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错”、“中”是三个众所周知的中国字，但它们蕴含的深刻哲学内涵却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哲学就是认识论”（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本义理解和把握这三个字的哲学含义，结合信息互联网时代的生产力特点进行哲学思考，无论对我们深入学习、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精髓还是鉴别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这个字在中文中的含义是正确的意思，大家也同样知道“对”在中文中还有成双成对的意思。问题是成双成对的“对”为什么会与表示正确的“对”同一个字呢？原来——“对”字在中国传统哲学精髓里边本身就暗含着任何事物都是以成双成对、相反相成的两种客观属性存在的含义。因此，它通过字义表明了人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是全面地看问题，因而才是正确的认识。我们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即表达为任何事物内部都蕴含着矛盾着的双方。古语常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讲的也是这个意思。那么“错”的哲学内涵是什么呢？原来它也是“对”字哲学含义的展开，即指把事物的内部互相联系的矛盾双方错开了，联系不上或者没有对上了，那就必然出现片面性的认识，所以就错了！
大家都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揭示的重要认识论精髓。这里的阴阳也是认识事物整体属性的最基本的对对子！我们通常讲要认识事物的内在矛盾，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实质上都是中文“对”字的哲学展开。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认识之所以错，就是因为没有从矛盾分析、没有从“对对子”的必然联系开始认识事物的缘故。因此可以讲“对”与“错”这两个字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中华文明关于认识论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哲学内涵！
既然“对”是指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那么我们把任何事物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实际上就是《道德经》中反映中华文明整体论思想的关于“一”的哲学含义，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和下述的数字都是从定性的角度讲的。而正是这个“一”的内部又包含着上述内部的矛盾双方，所以就称之为“一生二”，也即就有“对”了。同时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都统一在事物的内部，所以它们之间就必然有中间的联系以构成统一体，因此“中间”这个有别于两端相反相成属性的第三种属性就是“三”了。关于这个“三”，由于它处于事物矛盾双方不同属性的“中间”状态，是矛盾双方的交集，因此它就具有矛盾双方的叠加属性，从而也就成为矛盾双方彼此转化的枢纽和构成事物统一体所依靠的关键纽带，是矛盾同一性重要的体现所在。我们通常讲的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这里关键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站在“中间”来分而为二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致中和、执二用中、心之力、中道、中观、主观能动性”等都在这个“中”的时空位置或状态上发挥作用的，所以这个“中”字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整体论、系统论、协同论的哲学内涵，它道出人类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事物、驾驭矛盾双方的关键点！
我们了解西方文明的特点时，也应该能洞察到上述这个“中”也是西方形式逻辑“排中律”里所指的“中”。它与中华文明中的“致中和”、“中道”、“中观”等所强调的“中”刚好就构成了一对“对对子”，这也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人类思维方式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我们看到唯物辩证法中的这个对立统一规律本身不也有个“对”字吗？因为“有对必有中”，而且“过中必反（指性质）”是客观规律，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传统文化所重视的这个“中”的哲学内涵实际上也就必然具体地体现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如经济领域：“供需交换中间的货币流、双方沟通中间的信息流、两地贸易中间的交通物流”、“社会治理中平衡富有与贫穷两者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以及现在通常提到的居于中间位置的“平台、枢纽、互联网、均衡点”等都具有“中”的哲学内涵！如互联网金融的支付宝和余额宝，也正因为它们作为资金货币的清算中心，因此就能成为沟通供需双方时间、空间、货币资金、物流的信息枢纽。它们处于市场供需双方“中间”的得天独厚位置也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市场信息最充分、市场能量最强大的聚焦点和创新源。现在所谓的第三方支付即是体现“中”的市场功能。因此，我们看到凡居于事物整体之中间的东西都具有沟通两边正反属性的特殊作用，所以“中”的属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就具有维持事物平衡发展的重要功能。从方法论讲“抓中间带两头”和“纲举目张”也是“中”的哲学内涵的具体展开。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必须注重经济系统运行中供应与需求、虚拟与实体、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这个“中”——平衡点。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我们把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叫“中央”，道路桥梁名之为“交通”，北宋的纸币也叫“交子”，这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精髓的展开，也绝不是偶然的！
从理论建设方面讲，上述展开论述的这个“中”由于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交集，所以具有“亦此亦彼”、“也是也非”的特点。现代西方的复杂性、非线性科学研究的就是这部分的学问，但是他们还没能从根本上理出头绪。而人们之所以称之为复杂性、非线性科学乃是因为这部分内涵遵循的已经不仅是形式逻辑研究和应用的认识论规律，而是迫切需要辩证逻辑自身的具体深化及其应用的范畴了！如果我们以现代世界经济普遍关注的汇率制度安排来讲，实施浮动汇率有它的优点，同样实施固定汇率也有它的好处，那么怎么决策呢？这里关键是要认识到美元是世界经济贸易货币、储蓄货币中具有主导的“中心”地位，如果我们忘记了当前世界经济的这个宏观背景来谈汇率改革，无疑就陷入了“二分法”，丢掉了“三”的整体论。美国之所以能大搞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转移国内矛盾，关键也在于美元居于世界各种货币之“中”心地位！那么我们的应对之策是什么呢？就是不让美联储“执二用中”，减少汇率波动的单边预期，实施相对美元的可控制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探索实施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居国际经济之“中”的国际化战略无疑才是正确的抉择。再看当前学界众说纷纭的“市场”与“计划”（或曰规划、行政）之争，按照西方形式逻辑的“排中律”来推理，无疑只能是“两权相害取其轻”，他们的逻辑使他们看不到计划和市场这个对对子其实是因条件不同而各有利弊，因此他们就更不懂得如何去发挥这两头的优点！而我们如果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就可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岂不是更好！显然，我们现在搞的“混合所有制”就是“中”的哲学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的具体应用，“一国两制”也有此义！
“中”的奥妙和深远意义可以讲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精髓”，它同时也指出“排中律”剩下的两端往往是极端的“两末之辩”！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把握和应用好它呢？由于受不同人的认识水平、不同环境背景、不同事物对象以及科学技术支撑条件的局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精髓被官僚主义所误读、误导而走向它的反面。尤其是官僚主义者基于国家幅员辽阔，利用其居于中央政权和广大百姓之“中间”位置的“组织优势”，垄断、阻塞并隔离了国家治理过程中上下沟通的渠道，善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而具有强大的扭曲和左右中央政策的能力。因此，在具体的社会组织行为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道”哲学，就难免被扭曲为“模棱两可、是非不清、差不多”的官僚主义的明哲保身之道，也为权力大者随心所欲提供了法理空间。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重要的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文化上的正本清源、哲学认识论上的辩证逻辑科学化、形式化、协调化的理论创新，组织上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化的闭环管理和大力推广应用信息技术给予根治，进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历史性的新机遇。
“对、错、中”的哲学内涵——兼论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哲学依据
《庄子·天运》篇中记载孔子五十一岁那年仍然问道于老子，而请教的是“阴阳”与“度数”这两个问题，管子内业篇里也提到“正心在中、无误得度”。这和我们探讨矛盾“对对子”和“中”这样定性的平衡、协调问题实乃具有相同的内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告诉我们，要把握好各种矛盾“对子”的“度”和“中道”，只有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躬身入局，参与到事物内部发展的过程之“中”，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握其规律。这就犹如人之需要自己骑上自行车，与车融为一体后才能去把握平衡一样，这里也真正体现了实践之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哲学内涵！从理论上讲，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复杂性、非线性科学、定性定量相结合及广义量化理论的建立，无疑为驾驭“矛盾”和“执二用中”这些人类永恒的问题提供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战略性机遇！故此我们应该结合最新科学的研究成果，弘扬传统文化精髓，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形式与内涵，提升其操作性以便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哲学指导和技术支撑。当下也可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技术工具保障。
深入思考“对”、“错”、“中”的哲学内涵，我们还应该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同志通过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出的：“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第35页）。还有“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为科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3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的重要论述。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时期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有五个对对子，而《论十大关系》就是十大对对子，这些都是矛盾论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矛盾论》就是讲事物内部的对对子及其螺旋式运动的客观规律的，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实践论》所强调的人们要深入到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去，才能认识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发挥好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就是阐明了“中”的深刻内涵。显然，当前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自觉应用找“对对子”的矛盾分析法，通过从具体“实践中”来把握社会经济等领域发展中的各种“度”，无疑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再简要地从经济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分析上述哲学含义的重要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依然未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做出理论上的诠释，高校、主流媒体乃至国家宏观政策的话语体系基本上还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方面有点与当年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期遇到“言必称希腊”相类似的情景。实际上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有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对子”的传统文化精髓作为指导，那么我们就能发现：除了亚当斯密的交换产生分工之外，必然还有合作产生分工，这里更重要的是能让我们看清交换产生分工的理论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私有制，而合作产生分工则必然是公有制的理论基础。至于西方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片面性也同样昭然若揭，因为按照逻辑学的观点，理性本身就具有形式理性和辩证理性两种对对子的形式，而我国的老子哲学早就明确地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七十七章）关于“道”的两种作用形式。同样，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三个假设前提），则说明同时必然存在着无效市场；而我们了解到哈耶克坚持的“货币长期中性说”则同样不能排斥凯恩斯的“货币非中性说”，实际上他们的观点都集中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这个“中”的不同认识上，但是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三值的具有“中”的辩证逻辑概念，而始终是在二分法的“排中律”的形式逻辑内打转！因此也就找不到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后因为逐利的非中性而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理论建设方面，我们看到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受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影响，一开始就“排中”即排除矛盾，结果最后都必然掉进矛盾激化、冲突、危机的泥潭。而我们“中道”、“中观”、“致中和”的优势在一开始就承认矛盾，就从对对子的矛盾分析出发，因此我们的目标是驾驭矛盾，寻找主要矛盾交集的中间平衡点，以实现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显然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哲学精髓和唯物辩证法的优势所在！因此我们在理论创新和经济建设实践中，要以辩证逻辑驾驭形式逻辑，高度关注西方经济学出现的各种他们自认为互相矛盾且不兼容的对对子，同时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理性预期、逆向选择等理论的出现，特别是资产普遍证券化后，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地加强，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信用已经逐渐演变为主观与客观相交互的变量这样重要的客观现象，更加关注这些变量的主观要素背后都必然站着能起操纵作用的利益集团。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学理论正逐渐演变为必须以辩证逻辑为理论基础、形式逻辑为操作方法的理论学说（？）。这个趋势将必然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提供历史性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最后我们回到传统文化精髓的角度看，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个“究天人之际”的包含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生命文明，我们的往圣、先贤不仅有“舍身求法”的规律意识，同样有把握客观世界必然性的卓越探索和认识成果。从“阴、阳”、“对”、“错”到“度数”、“中道”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实践论”乃是一脉相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果。因此，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当前，我们应该正本清源，继往开来，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20日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关于传统文化精髓的“四个讲清楚”的重要讲话，从文化自信做起，牢固树立“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样我们就完全有把握、有信心建立起全球化背景下符合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进而为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扎实的哲学逻辑基础和理论创新依据。
溪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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