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又到一年高考时高考，这个伴随中国几代人的人生命题，如今迎来了她的而立之年。

　　今天，许多人内心都认为，他们的人生，是从邓小平复出真正开始的。

　　尽管27年过去，他们仍习惯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个泥瓦匠”，“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赤脚医生”……话里的身份可以无尽地更替，不变的是话中的追忆、感激，甚至有“假如”的后怕：

　　假如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没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没有“臭老九”的正名。

　　幸好，假设没有成为现实。

　　一切真实地在历史上发生着，1977年7月，在北京，已被打倒过3次的邓小平再次复出。

　　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水平全面倒退，人心不稳。虽然戎马一生，这一战，对73岁高龄的邓小平来是说，仍是一场硬仗。此时，邓小平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技和教育着手。”这是从反右风波、大炼钢铁以及张铁生的白卷中，得到的认识。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而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稿，会前就引起争议。邓小平推翻了盛行多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改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而有人提出异议，“毛主席讲知识分子要团结要教育改造，你们为什么不讲？”

　　工作人员询问邓小平，有关讲稿内容要不要修改。邓小平语气坚定，“一个字都不要改。”

　　在科学大会上，面对数千的科技工作者，邓小平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不是一句空话，也绝非贸然断言。多年后，当人们无数次提起那次大会时，给了它另一个名字———“科技的春天。”

　　接着，邓小平理顺了内在逻辑关系：发展经济，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而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则是1977年的那场著名的考试。

　　这年冬天，在邓小平的亲自布置下，570万人走进高考考场，而此前，这种选拔读书人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

　　由此，中国读书人有了改变命运的公平机会。

　　在历史的节点，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代甚至几代人。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恰好就是那个人。

　　这是中国人和中国经济的幸运。

　　１９７７年的开学典礼，邓小平脱稿讲话科学家掌声不断

　　“他说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脱离了讲稿，声音高亢，话音一落，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26年过去了，如今，著名化学家徐光宪院士还记得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的那句话。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徐光宪和北京大学30多名科研工作者到了人民大会堂。

　　到场后，他们就在会场中间找到了座位等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入会，当时的与会者几乎都是身着黄蓝两色中山装。开幕式上，邓小平在主席台上一出现，场下掌声雷动。

　　徐光宪依稀记得小平同志开场白是：“现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

　　邓小平的讲话是非常朴实的，他在开幕式上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要承认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第二，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已经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符合“又红又专”的要求，成为革命知识分子；

　　第三，科技部门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书记抓大方向，同时做好后勤保障。

　　大会开了13天，共有6000多人参加。

　　大会结束时，向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颁发了奖状，徐光宪的稀土萃取研究中心在获奖集体之列。

　　两次科学家座谈会，结束紧张气氛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走出那场浩劫的阴影。徐光宪说，开完会后，科技工作者心里都有数了，松了一口气，认为到了好好干一番事的时候了。

　　“但大家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断，都没有做过多的谈论，因为那个时候的言论还是有所顾忌的。”徐光宪说，但科学大会后的两次科学家座谈，结束了这种紧张气氛。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邓小平又组织了30名科学家在中南海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这一次徐光宪没有参加，但他还是通过其他的与会科学家，知道了座谈会的大致内容。

　　在会上，邓小平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时任中科院长春光技所所长的王大珩先生就提出，在光技所里，有很多科学家都被当成特务、反动派来对待、迫害，影响了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

　　邓小平很快就表示要对肇事者进行审查。此人当时是军队的一名团长，他被查处后，很多科学家都出了一口气。

　　这次会后，中央又于1978年下半年组织徐光宪等科学家，在友谊宾馆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小平同志没有参加。

　　当时中科院应化所一负责人，在座谈会上向大家作了道歉。这位负责人在文革期间，对包括徐光宪在内的科学家进行了一些不实指控。

　　科学大会后，迎来科学的春天

　　“这两次座谈会之后，科学界才真正算是有了活跃、自由的民主空气。”徐光宪说，“都是全国科学大会开了个好头。”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大家都受到了鼓舞，干劲更足，感觉是科学的春天来了。”

　　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异常用功。

　　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第一批新生、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在老师辅导下做基础物理实验

　　从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至今已近30年。对于千百万高考经历者来说，在许多人的心中，都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它成为千百万人命运的转折点，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上世纪70年代：高考史上的特例

　　十年文革，让中国和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1977年，停顿10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多少青年奔走相告，为之欢呼雀跃。当年的12月11日-13日，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1978年7月，又有610 万人进入考场。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是高考史上的特例。

　　经历了动荡坎坷，深知国情的青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从教室到图书馆，从早到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用功。而学生之间的年龄和阅历也相差很多，这无疑形成了一种可喜的竞争氛围。

　　上世纪80年代：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

　　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开始渐渐流行的时代，又是一个被人誉为“文化复兴”的时代。高考已经如常进行，成了中国内地高中生必经的人生洗礼和重要考试。考得好的，将有成为“社会栋梁”、享受国家分配的权利，没考好的，进不了大学的象牙塔，也将有另外的一种出路。但无论如何，在上世纪80年代学子心中，高考，依旧是非常重要的考试，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有限的学习名额，用“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来形容80年代的高考考生，毫不过分。

　　上世纪90年代：分化的高考

　　上世纪的90年代初，高考依旧神圣无比，对人生前途的影响也显得尤其大。1994年，全国 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以前国家发生活费相当于“国家干部”的大学生身份从此要自己掏钱读书。“3+2”高考模式的开始，使得很多高中的备考方案随着改变。到九十年代中后期，

　　1999年对于许多考生和家长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扩招、实行“3+X”的高考模式、考后填报志愿等新政同时实行。那是高校在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扩招，此举大大扩展了高等教育的受众面，但也引发了关于“教育质量下降，大学文凭是否贬值”的激烈争论。

　　2006年高考

　　本世纪：大踏步地改革

　　2000年后的高考，其参与者是这个时代最年轻的一批人——80后，他们对于高考的思考已经突破传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却不可避免地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他们怀疑应试教育和高考的效益，抗拒应试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仍要被高考指挥着生活和学习。在竞争日益激烈、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考上好的大学，至少是本科，已经成为这代人人生起点的先决条件。

　　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娱乐众多的时代。他们的高考已不再是在日日做题中度过，他们不但活在老师、辅导班、高考的指挥下，更是在竞争的现实和年轻浮躁的心理中，寻求玩乐和学习的平衡，在高度娱乐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高考已完全不同于任何时代，独显出特有的群体个性。

　　在社会的呼声中，高考也大踏步地改革，从扩招到资助招生，从新课程到标准分，从大综合到小综合，高考在素质和减负中寻求平衡。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入学。

　　故事1

　　景山学校写信恳请小平题词

　　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写下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题词送到了学校。次日，“三个面向”的内容传遍了全国。

　　21年后，景山学校当年的校长、目前74岁的贺鸿琛，接受了记者采访，讲起了那段历史。

　　“学习了党的十二大文件和邓小平的讲话后，联想到邓小平对教育、对景山的支持，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请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教育改革的方向。”

　　1983年9月7日，景山学校以全校师生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敬爱的小平同志，亲爱的邓爷爷……在盛大节日的前夕，我们提出一个恳求，就是希望您老人家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第二天，这封信发出了。

　　信发出的第三天上午，贺鸿琛刚上班，“邓办”就派人将题词送到了学校。

　　学校立即于当天上午召开教师大会，会议邀请了中宣部、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的领导和各大媒体的记者参加。

　　9月11日，各大媒体将邓小平的题词向社会发布。

　　“没想到小平同志那么快就给我们题词了。”贺鸿琛说。

　　“现在大多媒体在宣传报道中都说，小平同志是1983年的国庆节给景山学校题词的，其实，小平的题词是当年9月9日写的，是在落款上写了‘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几个字。”

　　小平是9月9日题的词，为什么落款是国庆节？现为中国教育学会理事的贺鸿琛教授认为，“国庆节是全国人民的节日，邓小平希望通过这个节日把他对教育的设计，告诉全国。”

　　故事2

　　18岁插队 21岁高考 36岁下海

　　商立军说自己的人生是每十年一次巨变，他总结自己的成功就是听党的话，跟着大势走。

　　从下乡知青到大学生，从工程师到下海办工厂，商立军的人生几乎印证了新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每一次变革。

　　1975年，18岁的商立军从北京三中毕业，被安排在延庆县康庄公社大丰营大队插队。

　　他说，1976年赶上的事特别多，好多人苦着脸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怎么办。商立军也迷茫，村里人看他是城里人，他想回城却没有途径。

　　“那时我就感觉有一场变革正在逼近。”商立军说。

　　1977年7月，商立军的一名中学老师写信给他，说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让他提早准备。商立军给很多同学写信告知此事。

　　从7月往后，每个月都在变化，全北京城的年轻人争相传抄那篇《科技的春天》，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

　　那年，商立军插队的地方20个知青，只有商立军一人报名。可是那年，商立军离分数线差了20分。

　　补习老师家坐满高考学生。

　　1978年，商立军向生产队请了三个月假，回城再考。

　　在邻里的建议下，母亲把商立军带到了一对教师夫妇家中。当时，这对教师夫妇家中已收了近40名准备高考的学生，屋里屋外都坐满了学生，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这两位老师女的教化学，男的教物理，白天他们在学校讲课，晚上在家讲课，顺带还讲讲语文、数学等别的科目。

　　据说，这个免费的辅导班里，那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化学分都特别高。

　　商立军说，当时像这对夫妇一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难以形容当时的社会气氛，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只要肯学，谁都会免费提供帮助。

　　这一年，商立军考入西南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

　　科研专利换来20万挖到第一桶金

　　1982年7月，商立军分配至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在别人眼里，商立军不管是在收入、住房以及个人发展，都比较顺。可是参加工作后的第11年，商立军下海了。这一年，他刚刚当上工程师。

　　“1992年，小平同志去南巡了，我随后也去了，我在深圳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回来后我就辞职了。”商立军是带着科研专利下的海，他用这个小专利换来了联想集团20万元的投资，也换来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商立军现在工厂生产的产品，几乎都与化学有关，他说他一直很感谢那个高考前辅导他化学的女老师。

　　商立军说自己的人生是每十年一次巨变，成功经验就是听党的话，跟着大势走。

　　按照商立军自己的考察，七七、七八、七九这“新三届学人”目前主要分布在五大领域：政府机关（很多人做到了部级）、学者、国营企业的管理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国后学有所成的海归派、下海经商者（大部分是在1992年后下的海）。

　　“我们是很沉稳的一代，经历复杂，所以我们更懂得感恩，懂得付出。”商立军说。

　　■相关数据

　　●29∶1

　　1977年冬，高考制度恢复，570万人从车间里、从军队里、从农田中，走进了改变命运的考场，招生比例29∶1.

　　这批大学生后来有了一个历史色彩浓烈的特定称谓“七七级”。

　　●100亿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提出了“863计划”。

　　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马上就组织了200多位专家，讨论“863计划”，党中央很快作了决定，拨款100亿元人民币，来实现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70万人

　　据教育部公布，自1978年至2003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70.0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达17.28万人。

　　目前仍在外的52.74万留学人员中，共有35.66万人仍在国外进行学习、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登。

　　●100万元

　　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设立。

　　邓小平的亲属按照他的遗愿，把邓小平生前的全部稿费100万元捐献出来，用于鼓励青少年的科技创新。