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的“三个轴线”与“三个层面”
——第14 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侧记
张 辉 杨艳琴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句法加工的神经认知研究”（项目编号：14AYY009）的部 分成果。
摘 要
基于2017年7月在爱沙尼亚举行的第14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的会议主旨发言与主题会场，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三个轴线”和“三个层面”为脉络，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以及国内参会学者的发言等多角度出发，在介绍会议主要内容的同时，对认知语言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强调多视角、多方法进行语言多样性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三个轴线；三个层面；多样性；多角度
1、引 言
第14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The 14th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或 ICLC-14）于2017年7月10日至14日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举行。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其中中国大陆的学者有20多名，本文第一作者参加了本次大会。大会展示了语言与认知研究领域中多个不同的视角和话题，其中视角包括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人类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等，话题包括语言的音位、形态、词汇、词组、句子和篇章等各个层次的研究。会议的主题是“语言多样性与认知语言学”，强调认知语言学的类型学视角，提倡认知语言学应该研究更多的语言，不应该只关注印欧语言，而是要多关注较少研究的语言，特别是不太知名的语言与语言家族。从大会主旨发言的安排和提交的论文摘要看，我们认为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符合认知语言学的“汇流证据”的原则（principle of converging evidence）。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三个轴线”、“三个层面”、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以及国内大陆学者的发言为脉络展开论述，力求结合本次大会的主旨发言与主题会场尽量展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Divjak, Levshina & Klavan（2016）指出，认知语言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其研究范围表现出三个轴线和三个层面。三个轴线反映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三个取向。这三个取向包括：（1）“还原论的”取向，这是认知语言学最初的取向，即把语言看作一个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与认知科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如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哲学等的界面关系。这一取向使认知语言学通过认知更全面完整地解释语言；（2）“社会的”取向，这一取向是最近10多年发展起来的，突显了语言的社会层面，把塑造语言的社会动力纳入到对语言结构的解释之中（Geeraerts, 2016; Schmid, 2016）；（3）“方法论的”挑战，认知语言学家面临许多研究方法的选择，包括内省法、实验方法和语料库的方法等。对先进定量技术的需求使得认知语言学面临被分割的危险，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定量的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但不应该过分强调，这样会忽视对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理论的建构（Langacker，2016）； 另一种观点认为方法论的多元化对验证理论的心理现实性有重要的作用（Milin, Divjak, Dimitrijevic & Baayen, 2016; Dabrowska, 2016）。
认知语言学研究还包括三个两极对立的层面：（1）“时间”的层面：共时与历时；（2）“语言多样性”的层面：一种语言与多种语言；（3）“模态”的层面：声音与手势。
在本次大会上，我们认为，所有的主旨发言、主题会场和一般会场都符合Divjak等人指出的三个轴线和三个层面的发展趋势。从“还原论”的轴线看，认知语言学坚守“认知承诺”（cognitive commitment），即他们认为对语言的解释应该与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人类认知是一致的。Divjak等人认为，目前对“认知承诺”有三种理解：认知合理性（cognitive plausibility）、认知现实（cognitive reality）与生物/神经现实（biological/neurological reality）（Divjak，Levshina & Klavan，2016）。
认知合理性是对“认知承诺”最早的解释。认知语言学的先驱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应该从认知科学那里得到洞察力，并指引通过内省方法所获得的关于语料的细致分析和考察。认知语言学提出的许多分析概念都可以在认知科学中找到证据，但到目前为止，认知科学中的证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如典型性（prototypes）和辐射范畴（radial category）等没有从认知科学中吸取更丰富的营养，而只是从Lakoff（1987）那里得到了二手的资料。有些分析概念如意象图式、凝固化（entrenchment）、心理空间和语义组构性等还缺少足够的心理学的证据（Divjak, Levshina & Klavan, 2016; Zhang, Yang, Gu & Ji, 2013; 张辉, 2016）。
对“认知承诺”另一种理解是，我们描写与解释语言知识表征与加工的方式应符合说话人思维中发生和表征的方式。例如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中提出的“构式”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它的表征方式是什么？认知识解中涉及哪些认知过程？本次会议的主旨发言中Divjak的演讲就涉及这一问题。
第三种对“认知承诺”的理解是，发现说话人大脑中语言知识及其使用的神经机制。张辉（2016）和Blumenthal-Dramé（2012, 2016）强调认知语言学与神经语言学深度接触是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之一，也是发现认知语言学的“认知现实”途径之一。在本次大会上，有不少学者使用EEG和fMRI技术研究与认知语言学分析概念有关的语言理解和加工方面的研究（请见下面的论述）。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社会的”取向）是近十几年以来才发展起来（Kristiansen & Dirven, 2008; Geeraerts, Kristiansen & Peirsman, 2010; Hart, 2010）。推动认知语言学产生社会转向的是语料库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语料库是说话人在某一具体情景中使用的言语，这些言语可以用语域、语类、方言等各种语言变体进行描写，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促进了认知语言学对社会的、地理的与方言变体的研究。这主要反映在认知社会语言学与批评认知语言学上（Kristiansen & Dirven, 2008; Geeraerts, Kistiansen & Peirsman, 2010; Chilton, 2004; Hart, 2010, 2014）。
Divjak等人（Divjak, Levshina & Klavan, 2016）指出，认知语言学的社会层面有两个方面：认知社会语言学与社会的认知语言学（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前者主要研究语言变体与认知表征，包括方言、语类与语域变体以及语言态度等。Geeraerts （2016）强调，社会符号学的承诺是对认知承诺的必要补充，即承诺我们对语言的解释符合语言作为社会符号工具的地位。而社会的认知语言学则强调在说话人与听话的层面上描写语言使用如何塑造语言知识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些机制根植于一般的社会认知能力如共同行动（joint action）和协调常规。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的这两个方向在本次大会都有一定的反映。
在方法论的轴线上，近十年来认知语言学阵营中出现了内省法与实证研究之间的争论。2008年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的“定量转向”（quantitative turn）。在2008年之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内省法的理论构建研究。认知语言学的“缔造者们”把主要精力用于建构各种不同的理论，如认知语法、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范畴化与构式语法等。2008年之后更多的研究开始使用语料库统计分析和心理实验的方法对各种不同的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有些学者开始担心，这些数量巨大的定量研究对语言本身和理论不够重视，出现了“实证帝国主义”的趋势（Langacker, 2016）。在本次大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定性与定量研究并存的现象，定性研究为定量的方法提供基础，引导定量研究寻找证据并运用定性研究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还反映在三个层面上，共时与历时层面、语言多样性层面和多模态层面（Divjak, Levshina & Klavan, 2016）。虽然Croft，Traugott和Hilpert等人呼吁大家要多进行基于历时语料的工作，但其实现在大多数的认知语言学研究都是共时的断面研究。目前历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法化、历时构式语法和历时认知音位学等。Nesset（2016）指出，认知语言学的“社会”与“定量”转向都为认知历史语言学提供契机。在本次大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历时的数量有所增加。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语言多样性，强调避免印欧语言的偏见，使用更多的语言建构语言类型上适合的理论。这一层面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词汇与语义方面的研究，Newman关于“eat”、“drink”等人类基本经验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语法方面的。Divjak等人指出，目前认知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之间的合作不够深入，这一现象也反映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摘要之中。
认知语言学比任何一个语言学流派都重视多模态的手势研究。有人称认知语言学与手势研究是天作之合（Divjak, Levshina & Klavan, 2016; Cienki, 2016）。首先，认知语法的整体架构反映了语言的符号功能，认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语义极与音位极结合的象征结构（symbolic structure）（Langacker, 2008）, 其中的音位极不仅包括音位，还包括手势。认知语言学的手势研究产生了研究多模态交际的新领域（Cienki, 2016）。另外多模态隐喻与转喻研究也是一个趋势（Forceville, 2008）。
2、认知语言学的“三个轴线”
大会的三个主旨发言主要反映了“三个轴线”中的“社会的”转向和“方法论的”调整。Dagmar Divjak博士的主旨发言强调语料库方法与认知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结合。她指出，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内省法和语料库统计模拟方法发现决定语言选择偏好的因素和规律，这些研究的结果都需要得到认知心理学实验的验证。
在其中一个个案研究中（Divjak, Dabrowska & Arppe, 2016），Divjak试图把从语料库得到的统计模型与该语言母语者的判断进行比较，以便验证语料库统计模型的心理现实性。她指出这一比较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结果。首先，语料库统计模型不如人的表现好，这说明这一模型丢失了某些东西，我们需要再回到数据中发现还有哪些预测因素没有包括进去，然后再进行测试。第二种结果是，这一统计模型与人的表现一样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如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心理现实性的模型，我们需要确认这一模型是否与说话人使用了同样的标准。如果这一模型与人的反应和判断一致，这个模型就是心理上现实的模型。第三种结果是，这个语料库统计模型比人表现得更好。在语言中没有一个模型会比人的表现更好，但随着技术和方法的改善，我们或许会设计出这样的模型。
Divjak研究的语言现象是六个意义类似的俄语动词，其意义相当于英语中的“try”（尝试）的意思，属于近似同义词（near-synonym）。Divjak使用了阿姆斯特丹语料库和俄语国家语料库，并对包括六个动词“try”的句子的形态、语义和句法特征进行人工标注。Divjak和Arppe（2013）使用这个语料库进行了多元逻辑回归模型预测动词的选择。然后Divjak使用认知心理学的强制选择任务（forced choice task）、模拟组群效应与个体差异以及可接受度评分对基于语料库的动词选择的概率进行了验证。在六个俄语类似同义词之间进行选择，Divjak和Arppe（2013）可以以47%的准确率预测在语料库中实际出现的动词，这一准确率是有点低，但与134个被试的判断相比，她发现这一结果与人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这一认知心理学的三个实证研究表明，基于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的语料库研究可以反映人的决断直觉，具有一定的心理现实性。
Nick Ellis也强调语料库和心理语言学实验方法的结合。他在其主旨发言中首先指出，作为心理学家，他的研究都是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知识和加工对频率很敏感，每次的加工过程都会影响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忽视使用分布的语言习得模式会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他认为语言习得就是学习构式，即形式与意义配对，而构式在语言社团的成员中是常规化的，并作为语言知识凝固于其头脑之中，我们通过参与交际习得构式，于是学习者的语言知识是学习者记忆中的所有言语与基于使用频率抽象出的规律在相互合作之中形成的。在语言中语法不可能与词汇分离、形式不能与意义分离、意义不可能与语境分离以及结构不可能与使用分离，他指出语言是一个浮现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他探讨了语言学习、认知和感知的决定因素，指出频率、意义的典型性、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相依性（contingency）、语言形式与意义的突显性（salience）、语言迁移以及注意力都会影响语言学习（包括母语学习与二语学习）。
Ellis在其发言中主要论述其团队对动词论元构式（verb argument constructions或VACs）的学习，包括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对这一构式的学习。他指出，有几个因素会影响到构式的可学习性（learnability）：（1）语义自展（Semantic bootstrapping），人们使用语义范畴引导意义与形式的配对，更细致的行为语义学引导了某一动词论元构式；（2）句法自展（Syntactical bootstrapping），句法分布信息对其语义提供了最初的提示；（3）使用频率；（4）形式与意义之间的相依性；（5）构式动词类符/形符的齐夫频率分布（Zipfian frequency distribution）,自然语言中的齐夫频率通过提供一个高频和意义典型的例子来优化语言学习，典型性和范畴的出现是典型例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N. Ellis还讲解了母语与二语学习中的使用（usage in learning）和语言加工中的使用（usage in mind）。分析在英语儿童引导性的言语（directed speech）与CHILDES语料库中动词论元构式的分析与动词的相依性，说明其构成成分是具有可选择性的。语言习得与英语儿童引导性的言语的发展是一致的，VAC的加工对使用的统计模式是敏感的，预测动词类型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1）VAC中动词频率，（2）VAC与动词之间的相依性以及（3）在VAC语义网络中动词的中心地位对语言习得有贡献。语言加工的实验也同时表明了同样的效应。在二语习得之中，除了以上的效应之外，二语学习者还受到母语迁移额外的影响，因此二语知识表现出二语与母语使用共同作用的效应（Ellis, Römer & O’Donnell, 2016）。
Laura A. Janda的主旨发言在认知语言学以使用为基础的框架下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俄语的语法范畴：体范畴。在俄语中，体范畴在动词形式上必须表达为完成体或非完成体（perfective or imperfective）。她首先指出俄语的体范畴看上去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两分法，实际上要搞清楚这一范畴需要多种方法。她从语义、形态、语法侧重（profile）与语境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于体的语义，完成体把情境描写为完事的事件，而未完成的动词把情境描写为正在进行或不断重复的过程。她指出这一区分过于简单，因为完成体与未完成体是复杂和多义的。她认为从离散固体物体作为来源域的隐喻映现为完成体提供认知理据，而从流体物质作为来源域的隐喻映现为未完成体提供认知理据。这一隐喻可以解释俄语体范畴几乎所有的用法，包括为表达礼貌和不礼貌的未完成体的用法。
在11个主题会场中，主题会场“人工制品和共同注意”（Artifacts and Joint Attention）强调了社会认知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共同注意指两个或多个人对某一事物加以注意，分享对该事物的兴趣，它是个体发展社会认知、获得社交技能的重要基础，对教学、学习、交流和合作等能力都至关重要，是人们学习指称事物的开始。人工制品作为共同注意的一种特殊对象，它的理解通常不需要注意上的分享。虽然认知语言学已经对人工制品在认知中的作用有了一些关注，但是相比其他共同注意中的场景或对象，人工制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组论文从多角度就人工制品在共同注意中的作用以及其对语言结构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意义进行了深入而系统地探讨。
主题会场“频率之外：儿童形态句法习得中的认知因素”探讨了决定儿童形态句法发展中的认知因素的作用。频率一直是用来解释认知语言学现象的重要因素，然而关于频率的意义及其与其他认知和语言因素的相互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语言元素的共现频率是否有心理现实依据？它是否能代替认知凸显、可预见性或类别大小等其他因素？这些问题仍待深究。虽然已经证实，频率会与形态复杂性和功能透明度等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但关于如何把这些互动应用于一语习得模型中，还有待深入讨论。语言频率本身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贯穿于近几十年的语言加工和习得研究中。如Gülzow & Gagarina（2007）对于频率在一语习得中的作用提出了正面和反面两种观点，Ambridge等人（2015）则对频率在习得（涉及到从词汇到语法等各个领域）中的突出作用进行了验证。
本主题会场旨在讨论频率效应研究现状及其在更大的背景下的研究，包括理论上、方法上和实证上的问题。本会议的六篇文章用实证方法研究了频率在形态句法习得不同领域中、跨语言中以及与多种认知和语言因素互动中的作用。如Ewa Dabrowska通过区分图式提取过程和程序化过程来探讨频率在习得中的作用；Laura E. de Ruiter等人研究频率和语义等其他因素对儿童理解复合句中状语从句语序的影响；Hans Basbøll等人研究频率和其他因素在丹麦语名词复数屈折变化习得中的相互作用；Elena Nicoladis & Zixia Jiang对比了汉－英双语儿童的语言输入和产出能力来说明认知能力可能会克服习得中频率带来的影响；Elisheva Shalmon 等人研究频率、熵（entropy）和功能性在希伯来语儿童介词初现和早期习得中的作用；Virvw-Anneli Vihman等人研究对比了频率和简单性（simplicity）对儿童概括爱沙尼亚语中名词词尾变化形式的影响。
主题会场“构建情绪事件”（Constructing Emotional Events）旨在更系统地研究情绪在构建事件中的作用及情绪事件在多种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出现方式。本组论文综合了认知语言学、语料库研究领域及心理学、话语分析和文化研究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是属于跨学科和多种方法融合的研究。虽然在事件识解中事件参与者、可能的施事、经验者、原因（causes）和其他角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情绪事件评估（appraisal）以及其他特性对事件的识解也非常重要。
本组论文用一种语言或多语言视角下的自然数据，来研究情绪事件种类的结构，包括隐喻和其他种类的象征语言的作用。本会议旨在阐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语言学表达中的事件识解如何对事件概念化尤其是对情绪成分的概念化进行指导。（2）侧面（profile）和射体/界标组合的选择和语言编码对意义构建程序如何产生不同的影响。（3）文化如何在事件识解中影响情绪的作用。
主题会场“参与式意义构建，社会文化的具身经验（socio-cultural embodiment）和语言学实践”则更强调意义构建中社会文化具身经验的作用。近来，具身互动的跨学科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社会生成论（social enactivism）、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研究、技能和师徒法（skills and apprenticeship）研究、共同注意的心理研究、婴儿-保姆共同调节（infant-caretaker co-regulation）研究、社会本体论和思想塑造（mind shaping）的哲学以及用动态系统的方法对社会互动的研究。这些研究共同的深层假设是：个体相互间的意义构建本质上是通过具身的、动态混合的方法实现的。其方法与认知语言学有潜在的相互作用，强调身体感知和动作的作用。
本主题中的研究可表明：新涌现的研究用动态的、生活的、参与者导向的角度研究具身。同时还出现了相应的新的方法论工具，如共同注意实验，微观民族志，（神经）现象学，或复杂度理论的时间序列分析等。认知语言学发展出了可靠的工具用于对语言加工中的感觉运动轨迹（sensorimotor traces）进行研究，对演讲、修辞学、范畴化、空间语言及其他领域的意象进行描述性分析，以解释生活经验如何通过社会文化的表现来预示概念及语言的众多的其他方面。此外，基于使用的方法（usage-based approaches）受到欢迎，也使得对自然对话语境的研究日益受到更多关注。本主题会场旨在统一术语、汇合方法及创造一个可以让研究群体之间进行跨领域合作的环境。生成的、与互动关联的、动态导向的研究可以从认知语言学很多潜在观点受益。反过来，认知语言学也从那些研究中汲取了新的工具和观点。
3、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层面”
在主旨发言中，Asifa Majid和John Newman在其研究中使用了多种语言，尤其是大家不太了解的语言，强调语言多样性在认知语言学中的作用，这也符合本次大会的主题。Majid指出，语言在感知中至少征用一些同样的表征。听觉、味觉、触觉与视觉的语义加工激活负责编码这些感知的脑区。听到词汇“kick, pick, lick”，人们会激活运动感知皮层相应的脑区，而跑步、切割与说话的动词则是使用与相关的身体部位活动相关的脑区。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身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所限制和塑造，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所有语言在表达感知时都一样了。Majid首先讨论了关于颜色的表达，她指出，虽然颜色客观上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频谱，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数量的颜色词。例如蓝色与绿色的界线并不是感知所设定的，而是语言强加于感知之上的。有些语言如越南语只使用一个颜色词表示蓝与绿。颜色词的跨语言的变异是来自何方？Majid认为可能来自不同的制造颜色的技术。每种文化都有不同的制造颜色的技术，这些技术使人们必须命名颜色，这就使人们必须区分不同的颜色，总之不同的文化如制造颜色的技术是区分不同颜色的理据。
关于声音，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有不同的方式谈论声音，例如在谈话声音大与小的时候，荷兰人谈论高和低的声音而说波斯语的人则是薄与厚的声音。不同的谈话声音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感知。Majid还讨论了表示气味的词。西方语言如菏兰语和英语中描写气味的词汇很少，他们在描写气味时通常使用气味所来来源的物体如某种花的香味，而马来西亚的海族人（Jahai）有12至15个专门描述气味的词汇。这一现象是不同文化导致的而不是我们生物属性导致的。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自然环境造成了在表达气味上的巨大差异。Majid最后指出，通过以上的几个个案研究，我们可以深入思考语言、思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John Newman讨论了反映人们最基本经验的“eat, drink”、“give, take”和“stand, sit, lie”等动词的分析。他首先指出语言研究需要有两个承诺，一个是语言承诺（linguistic commitment）,即语言学的任何承诺都要以语言为中心。另一个是经验承诺（experientialist commitment）,即语言研究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 语言研究要以人的基本的经验为出发点。 Newman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他对“eat, drink”动词的研究。他指出，动词“eat, drink”反映了人的基本需求，因为人需要摄取食物和饮品而生存，除了基本需求之外，这些行为所反映的另一个层面是吃与喝是件快乐的经历，所摄取的东西可以改变人们的心理状态，如愉悦和喝醉等。Newman在报告后半段主要讨论了“吃”与“喝”的隐喻拓展（extension）。他指出，“吃”的隐喻拓展可以基于以下几点：“吃”的完成式、“吃”事件的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内部化是指把某一物体纳入个人的领域，就像吃东西就是把食物从身体之外纳入口中进入体内。所以在汉语里我们会说“这块地不吃水”）、食物的消失或消灭、心理折磨和感知或毁灭（例如汉语中会说“食言”，英语中有“eat one’s words”等）。总之，“吃”与“喝”虽然是人们的最基本的经验，但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概念，每个方面都会涉及语言活动的不同的方面，导致不同的形态句法和语义的范畴及其不同的隐喻拓展。
主题会场“反讽的多样性”关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以及个别语言内的研究，包括讽刺类型、模态、媒介以及范围方面的多样性。讨论主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情景反讽与言语反讽，手势反讽及其他非言语反讽的用法与加工(理解、解释、鉴别等)，演讲、文本、影像、计算机辅助交际和其他应用反讽的地方，从亚词汇到说话、结构和更广泛语篇等其他反讽领域，以及描述性和理论性的研究。
反讽是思想和交际潜在的重要模式，本会议重点探究和论证多样性领域中“反讽”的共性和差异，以增加对反讽的理解。此外，会议鼓励从多种角度研究反讽所有的潜在类型，以探究反讽的潜在原因、动机、原理或者其他根源现象。从语言的其他修辞形式角度研究反讽，也可以深入地探究反讽的基础和形象性（figurativeness）。本组论文从跨语言、跨文化、跨多模态、跨媒介、跨理论和学科方法、跨方法论运作和跨修辞手段等角度研究反讽的多样性。
本会议从深层次考虑了很多问题，如：成功的或不太成功的反讽结构的特征和最佳革新（optimal innovation）如何与政治话语和政治漫画中的反讽平行？考虑到规约反讽使用的不同文化规范或道德观念，什么样的有效参数会影响多模态反讽？语调和其他多模态是如何促进反讽识解的？与其他修辞手段混合的反讽与反讽疲劳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主题会场“半抽象的构式：语言多样性、变异和语境”（Constructions at the Mid-level of Abstraction: Linguistic Diversity, Variation and Context）旨在研究不同语言中具有部分生成能力的构式。基于使用的（usage-based）语言学认为图示模式是从重复并相似的个体使用事件中提取的。一般认为，说话者在提取的中级层面已存储了很多由图式材料和词汇材料组成的混合模式。这些模式在说话者用自己的语言组织自己知识（如语言的呈现、习得、加工和变化）的时候起着重要作用。本主题会场认为这些模式的使用更多依赖于词汇－语法模式而不是传统上对词汇与语法或单词与图式进行区分的模式。
先前，大部分词汇－语法研究都是基于一种语言（种类），且大部分是书面语。大部分词汇－语法研究仅关注单词和图式的共现，忽视了手势的、互动的或其他来自语言使用多模态本质的线索。现在，认知语言学日益关注语言内的变化和语言多样性，跨语言的搭配构式分析（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开始流行，这两点在本主题会场上都得到体现。
本主题会场与普通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正流行的语境重构相呼应，旨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供一个完全基于使用的视角。宏观层面：研究词汇－语法模式在使用、对更抽象结构的习得和变化等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语言范畴在不同语言和语言变体中跨时间、跨空间和跨话语模态的作用。微观层面：研究与词汇－语法模式的使用有关的概念的、文化的、多模态的、互动的以及其他的信息，并展现说话者知识的多维度特点。
主题会场“语言中路径编码的多样性”（Diversity of Path Coding in Language）讨论不同语言中路径编码的差异。路径指空间运动中移动物体的运动轨迹，一直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本主题会议从类型学角度考察语言表达中的动作路径。本组共有9篇论文，包含14种语言的最新实证数据，首次从理论和应用两个角度和以下三个互补的维度出发讨论语言多样性视角下路径的概念和编码：（1）不同类型学中的多样性。如Raphael Berthele研究法－德双语者在运动表达中的路径成分来揭示路径在跨界描述中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Kiyoko Eguchi & Anna Bordilovskaya研究运动事件中俄语动词前缀和匈牙利语前动词在使用上的功能相似性和不同点，Iraide Ibarretxe-Antuñano等人则详细调查了罗曼语系中七种不同语言路径编码中的差异；（2）不同路径概念中编码模式的多样化。如Yo Matsumoto & Haiyan Xia以英语、日语和汉语为研究对象讨论可视性和运动目的对指示动词使用的影响，Takahiro MORITA 实证研究了空间指示语在日语和法语中的表达方式，Kiyoko Takahashi 通过研究汉语和泰语中的致使移动表达来探讨复杂事件中形式统一和概念一致的相关性，Yuko Yoshinari等人通过研究意大利语、日语和英语中多个路径的编码模式来探讨路径凸显性在运动事件表达中的作用；（3）从语言习得（一语习得和二语习得）和路径词汇化翻译等应用角度考虑路径。如una Filipovic & Alberto Hijazo-Gascón研究了指示语的跨语言差异及其对二语习得和运动事件词汇化翻译的影响，Miho Mano & Yuko Yoshinari通过调查英-日和日-英二语学习者对运动事件的描述来探讨二语习得中的路径学习。
主题会场“手势和手语中的具体性（Specificity）和抽象性（Schematicity）”属于“三个层面”中的多模态研究。认知语法把具体性和抽象性当作基本的语义概念，两者的关系是渐进式的，关注的是情景被特征化时所达到的精确和细节程度。这种关系影响词汇指称的不同形式并把这些形式按等级排列。从具体性到图示性的连续统表示词汇意义被成功语法化的过程。
本主题会议探讨具体性和图示性如何在手语和口语的手势中展开。两者被认为在手语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它们是否在伴语手势（cospeech gesture）中有重要作用，这一问题还未得到系统的研究。McNeill认为手语的意义与手势的意义有本质上的不同，从手势到手语没有真的连续统，只有基本符号上的差别（McNeill, 2000: 5）。本主题会议则认为，具体性和图示性的不同表示伴语手势的不同意义，这在伴语手势的规约化过程中尤其明显，这一观点在以下论文中都有体现：如Jana Bressem对身体语言中的重复进行了探讨和区分，并从具身角度对形式和定义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程度给出解释；Terry Janzen等人以美国手语和爱尔兰手语中比较级的手势空间为研究对象，对语法系统中是否存在手势成分进行研究并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式化(schematicization)进行解释等。
4、认知语言学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
Langacker的主旨发言题目是“功能与组装”（Function and Assemblies）,从认知语法的角度探讨语言功能与组合这一老问题，并对此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他的报告延续其一贯的风格，运用内省法拓展认知语法的理论覆盖面。Langacker的报告分为五个部分，它们分别是（1）结构与功能，（2）架构（Architecture），（3）组合与成分（Grouping and Constituency）与（4）构式。
本次大会也有一些主题会场旨在拓展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解释空间。例如，认知语言学在其研究中多数关注语义现象，很少关注音位。主题会场“认知语言学中的音系学”认为音系学也是概念化的。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重新思考了音系学，但是相比其他领域，音系学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得到的关注远远不够。本专题会议旨在促进认知语言学框架下对音系学的讨论和研究，所收集的论文主要关注特定语言或广义语言（口语或手语）中音系学的作用或从认知或功能语言学视角考虑音系学问题，它们包括范畴化和原型效应，象征性单位和结构的音系，基于使用方面的音系，音系单位的语音动机、社会语言学动机及文化动机，音系相似性，以及音系学和其他手势交流或非语言交流的关系。
本次大会还有一些会场关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应用。主题会场“叙事话语中的时间和观点”关注在叙事话语中起重要作用的两个方面：时间和观点。叙事话语结构复杂，能将事物的时间点、叙事者的时间点和读者的时间点三者联系起来。时间参照可以和这些时间点中的任何一个联系起来，因此当叙事随时间展开时，会有不同的观点被凸显和混合，因而针对这两个概念就发展出两个既紧密相连又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
早先的研究已对叙事中时间和观点的语言学呈现之间的互动做了初步探索。比如，时态变化和时间副词预示着时间框架和观点的转变（Sanders, 2010）；时态选择影响叙述者和人物之间观点上的时间距离，过去时态比现在时态有更大的距离感（Dancygier, 2012）。相反，自由间接话语的文体表现形式（stylistic device）通过把过去时态（叙述者的时间点）与时间副词now（人物的时间点）相结合使叙述者与人物的观点混合在一起（Nikiforidou, 2012）。所有这些语言学结构调节着叙述者、人物和读者观点之间的动态结合（dynamic alignment），从而更改了读者对于叙述时间的连续和回归（progression and regression）的认知表达。
主题会场“指称和认知”运用认知语言学解释指称的问题。指称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之一，用来把说话人、听话人和谈到的实体（物质的或精神的）联系起来。只有当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在特定时间关注同一实体，他们间的交流才能成功，语言上这种交流的实现通常需要应用多种指称手段，如人称性和指示性代词、名词短语和专有名称。本研讨会从认知角度探讨不同语言中的指称手段，重点关注人类的认知能力（如对空间和时间的范畴化、注意和记忆等）如何影响指称手段的使用，或反过来，基于指称手段的使用来研究人类的认知。会议囊括了实证性和观察性的研究，来调查话语中和物质世界中指称实体的手段。指称的边缘情形（borderline cases），即话语或物质世界中指称手段的应用不能明确区分的情形，也是关注点之一。
本主题会场的论文主要通过语言内的和跨语言的数据来揭示指称手段及其使用语境的多样性本质，如Marja Etelämäki和Marja-Liisa Helasvuo & Karita Suomalainen分别研究了认知对芬兰语指示性代词和人称代词的作用；Katri Priiki和Anna Vatanen 等人则就芬兰语中较特殊的指称表达（tota total, toi noin）或结构（se että）的意义实现和结构建立的过程进行了探讨；Helen Hint 等人、Maria Reile 以及 Riddle Elizabeth 都以三种语言为研究对象讨论指称语的跨语言表达差异，并从认知角度给出解释。
5、中国大陆学者的发言
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大陆学者有大约25人，主要是来自上海、南京、重庆、大连、广州和杭州等高校的学者，他们的发言基本上可以反映大陆学者研究的现状。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束定芳教授作了题为“非字面语言解释中的隐喻抢先性”的发言，他认为，在非字面语言理解中，隐喻解释比转喻要优先，因为把一个人视为“花”，在没有提示语境下，我们首先想到此人很漂亮。而如果在某一特殊的语境下，“花”也可以用作转喻，例如在《水浒传》中，花是燕青的外号，因为他总是在其口袋里带一朵花。为了搞清在语言理解中隐喻解释是否是默认的，他做了两个调查进行验证，最后揭示隐喻解释在非字面的语境中会被自动地激活，而转喻解释则需要更多的语境和文化背景知识、也更依赖于语境。
南京师范大学张辉教授在其发言“理解汉语幽默：一次ERP研究”中运用ERP技术探讨了高低幽默感的人如何理解与加工汉语幽默的，发现高低幽默感的人在幽默理解中存在不同的加工机制。依据台湾学者设计的考察感的调查问卷把被试分为高低两种被试，刺激语料包括30个笑话，30个非笑话以及60个填充语料，被试的实验任务是对句子做真假判断。就行为数据而言，高幽默感的被试在判断准确率和反应时上都比低幽默感的表现要更好。在ERP数据上，高幽默感的被试诱发了较明显的N400和P600，表明在加工中出现前后两个框架的转换和重新分析（Coulson, 200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低幽默感的被试在加工笑话时，没有诱发出明显的和可靠的ERP效应。高低幽默感的被试表现出不同的脑电反应。
文旭参加了主题会场“反语的多样性”并做了发言，他讨论了对汉语中言语解释的认知识解机制。王义娜的发言“汉语话语中句末‘的’作为话题增强性的标记”详细分析句子“小小小孩子也哭了，手脚乱舞的。”在此句中“手脚乱舞的”具有一种话题增强的作用。张炜炜的发言“与对政府命名策略相关的因素：使用分类树和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的探索研究”集中讨论四种不同的对“政府”的命名策略，如使用首都、国家、政府官邸或字面义词组。通过统计方法，她的发言试图研究（a）大陆的汉语发展出与中国台湾不同的命名偏好；（b）是否有多种因素会对命名策略产生影响。
其它参加中国大陆学者周榕、陈宏俊、王慧丽和詹宏伟等也做了发言或海报展示。总之，就研究方法而言，大陆学者也使用语料库、心理实验和内省法等多种方法对汉语和英语中的各类现象进行了研究，但总体而言使用的方法都比较单一，很少使用多种方法的结合深入探讨问题。就研究内容而言，大陆学者只局限于语言结构和功能本体研究，很少涉及语言的社会层面、语言与多模态相互作用以及在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的语言多样性。研究的“轴线”和“层面”都比较单一，与国际上的研究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今后国内大陆学者应该加强认知语言学的“三个轴线”和“三个层面”的研究，多视角、多方法进行语言多样性的研究。
本文来源：《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张辉，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与神经语言学。
杨艳琴，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神经语言学、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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