的人情原则，并进行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阐释。

　　2．人际语用学研究的本土化取向

　　2.1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情实践

　　从人际语用学的角度说，情面、人情和面子是与人际关系密切联系的重要因素，这是汉语文化语用学值得探究的本土化人际语用问题。近年来的人际语用学，如 Locher（2015）、Locher ＆ Graham （2010）、Spencer-Oatey（2000，2008）等强调语言交际中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关系（relating）、人际关系的和谐管理等。为此，我们发现，以语言为重心（language-centred orientation）的信息研究正在转向对人际交往中情感意义（affective/emotional meaning）作用的重视，这是人际语用学需要关注的重要趋势。比如， Langlotz ＆ Locher （2013）指出了情感（emotion）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并根据人际关系的情感线索（emotional clues），探究语言交际中情感表达的多模态手段； Culpeper （ 2011）等也分析了情感对不礼貌的影响。类似成果已体现当代语用学对人际交往中“情”的关注，以及以情为线索的话语管理（discursive management）。

　　我们认为，无论是社交语用学还是人际语用学都应该重视语言使用中情面、人情、情感等人文因素对人际关系建构及交际效果的动态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存在受制于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目的支配下的各种人情实践，如提供帮助、恭维、给面子等都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社交语用现象；同时，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强调人际关系的 “和” 与为人着想，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体现了儒学所倡导的社会价值观和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语用思想，是维护社会和谐、实现和谐人际关系的一种指导思想，更是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人际关系语用原则。

　　作为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文资源，人情问题早已植根于社交实践，并对人际交往及人际关系的表达、建构与维护起着重要作用。根据不同时期的文史资料，我们足以管见“人情”的不同意义所指与用法，比如以下例（1）和（2）中的“人情”主要表示人与人之间的情分，例（3）—（5）中“人情”表示一种情面与交情，这表明人情不是单方面的个人情感或情绪，也不是交际者之间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或多向关系建构与维护的重要因素。

　　（1）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唐韩愈《县齐有怀》诗）

　　（2）业力顿消知学进，人情愈薄喜身轻。（宋陆游《舟中口占》）

　　（3）也不来走走儿，今日还来说人情。（明代《金瓶梅词话》第六七回）

　　（4）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清李渔《奈何天·计左》）

　　（5）我要硬成一块石头，决不讲一点人情，决不可怜人。（近代曹禺《日出》第二幕）

　　2.2人际关系范畴下的人情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早期的这一概念“人情” 指人的天然与自发感情，是本能属性的不同表现，不是人际语用学视域下汉语文化语境中人际关系管理所涉及的人情问题，它相当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所论及的情绪，因此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人情。然而，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人情则是交际主体之间的一种交情和情分，涉及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各种人情实践，因而有“做人情”“送人情”等之说。比如，在公共场合当众夸奖朋友或在言语上表示谦让等，让对方感到受尊重、有面子等，就是“做人情”“给人情”等人情实践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人情也体现为类似实践的结果，尤其是对人际关系的作用，比如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或缓和人际关系冲突，进而实现交际者所期待的人际效果。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普遍存在“讲人情”“给人情”“欠人情”“还人情”等的人情实践，说明人情是汉语文化语境下人际语用学的重要内容。然而，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情实践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则是西方学者很难理解的。

　　人情与情面密切联系，它们至今缺乏统一界定。《现代汉语词典》（2002 版）、《辞海》（2009 版）等在“人情”释义中都列出了“情面”的义项。这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依存关系，强调交际者之间的情分或感情。此外，人与人之间的人情还涉及“仁义”问题，存在“有情有义”“情深义重”“无情无义”“薄情薄义”等人际关系评价及其对应的关系表现，这说明汉语文化语境中的情与义是联结在一起的，难以分离。相比之下，则很少出现“有情无义”“有义无情”等将两者割裂的情况（沈毅 2007）。

　　同时，人情、情面与面子及脸 /脸面之间也是难以分离的，情面涉及交际者之间的情分与面子，人情离不开面子，因为给面子也是给情面的表现，也就是说，三者在人际关系实践中是互惠的。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关系是以人情实践为基础，以建构或维护人际关系为主要取向的过程。留面子、做人情、给情面等都是围绕人际关系的社交实践（social practice）（Tsang et al．2013；Huang 2011），因此受到社会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的重视（周光国 1988），并出现了社会学视角下的人情研究（翟学伟 2016）。汉语文化语境下，人际交往的面子实践不论交际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多以正面评价为主，这是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交际实践中的人际语用表现。

　　从关系的维护与提升的角度看，人情、情面、移情等都是人际交往中可被利用的“情”资源。台湾学者 Hwang（1997）指出，任何的人际关系都涉及两大构成要素：1）情感部分（expressive component），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附（affective attachment）；2）工具部分（instrumental component），指在与他人的互动交际中，关系被看成一种获取某种资源的工具，服务于交际需求。为此，对人际关系的建构和维护而言，留情面、给人情等则是 “拉关系”“巩固关系”等的社交语用行为；同时，具有人情味的语用移情也是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为此我们经常听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有困难的时候”等话语（冉永平 2007）。例如：

　　（6）（北京台“第三调解室” ① 节目 “你要学会长大”（2016－8－12），L 调解 D 与其三个姐姐之间的房产风波，姐弟四人因父母留下的两套房产而产生了纷争。）

　　01 D：因为我觉得那是什么都不能动，起码得一百天再说这些东西。我们一块就跟我大姐发生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矛盾。争执完了最后肯定脸全撕破了，没有情了。这间屋子我三姐不到三个月装修了……

　　02 D：当时有遗嘱，遗嘱出一期的时候，我当着她们面全给烧了。我就为了家庭，一奶同胞，不要为房产去把脸撕破。 ……

　　03 L：你的态度是什么？

　　04 D：家庭不要撕破脸，要有亲情。 ……

　　05 D：大家不要因为房产，情全没了。

　　在对以上冲突事件的陈述中，交际主体 D 多次强调不要因为房产纷争撕破“脸”，否则“情” 就没了，所强调的就是人情，彼此之间的亲情或情感，这说明该人际关系中“情”比“脸/脸面”更重要，以及人际关系受制于“情”的影响。正如说话人 D 强调的那样（02，04，05），大家不要为了房产撕破脸，伤了面子和亲情（情感）。可见，汉语文化语境的人际语用学应该重视人际之间“情” 的动态作用。

　　人情实践涉及情面，强调人际关系建构与管理中情感与情分的重要性。情面涉及面子，却不同于面子，是杂糅了人情与面子的人际关系概念。人情、情面及面子之间是相互制约、互惠的。我们认为，如果按照 Brown ＆ Levinson（1987）等的思想，面子的独立探究不能揭示汉语文化语境下人际关系的建构与维护、人际冲突等变化的语用理据，因为人际关系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关系网络。比如，给某人留面子，就是给其人情；给某人人情，涉及给面子、帮助等；一个人没有面子，就很难讲人情；一个人没有人情，很难再有面子。可见，在很多语境下给面子是通过给人情实现的，人情也是通过面子体现的（翟学伟 2016）。著名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费孝通也指出，“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费孝通 2008：91）。这说明人际交往离不开人情，或基于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的人情实践，而不是面子的单向问题，人情、情面、面子等之间是互惠的和相互依存的。

　　与面子、礼貌等通用概念相比，人情与情面是更加本土化、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人际语用概念，是汉语文化语境中人际关系范式的基本要素。在汉语文化语境中，不留情面，就是不给面子。比如，2016 年 6 月1日在加拿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一名国外记者有关中国人权的挑战性提问，我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当即斥责：“Your question is full of prejudice against China and arrogance. I don’t know where that comes from．Thi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How much have you known about China？Have you ever been to China？Do you know…？And do you know …？And do you know …？”，类似连续的质问被广泛视为一种斥责，比如国际媒体中出现了 berating、scolding 等用语，该记者所在的媒体及其网络随后出现了较多评论，普遍认为以上话语就是不给面子，而国内的媒体和网友在评论中多使用了“不留情面”“不给面子”等的评价语。这也说明互动交际中的人际问题不仅是面子问题，还涉及情的介入与利用。

　　3．人情原则及其互惠性的语用特征

　　人情是对他人情绪与情感的通晓，具有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性（reciprocity）特征。“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②），这是汉语文化语境下儒学思想所主张的人情实践，是建构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类似行为是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社交礼仪及社会约定的体现（Kádár 2017），也是言语行为的一种社交限制（Kádár ＆ Marquez-Reiter 2015）。我们认为，人情原则是交际双方或多方之间情感与情绪的通晓、移位与移情，进而影响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的一种人际语用原则。它体现为如下的社交实践：一方面，为了建构或维护人际关系，交际一方需向另一方提供帮助，或表示关怀、同情等，或在公共场合赞扬对方，以维护对方的面子，或给对方讲话的机会等，是给人情的各种社交实践，为此人情和情面源于交际一方向另一方的给予或付出。另一方面，人际关系的维护与提升也离不开另一方的回报与补偿。这说明人情是需要偿还或补偿的，表明人情实践具有相互性和互惠性特征。从人际语用学的视角看，言语交际与非言语交际中人际关系的建构、维护与提升，都涉及礼貌、面子、人情、情面等的互惠性。这是普遍的人际交往准则，在绝大多数文化中都被看成社交行为及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准则，缺少了社交行为的互惠性是不可能有效地建构、维护或提升人际关系的（Gouldner 1960），反之亦然。

　　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情实践是互惠性准则的具体表现。人际关系就是基于礼貌、面子、人情、情面等互惠性特征的一种动态平衡与调节，它是实现人际缓和与和谐的基本保证。只有当交际双方遵循了互惠性的人情原则，即给予人情和回报人情，才有助于建构与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反之，违反了人情原则的互惠性，则容易出现人际冲突。这是人情原则影响人际关系的两类表现。

　　然而，人情的互惠性是难以进行量化衡量的。有学者分析了人情交换的主要类型，如翟学伟（2004）提出了三种类型的人情交换：1）恩情类人情，比如在遇到危难、困难等的紧要关头，得到了他人的帮助；2）“送人情”，这属于有目的的人情投资，容易导致接受方产生亏欠感，双方进而构成一种“人情债”关系，这要求对方在适当之时进行回馈，即“报人情”；3）一般性的礼尚往来，包括有来有往的互相走动、请客、送礼等人情实践，意在加强感情联络。从人际语用学的角度看，无论哪一种形式的人情交换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回报。为此，我们常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桃报李”等表达式，说明汉语文化语境中人际交往需遵循互惠性的人情原则。知恩不报，欠人情不还，或受情不还，就属于违反互惠性人情原则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给人际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引发人际冲突。同时，针对人际冲突，如果进行以“人情补偿”为取向的互惠性调解，则容易缓和，甚至消除人际冲突，进而改善与提升涉事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总之，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互惠性人情原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够体现本土文化特征的人际关系语用原则。

　　4．人际关系管理中人情原则的违反与利用

　　4.1人情原则的违反

　　如前所述，人情原则的违反主要是其互惠性的背离，不给人情、不还人情等都会破坏人际关系的语用原则，并带来负面的人际效应，如引发人际冲突、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等解构性（deconstructive）语用效果，或因为交际一方未遵循该原则，而引发另一方的不礼貌性评价等（Haugh 2015）。不给人情或不领人情、不还人情、算人情账等，都是违反人际交往中互惠性人情的实践表现。下面以日常交际为例，分析违反人情原则所造成的人际冲突。

　　A.不讲人情、不领情

　　（7）（作为邻居，B 要求大哥 A 重新考虑工厂的位置，因为机器噪音太大，影响 B 的生活，但 A 拒绝搬走机器并认为 B 不知感恩。 M 是第三方冲突调解人）

　　01 A：（对 B）咱娘没了，你那些个年在外头，家里所有的白事都是我应酬，咱妹妹，俩妹妹的老人，都是我拿的钱，对不？你承认这个吧？我问你是不是？别村的亲朋好友，咱娘没了以后，他们随过来的礼，往外做了吗？咱哥俩分，算了，我拿出去拿出去了，给了就给了，我也没找你分摊。

　　02 M：（对 A）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一开始呢，你确实让着你弟弟让着不少，包括这个走这人情世故，红白喜事了，你也都自己掏了，当时你把这个情面送给你弟弟了，这也是送。

　　03 A：他念这个情吗？他不念这个情！

　　04 M：你现在就是赌气，“我送了你那么多人情，我让了你那么多，现在呢，你不让我”，那我就把这事说说。

　　此例中 A 是家里的老大，当B 及其他弟妹还小的时候照顾过他们，为他们做了很多贡献，此例中B要他搬走机器，于是 A 认为 B 不领情（03，04），缺少感恩之心，欠自己的人情，因此拒绝 B 的请求，引发了相互之间的人际冲突。这是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一种“关系分离” （relational separation）（Arundale 2010），此例表明导致类似人际关系分离的原因不是简单的面子问题，存在“情”的诱因，表明汉语文化语境下人情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

　　B.不还人情

　　（8）（B 希望与自己的大哥 A 互换一块土地，但遭到 A 的拒绝。原因是 A 曾帮助 B 家修建房屋，但当 A 家修建房屋时， B 则没来帮忙， A 对此耿耿于怀。 M 是第三方冲突调解人）

　　01 B：你这样，我在村东的一块地，我给了你了，你在村西给我多分点。

　　02 A：不要，不要，哪儿我也不要，你白给我，我也不要。不牵连你了这回不沾你了，好赖是不给你处事。［…］就你这个毒劲，我盖这个房几年了，你家来过吗？你上这屋来看过吗？看过一回吗？今天是头一回啊！你家盖房的时候，我可给你家帮了八天。

　　03 B：你怎么又争这个干嘛？

　　04 A：你来家里你都不进这个屋啊你！

　　05 B：你告诉我了吗？你怎么净说这个嘛？

　　06 A：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07 B：你盖房子你要告诉我，我都没听说过你盖房。

　　08 A：你来过家里吗？你知道有这个房子吗？怎么你小子知道，你不知道？［…］

　　09 M：（对 A）着急生气就在这里，是吧？

　　10 A：（对 B）你家两口子办的是人事吗？还给你调地，想着去吧！

　　根据以上语境，兄弟之间的冲突源于 B 欠了 A 的人情，且没有偿还，这是对人情互惠准则的违反。A 不给 B 面子，源于B 没有偿还对其所欠的人情（帮助 A 修房屋），B 的正面面子（希望自己的愿望被对方接受——交换土地）因而受到损伤。显然，违反互惠性准则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出现人际冲突，这表明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关系受制于人情问题，朋友、熟人等之间的“情”重于面子。可见，人际关系问题不只是面子问题（Brown ＆ Levinson 1987），也不是交际者之间的身份、平等权等问题（Spencer-Oatey 2000，2008）。

　　 4.2人情原则的利用

　　以上的人际冲突显示，汉语文化语境中人际关系及其和谐关系的管理既不是 Brown 和Levinson（1987）等西方学者所坚持的面子维护，也不是 Spencer-Oatey （2000，2008）所提出的面子（素质面子和社交身份面子）与社交权（平等权和交往权）的管理。同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基于人情的社交实践，及其对人际关系维护与提升的语用效果，这表明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情是一种语用资源。例如：

　　（ 9）（A 想在与邻居 B 存在所有权争议的土地上盖房子，并答应给 B 一定的经济补偿，但B坚持索要5千元补偿费，A没有同意这样的过分要求，于是双方出现了激烈冲突。M 是第三方冲突调解人；C是 B的妻弟）

　　01 B：少了五千不行！

　　02 M：少多少？

　　03 B：五千。她这会给钱了，依着我不给她。

　　04 M：你听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没有偏向，我是很公道的。如果你要坚持要这么多，这个就是说跟消费者索赔一样，过了这个限度，是吧？这叫无理取闹，你知道吧？

　　05 ［．．．］

　　06 M：（对 A）他现在说要 5000 块钱，你们同意不同意？

　　07 A：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8 C：（对 B）咱说那个，不能。

　　09 M：（对 B）伤和气，是吧？不能为了那点儿钱，是吧？ ……

　　10 C：（对 B）钱不值钱，情面值钱，（对 M）她应了，我做主了。

　　以上冲突语境中， B 的要求并没有得到 A 的认同，于是加剧了双方之间的冲突，威胁到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对此，第三者 M 从双方之间已有的情分与情面的角度进行调解，取得了良好效果，最后 B 同意了 A 的需求。这是 B 给 A 的一种人情，即“给人情”，为此A 愿意给 B 经济补偿，即“还 B 人情”，这就是人际交往中互惠性的人情表现，是交际双方对情分或情面的维护。但是，的过多要求破坏了与 A 之间的情面，进而导致双方的关系分离（relational separation）。为此，作为第三方 M 的调解意在维护A 与 B 之间的情面，并成功地实现了双方的关系联系（relational connection）与关系调和（relational reconciliation）（Arundale 2006，2010），比如 C（10）的回应“钱不值钱，情面值钱”。这同样显示，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交往是基于人情或情面的互惠过程，具有双向性。又如：

　　（10）（A 和 B 是世代邻居，一直共用一面旧墙，想在房前修建一个院坝，于是希望把该墙拆 B 掉，但遭到 A 的拒绝，为此双方出现了激烈冲突。 M 是第三方冲突调解人）

　　01 M：（对 A）回过头看看，那点砖有多少，不行让他给你点砖或给你赔个钱，把那点事一说不就了啦？这个行了吧？

　　02 A：行行行。

　　03 M：（对 B）行了吧？

　　04 B：叫他拆了。

　　05 M：我就说那点砖吧，先不叫拆了。刚才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咱谁也不要赶尽杀绝，邻家壁舍的，不要为这事，就是给他些砖，将来他盖房子，给他点砖，把这事清了。你非叫他拆这个，弄清比嘛都强，明白了呗？听透了呗？

　　06 A：（对 M）上辈留下后遗症了。

　　07 M：这不就清了，这么说句话，（对 A）你要多少砖？今天我在这儿做主了，要多少砖还是要多少钱？一句话，我今儿给你们说道说道。

　　08 B：（对 A）那墙就是我的地方，你就垒你那个地方就行了。 ……

　　09 M：（对 B）有多少砖给他点砖不就行了。行不？这事你听我说，这会儿他讲话，你比如说，“这地方再好再坏跟你家无关，你有钱我不卖你这个东西”。现在人家已经把这话说出来了，不管怎么样，互相都给点面子，你给他点情，他给你点面子，互相都能过去。是这么个道理。

　　10 B：听见了（并点头）。

　　以上冲突中，B希望 A 拆掉双方共有的旧墙，以便腾出地方给自己修建院坝，但遭到对方拒绝，于是出现了对抗性冲突。第三方 M 进行调解，A 接受了他的建议，同意为 B 拆掉旧墙，在汉语文化语境下这可视为 A 给了B人情。然而，B 却不领 A 的人情，即不同意进行补偿，以偿还对方所给予的人情，于是第三方 M 对 B 进行了基于互惠性人情与情面的调解（05，09），通过具有语用移情特点（冉永平 2007）的话语（09）“互相都给点面子，你给他点情，他给你点面子，互相都能过去”，B 接受了该建议，最后成功地化解了该人际冲突。

　　为此，我们认为人情具有工具性特征（instrumental nature），是可以用来化解冲突、改善人际关系的语用资源。给人情（如给面子、让步等）、还人情等的社交实践能够改善与提高处于对立或冲突状态的人际关系，进而实现彼此关系的和谐管理。不难看出，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关系管理应该重视从“情”出发，通过互惠性的人情实践，才能有效地建构与维护人际关系。这是汉语文化语境下本土化的人际语用观。

　　5．人情原则的人际语用学阐释

　　以上例释显示，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语用关系主要不是西方语用学理论长期所主张的面子、礼貌等的单向问题与单因素问题。人际语用关系是人情、情面、面子等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及结果，给面子可以形成人情关系，还人情也可以让对方觉得有面子；没有人情，就难有面子。因此，我们认为，汉语文化语境下人际语用学研究应该摄入人情、情面或情分等本土化的人际关系因素及相关概念，尤其是它们对人际关系实践所起的建构作用（冉永平、赵林森 2017）。从狭义的角度讲，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语用学就是基于人情的人际关系学。

　　然而，长期以来，Brown ＆ Levinson 等西方学者从交际者的角度关注面子，忽略人际交往所涉及的关系网络建构、社交维度及其交互性（interactiveness）；他们关注的面子仅限于自我面子（Matsumoto 1989；Kádár ＆ Haugh 2013），缺少面子与其它人际因素，比如与人情、情面等之间的交互影响，这很容易将人际关系视为单向的面子或（不）礼貌之类的社交语用问题。这也是 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论等基于西方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人际语用理论受到质疑或批评的关键原因之一，因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 Lakoff（1973）、Brown ＆ Levinson（1987）、Leech（1983）等有关面子和礼貌的人际语用论被广泛看成制约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的普遍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s），而且以西方文化语境为基础的礼貌原则被认为具有广泛的可适用性（universal applicability）。然而，这些被视为经典的西方人际语用论及其相关原则没有关注到其它交际主体所依附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一些本土化用法（Ide 1989），比如没有注意到汉语文化语境下“关系” “人情”“情面”等人际因素对面子、礼貌等的影响。上面的例子显示，汉语文化语境下人际关系的建构与维护不是面子、礼貌等的单因素作用的过程与结果。有鉴于此，“如果我们把面子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加以探讨，我们很容易误入迷途”（翟学伟 2016：6）。

　　和谐的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应该是基于人情、情面、礼貌等人际因素的互惠性实践过程，这是汉语文化语境下具有普遍性的人际关系语用原则。一方面，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给人情、给情面、给面子等都是与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有关的社交实践，是交际一方对另一方的“给予”，即给人情的社交实践是一种“惠他/利他” 的语用行为。另一方面，在互动交往中交际另一方则需进行人情、情面、面子等的偿还与补偿，这是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所体现的互惠性，违反了该互惠性的人情原则就会出现人际冲突之类的不和谐现象。为此，针对人际冲突等关系调解，我们可利用人情原则，实现对所欠人情等的补偿，进而化解矛盾与冲突。如同 Lakoff（1973）的礼貌规则、 Leech（2014）的礼貌原则等人际修辞理论，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情原则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际关系语用原则，交际双方或多方对互惠性人情原则的遵循，说明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交往是基于“情”的一个协同构建过程。这也符合当代人际语用学有关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的“协同共建视角”（conjoint co-constituting perspective）（Arundale 2006，2010）。

　　如前所述，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情思想及其在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中的人情实践，都具有悠长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民间基础，它既是人际交往中不可回避的语用制约因素，也是可以利用的“情”资源。同时，根据当代语用学发展中有关人际关系的后现代视角，人际语用学不仅应该从语言选择的角度进行（O’Driscoll 2013），还应重视其所涉及的情感（Langlotz ＆ Locher 2013）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这是人际语用学对“情”的呼吁。为此，无论从人际语用学的本土化根基，还是人际语用学的发展来说，人情原则成为汉语文化语境下涉及人际关系的语用原则，是一种必然。

　　然而，相对于面子、礼貌等语用语言及社交语用的研究成果，人情、情面、情感等的人际语用学探究十分匮乏，虽然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的相关研究有所触及，却不牵涉交际语境下它们对人际关系建构的动态影响。围绕人际关系，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语用学等研究领域的西方学者提出了较多有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与交际模式，注意到了人际交际中“情”的作用。比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Schutz（1958）以人际需要为线索，提出了包容需求（need for inclusion）、操控需求（need for control）和情感需求（need for affection）的“人际需求三维论”，用以阐释人际关系建构与分离的理据，如关系建构始于包容，而后是控制，其次是情感的作用；相反，人际关系的分离始于情感失调，继而失控，难于彼此包容，最后导致关系分离，如出现人际冲突。可见，作为一种语用资源，中西方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情”都具有人际语用功能：一方面具有人际语用视角下的人际关系建构性，如利用人情去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具有人际语用视角下的人际关系解构性，如欠人情、不顾人情、不还人情等则会导致人际关系的分离，引发人际冲突。这为以本土化的“情”为线索，探究汉语文化语境中人际语用视角下的人情原则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

　　6．结语

　　人际交往是建构与维护人际关系的过程，人际语用学探究基于人际因素、语用效果等的人际关系管理。本研究指出，人情原则是汉语文化语境下交际双方需要遵循的一个语用原则，人情、情面、情分等是与人际关系难以分割的互惠性因素，也是重要的语用资源，可以用来建构或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和谐取向”（rapport orientation）（Spencer-Oatey 2002，2008）是人际交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交愿望和人际目标，那么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情原则应该是实现该取向的一种实践原则。对其遵循，有助于实现人际关系的有效管理；反之，则破坏人际关系。

　　本研究认为，人情原则可对西方学者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进行修正，比如人际关系的“和谐管理模式”（Spencer-Oatey 2000）不仅涉及面子管理和社交权管理，还应该涉及人情、情面等“情” 的利用（将另文讨论），才可能更好地解释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关系网络及其有效管理。除了面子、礼貌、权势、地位等的常规因素外，汉语语境下的人情与情面是制约人际关系建构与维护的本土化因素（冉永平、赵林森 2017），是汉语人际语用学应该涉及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 本文所采用的例句均选自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纠纷的调解节目。

② 《礼记》中的一篇文章，《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