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俊
Commencement的意思是“启始”，就是学习的开始，也是事业的开始。学习的开始是终生学习的开始，“活到老，学到老”，你毕业后要更好地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才能学得更多，这些都是学习，所以叫作Commencement。
如何学习这个问题，同学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得到一些体验，那是不是各方面都学到了呢？不一定。各人家庭不同，社会经验也不同，在学习上的体验也会不同。３０年前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有位教授，是澳大利亚的首席电子显微镜专家，他带着全家来中国休假，一行五人：爸，妈，１４岁、１２岁的两个姐姐，８岁的弟弟。他爸住在我们这儿，每天上班。由于我们那儿没有办公室，所以只好在电子显微室旁边腾出一间小屋子，里面放了一张办公桌，这位父亲每天就在那儿办公。我们的许多同学就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他对任何问题都不拒绝。他觉得他到中国来休假，需要了解中国，希望与中国学生接触，建立中澳友谊。如果他不坐在那儿上班，他就对不起澳大利亚的纳税人。这是他的敬业精神的表现。孩子的两个姐姐和妈妈都在学中文，她们想要了解中国；弟弟年龄小，借了一副乒乓球拍学打球，结果弄丢了一块。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像我们所想的父母出钱买一块就完了，而是由姐姐主持家庭会议，父母在旁边充当顾问，来讨论这事应如何解决。讨论的结果自然是买一块来赔，但谁出钱呢？你自己弄丢的当然得你自己想法出钱去买。于是小孩就挖空心思想法挣钱买球拍，他首先想自己会做些什么——他们这些父母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外国父母从孩子们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的谋生之道。若某一天父母不幸突然去世，我们的孩子就没法了，不过我们中国的亲戚家属观念浓厚，孩子们总会有人照顾，而外国的孩子们就会想办法去谋生。于是这个孩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招待所大门口摆了个地摊，帮司机擦汽车，一次两毛钱，最后赚了２０元钱。赔了球拍以后，还剩下１２元钱，怎么处置呢？于是又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姐姐认为这钱应属公有，因为这钱是你擦车人家给的。孩子自己也说他其实并未擦够１００辆车，别人见他可怜，每次都给了一元钱，所以这不属于合法劳动所得，应予充公。不久以后，他们要回去，才发现球拍在床底下。现在这球拍属于谁呢？又开了第三次家庭会议。大家认为这拍子应当充公，算作小孩捐献给大家的用品，因而把旧球拍又交还给了我们的招待所。这是很好的家庭教育，是公德教育也是人文素质教育。后来他们到牛津大学，当时正值英国的中学生作文竞赛，孩子的姐姐就以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获得了全英的特等作文奖。
我发现我们的教育与外国的有所不同，我们的教育常在无形中完成。我不知在座的同学有多少进过幼儿园，有多少人做过抢板凳的游戏１０人抢９个位置。我常问，这是资本主义教育还是社会主义教育？我们常常说，如果未坐着凳子的同学腿不好，或老师的身体不好，你让座，那是雷锋精神；如果你坐在那儿不动，那肯定是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精神。但这种抢板凳的游戏又培养了孩子们的一种什么精神呢？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澳大利亚的那一家对孩子是很好的教育，自己挣钱，严守纪律，而且又培养了孩子的组织能力和讨论问题的能力。我们现今的大学生基本上都缺乏组织能力，今后到社会上也会缺乏这一点。梁漱溟先生曾说，东方民族是礼仪之邦，但在成人中却有些不足，这不足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公共观念比较缺乏，如乱扔果皮纸屑等，就是说社会公德比较差；第二是守法精神不够；第三就是缺乏组织能力。这些情况在大学里面也存在，所以有知识的人素质并不一定高，没有能力而只有知识也很难发挥社会作用。如果素质不高，就算有知识、有能力，也可能偶尔会搞出点成果，但危险性就更大了，因为偷东西的水平也比别人高了。
面对２１世纪，我们的学习任务更重。因为２１世纪是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纪。世界虽有一段间歇的和平，但总的说来，局部战争始终未停，竞争也仍然激烈。柯达公司与我国几乎所有的彩色胶片公司合作，唯独只有保定的乐凯公司没有。柯达公司准备投１０亿美元到我国建厂，决心消灭掉所有的国产彩色胶卷，然后就可以摆架子了。这不仅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政治、军事的竞争。所以我们不能只是靠引进然后照做，而必须自己研制。
北京化工学院、清华大学都对毕业生进行过调查，发现５年之内换工作的、改行的至少有５０％。所以在学校里学得过窄，肯定没有好处。从国内来看，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每个工厂、科研单位就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人才也须适应市场的需要。社会需要的是那种有较宽的知识面、较扎实的基础及各方面的能力较强的人才。所以经济体制转轨后，社会对研究生、大学生的要求也在不断改变。现在不太注重专业对口，每一个人在一生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工作，美国人平均是５次，就是说一个人对社会要有高度的适应性。我曾经问冶金部部长，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说，专业课要现代化，要对专业的现代发展有深入的了解，但不必讲得太细。最主要的还是要打好基础。基础要雄厚，知识面要宽，能力要强，素质要高。专业课学多了用处不大，将来不知道你会干什么。我说，可不是你今天当了部长，早知道你会当部长，我当时就应该办一个部长专业。可我们办不了，没有教师。我自己没当过部长，教师当中也没有谁当过部长。而且，即使我办了个部长专业，你今天也肯定当不了部长。就是让部长来教部长专业，我看，那个学部长专业的，如果没有创新精神的话，他肯定当不了部长。所以，不能只是一味地讲专业对口。教育部现在提出来，培养的学生要有高度的适应性。这样，就要搞教学改革。教学改革，对课程只能减，不能加，要把没用的重复的东西，都给删去。对毕业生的调查表明，学生一是认为学习最重要的东西是基础理论，二是认为专业知识的用处甚微，另外换工作的也较频繁。这就要求毕业生在社会上既要发挥螺丝钉的作用，但这个螺丝钉最好是万能螺丝钉，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２１世纪的竞争是创造性的竞争，这就要求要有扎实的基础，以不变应万变。我对新来的研究生说：一个工厂要出合格的产品，首先其原料必须合格，这是毋容置疑的。你想做合格的研究生，你进来时这块料就必须是合格的。那么你们是不是合格呢？当然你们是经过严格的考试考进来的，当然合格。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现在要进行本科教学改革，这就说明本科教育是不合格的，而你恰恰是在不合格的本科教育下完成大学学业的，所以，你这块材料还有些不足。因此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要你把这块不合格的料改造成２１世纪的合格产品。这不仅指知识、业务，而且还指素质和能力。所以，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其次，要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否则，你就不可能有创新。第三是合作和团队精神，组织能力，领导与被领导的能力。第四是卓越的口才和书面表达能力，比如英语，不能每天就只背、记，更重要的要写、要用。我们现在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练，不实验。有一次我们请了美国的一位姓卢的教授来参观我们的物理实验室，他看完后觉得很不错，然后就问我们有多少次实验。一位教师回答说有１８次实验。这够多了。不过我们的时间太少，只做了８个。卢教授说：“我们有２４个实验，只做两个。”回来后我问教师们有何感受，他们说：“其实外国的水平和我们也差不多，他们只做两个实验，而我们做了８个。”我认为我们的水平同别人的水平相差２４倍。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老师先讲了实验，并由老师安排，让你去做实验，去验证，这就使学生根本不是在自己学习。所以我跟一位工程院院士、博导说，带研究生应像牧羊人一样。牧羊人需要找出一块水草很肥的地方，并要有一只带头羊，然后才能放牧，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让羊被狼吃掉，或掉下悬崖被摔死。现在教授都是自己割下草来喂羊，而不是在牧羊，羊不会自己找草吃。所以这说明要学会自学，培养自学能力。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呢？很重要一条，首先要察看自己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正。我们培养的学生到底有哪些长处和不足？长处就不多说了，这里主要讲一下弱点与不足。
第一是专业过细过窄。现在教改的方向就是要拓宽专业口径。因为知识面一窄，就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工科的。科学研究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一个问题，然后找出规律，是认识自然的。工程师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工程师是在模糊条件下工作的。所谓模糊条件，比如说，你要修长江大桥，你要了解水位，还要了解风力，水位是变化的，风力可能是大风，也可能是龙卷风。这些都是测不准的。你要考虑这些不确定的、模糊因素的综合影响，然后你再做出不够确切的估计，做出模糊的决策，做出设计，且这个设计不能出差错，要确保安全。你看，这够困难吧？现在，由于受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工程的安全系数是越来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讲，工程师比科学家要难得多。所以，工程师必须有宽广的知识，知识面不能太窄。
第二是学习不巩固。现在许多老师上课都用自己写的教材，他讲的内容比教材的要少，同学们在课本上重要地方划上红线，以便在考前重点记忆。我们那儿每门课考试之前都停课三天，我想大概就是想让学生在这三天之内背教材。要是学生把基本原理都搞懂了，那还要那三天做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像中学考大学那样，连续考三天呢所以未经过深入思考的知识，学后必然忘。我曾问毕业班的学生：“你们学过哪些课程？对这些课程有什么样的评论？”他们笑着不回答。我说：“我给你们总结一下看对与否。你们上的这些课程都似曾相识。”他们笑了，直点头。造成这种状况，有很多原因，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课堂上必须都讲懂。只有中国，是必须当堂讲懂，所以必然下课就忘。有位博士生出国，今天下飞机，明天就考试，门门考试都得了优，把美国人吓一跳，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但最后给他一个课题他就不知如何办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英国剑桥大学有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一共培养了七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几十个皇家学会会员。在他手下读博士学位，能见他五次就不错了。第一面，他先看你是不是块好原料。行了，他告知你，搞核物理有那些问题，你自己去找书看。然后，你提出个计划，跟他商量。他认可了，你回去做实验。等你实验做过了，数据、题目都出来了，你找他谈。他认可了，然后就找人来，给你找碴，挑毛病。最后，你再与他讨论，他认可了，你就可以答辩了。他就是这样带博士生的。我们的老师管得非常紧，反而培养不出好学生。这样做，许多东西就没有搞透，也不深入。过去说，学而习之，现在是学而不习。所以中国的教育是想在课堂上把什么都教懂，结果课后必然什么也不懂。
第三点是能力差，缺乏实际的训练，动手能力差，观察能力差，自学能力差。苹果机发明人找了一个叫sully的人，是哈佛大学管理系毕业的。他以前是搞饮料销售的，干得不错。他到苹果机公司后，很快就把该公司经营搞起来了。他后来写了一本传记叫《从糖水到苹果》，其中有一段谈到，他最受益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在剑桥和牛津大学，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和促进一个人的发展，发展其智力，好奇心，而不是像美国大学那样，无究无尽地讲课。我看这本传记时就想，如果美国的教师都是无穷无尽地讲课。那我们这儿实在是无法描述了。再一个问题就是交流能力、合作精神、团队精神差。我们现在的大课题都是单干户，所以大学里要发展合作精神。剑桥大学每个系甚至学校都有公共地方让大家互相交流讨论。中国向来是以单干为主，如打麻将、踢毽子等，而外国人打篮球、桥牌、足球，都是集体性的，很有团队精神。所以现在许多比较优秀的有成绩的毕业生在大学里基本上都做过学生干部，因为那培养了他的合作精神、团队精神、组织能力。要提倡学生一入大学就搞科研，甚至在小学就搞科研。我曾碰到一位华裔夫妇，他们的小孩才小学四年级，抱着一大堆书，问她干嘛，她说她确定了一个科研题目，父母不能帮忙。她研究什么问题呢？她研究盐鸭蛋的腌制问题。鸭蛋是越腌越咸，重量也随之增大，但鸭蛋还往水面上漂，她就研究腌蛋的时间和盐的重量关系。于是她就每天都称盐和蛋的重量，测出鸭蛋上浮的高度，最后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数据图。她把数据图拿到班上去作报告，然后大家讨论。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盐进入了鸭蛋，蛋的重量大了，反而往上漂？后来就有人发现，是空气进去了。可空气又是从哪里进去的？鸭蛋又没有窟窿，这就启发了她的思考。外国大学里搞课题，不只让同班同学搞，而是要找不同专业的学生来一起搞，他们从小就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
第四点是理工学生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素质薄弱，对国情、历史了解甚少，经济、法律知识缺乏。学工的学生毕业后要在社会中同人交往，不懂经济、法律是不行的。
第五是心理素质较差，经不起考验、打击、挫折，自信心差。
第六是创新能力差。我们的教育从来都是传授知识，只能背老师讲过的、书本上有的知识，不能越雷池一步。老师考试也是考自己讲过的知识，而讲过的知识都是书本上有的。书本写得好，可以培养你的思维和创造能力；若写得不好，就只能教有限的知识。所以学生还得自己去学。循规蹈矩就只能是模仿而就不会有超越，学校的教育既可以激发创造力，又可以扼杀创造力。所以专业知识过窄，不可能有创造性；书本学得多不一定就有创造性。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就没有创造能力呢？不是。我们古代不是有很多重大发明吗？至少有十个问鼎世界的重大发明。第一是水稻的栽培，第二是蚕丝的发明，第三是瓷器，第四是生铁的发明，第五是中药的发明，第六是套马骑马的技术，再加上四大发明，就是十大发明了。不过创造能力要靠细心的观察和认真的工作，不然就会失去创造，所以细心观察很重要。我们现在老说投入不够，设备差。好像科研就只是要设备，要钱。我们可以举许多博士论文没花什么钱就做得非常精巧的。如何设计好实验，关键是要有思想。再一点就要当机立断，拿得起，放得下。另外，工科学生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工程意识，脑子里没有生产之弦、经济之弦、市场之弦，所以搞出来的东西没有用。
未来２１世纪不是谁都能在其中得到发展的，而只能是那些肯为其付出代价的、勤奋努力的学生。
（摘自《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三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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